唐德剛《五四新文化》:胡適「科學實驗室」裡的紅學與佛學

唐德剛《五四新文化》:胡適「科學實驗室」裡的紅學與佛學
梁實秋(左)與胡適(右)在中央研究院|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可惜的是,胡適談佛,永遠就只能談其五分之二,他這個實用主義者,對那個不實用的五分之三,他也就不信、不修、不悟了……。

文:唐德剛

〈民主先生與自由男神(下)〉

(前略)

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是兩個階段

至於胡派文學史觀呢?不才便常向文藝界的友好諫言,文藝史是不能和社會轉型史、社會經濟史分開來讀的。我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我們的社會政治結構(socio-political structure),兩千年來,在基本性質上未變也。所以我國傳統文學(也可說是士大夫的文學吧!)雖然工具大變,形式大變,而內容不變、性質不變,作者讀者,亦不變也。這便是胡老師所說的,文學的變遷史,便是文學工具的變遷史了,他老人家沒有說錯也。只是他這套理論,在今日就必須加以「修正」了,因為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的結構,從鴉片戰前的千年不變,發展到鴉片戰後的十年一變,轉型期間,一變百變,國家和社會大變而特變,文學的內容、形式、讀者、作者都隨之大變特變,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學,就變得面目全非了。一部現代文學史,就不再是一部現代文學工具的變遷史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再看看西洋文學史,西洋文學在中古時期,被教會控制了,原也是個沒出息的文學。可是到十四、五世紀以後,西歐的城市中產階級逐漸興起,讀者作者都出於城市中產階級,各族群、各大城市中,如倫敦、巴黎、羅馬,以城市中產階級為背景的方言文學之崛起,尤其是小說和戲曲,就如野火之燎原了。

我們中國,現代文學之崛起,尤其是白話小說之普及,也有其大同小異之社會經濟背景,胡適說吳敬梓「一時高興」了,寫了一部《儒林外史》,曹雪芹也「一時高興」,寫了一部《紅樓夢》。這些話就不對了,須知《紅樓夢》和《儒林外史》,非曹吳二人「一時高興」之作也。他們是受社會經濟學上的「供需律」(Law of Supply & Demand)支配的。在十八世紀初中期,東南中國的商業城市,如蘇州、揚州、南京、杭州等等,逐漸興起,製造了一批城市中產階級,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有其精神上的需要,讀小說蔚成一時風氣,有才氣的作家,像吳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和曹雪芹(?~一七六四)兩個同時同地,卻未嘗謀面的天才作家,先後受到當地、當時小說熱的鼓勵,才開始執筆寫作的。這才是《紅樓夢》和《儒林外史》出現的社會背景呢!哪是無中生有,「一時高興」才寫出來這兩部不朽底名著的呢?英國文學裡的名作家,像查理.狄更斯(一八一二~一八七○),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名作家,也是受當年倫敦市民底小說熱的鼓勵,才大量生產的。他底名作也不是一時高興之作也。

總之,文學轉型原是社會轉型,一轉百轉的一部分,它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科目之一。只是當胡適輩第一代啟蒙大師們,在二十世紀初年,向西方引進學理時,現代的社會科學還在萌芽階段,因此他們所「引進」的學理,主要的還限於十九世紀西方的「人文科學」,其內涵與二十世紀中期才蓬勃起來的「現代社會科學」,還有其一大段距離呢!這是時代設限,不可強求於胡適那一輩的啟蒙先賢也。

五四以後,繼這批第一代啟蒙大師之後,而向西方繼續引進學理的,馬列一派的社會主義者,不幸的他們又受了德國的「普魯士絕對主義者」(The Prussian Absolutists)的影響,把社會科學上許多概念,尤其是「階級」這一概念絕對化了。而更不幸的,這個絕對化又和後來社會革命運動纏在一起,就變成政治「教條」(dogmatism)了。而最不幸的,這些教條又被濫用了,而弄得(尤其在中蘇兩國)幾千萬人頭滾滾,中國的白面書生,像胡適派裡面的那些學人,就更是望而卻步了。因噎廢食,他們因此對啥鳥社會經濟學、啥鳥「概念化」等等「旁門左道」,也就碰也不敢碰了。這也是我國近代文化史上,政治和學術捲在一起,涇渭難分底可悲的後果啊!而這一悲劇的演出,像毛澤東這樣小學國文教員出身,強不知以為知的暴君和殺人犯,所作的孽,實在太大了。國運、族運如斯,也是轉型期避免不了的浩劫吧!夫復何言?

論「文言文」與「古漢語」

再談談上列第七項,胡適對古典文學與考據的是非。中共在五十年代清算胡適期間,他們就把文言文定名為「古漢語」。當我把這一學術消息提供給他時,胡公並無異辭,而我這個反對程門立雪的助理,卻深不以為然。中共黨裡的文教幹部(毛澤東除外),其實真是胡適白話派的孝子賢孫。他們都絕對忠實於胡適嫡傳的白話文的「八不主義」,認為文言文是死文字,所以定名為「古」漢語,以其有別於「今漢語」或「現代漢語」也。不才小可,當時就同胡老師辯論,我認為在中國文化裡,是「語」、「文」有別的。「語」是語言、白話、語體文,「文」是文,不能用作「語」。中國自古以來,也未嘗有任何人,曾用「文言」來說話的。

(筆者附註:只有近代少數西方漢學家,他們專攻古典和文言,不會說白話,偶然與中國人交談,才之乎也者一番,聽來十分可笑。那也是中國語文史上,唯一使用文言談話的人。他們是西方漢學家,而非孔子、孟子或歐陽修、蘇東坡也。中國古人並不用文言對談,所以把文言「文」,叫做古漢「語」,實在與事實不符,並有點欠通。)

但是中國的語與文之間,卻界限模糊,說起話來可以七扭八拉,文白夾雜,隨心所欲,像毛澤東「講話」就是如此的,聽來甚是過癮。這就是所謂「語」了。孫中山的「遺囑」和蔣介石的「訓辭」,就不然了。孫中山遺囑的作者汪精衛是個才子、文章家。您讀他那篇由「必須」、「務須」、「尤須」三須連串起來的「總理遺囑」,是多麼好的一篇散文,置諸《昭明文選》和《古文觀止》之中,都是一篇擲地有聲的一流傑作。這就是所謂「文」了。蔣介石訓辭的捉刀人陳布雷,也是個文章家,所以蔣公訓辭也有許多文言好文章,例如筆者幼年所讀,至今仍能背誦的什麼「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又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都是極好的文言駢文。用「八不主義」翻成白話文,就沒那麼鏗鏘有力了。

秦孝儀先生畢竟是晚輩,在古文方面的訓練,就沒有汪陳二位的火候了。所以他替蔣老總統所代撰的那篇遺囑,就沒「國父遺囑」那樣的情文並茂了。寫好古文要幾十年的功夫呢!朋友,您能小視我們的唐宋八大家、和現代的嚴復、章士釗、林琴南?再者,胡適做駐美大使期間,向重慶所發的數十通密電,一律都是用文言寫的。或問白話文老祖宗,為何不用白話?胡大使微笑說,電報費太貴,用文言可替國家省幾文。戰時能替國家「省幾文」的文字,老兄,您怎能咒罵它老人家是死文字呢?所幸的是,現在我們可以用FAX電傳了,文言白話電傳價錢差不多,否則人民共和國的大使們,不通古文,想替國家「省幾文」,也就省不掉。

「考據癖」又是啥回事?

至於考據這項學問,胡師告我,他之所以學習到西方現代科學的考據學,最後居然影響他一生治學的基本功,實是他在康乃爾大學讀大學本科時,翻讀《大英百科全書》偶爾翻到的。仔細揣摩之後,他開始覺得他底鄉前輩戴東原(一七二三~一七七七)等乾嘉學派所使用的訓詁學、考證學,也是很接近西學的「科學方法」,因而他對自己本土的「徽學」,也刮目相看。從此便養成了跟隨他一輩子的「考據癖」。

這種考據癖,在胡適學裡也就是他大師自己所說的「拿繡花針的功夫」,在西方寫博士論文的術語,就叫做exhaustive research或纖芥不遺的搜根研究。胡適第一號大弟子傅斯年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是也。一個學人一旦掌握了這項功夫,那真是「天下把式打一半」,可怕之極。因為上自獨夫、皇帝、總統,下至立監國大代、和尚、尼姑、店東、警長、關長,都很少有人知道天下有這套功夫之存在。他們往往違背事實,隨便說話,自以為無從查考也。不幸碰著了胡適師徒,「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來搜根一下,一切就真相畢露了。

佛教界極有名望的虛雲老和尚,就因隨便說了一句,他老人家的父親,原是清末潮州府的「二府」,多事的胡適就把清末的《潮州府志》,翻出來一查,卻並無老和尚所說的記載,因為二府是朝廷命官,地方志上都有詳細紀錄的,老和尚可能是幼年時聽家人之誤傳,而沒有加以核實也。

其實這種exhaustive research在西方警察學上也叫做detective work(偵探術)。把偵探術用在學術上,就是考證學了。二戰後有一本很風行的小說叫做《金陵春夢》,其中有許多關於奉化蔣家的故事,都被許多讀者信以為真。解放後經過一番實際的exhaustive research已證明其非是。今日海內外書市中,仍有金陵春夢一類的稗官野史在四處流行,真偽之間在將來史家的exhaustive research之下,自會真相大白於天下也。胡適說歷史家要替人辯冤白謗,辯冤白謗最大的武器,莫過於他所終身服膺的考據學了。

考據學只是輔助科學

不過上節已約略言之,胡適那一輩的啟蒙學人,所引進的並自詡為科學方法的考據學,比和他早了一個世紀的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的原則,幾乎是完全相同的,那便是為考據而考據。考據是對一項可疑的歷史事實,搜其根,而識其真偽。但是考據的下一步,又是個什麼樣的學問呢?由於時代設限,他們就未遑多問了。這就較近數十年來,才飛躍發展的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要顯得落後了,因為考據學本身只是一種「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為考據而考據,在學術研究上,只是為人作嫁,這也就是康有為所說的「數百年來的無用之學」。

當時在哈佛大學擔任講座教授的胡適派學人楊聯陞博士,便是一位治輔助科學的巨擘。余曾親聞之於胡楊對話,楊說,他的治學的程序是:一年寫一篇「考據文章」,十年便可合編之為一本考據鉅著了。事聞於另一位嚴肅的史家,他竟直評楊氏之學為「雕蟲小技」。這就是為考據而考據的傳統史學,和當前的社會科學、行為科學分野之所在了。考據只是輔助科學,而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則另有其更進一步的研究目標也。

胡適之先生那一派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為方法的傳統「考據學」,和現代社會科學就是一宗現代學術的前後兩段了。而胡楊師徒畢竟是向西方輸入引進學理的第一代師徒,後代學術史家,固不能苛求於先行者。只是後輩史家如不能衝出老師輩的框框,學術也就無法前進了。

科學實驗室裡的紅學與佛學

可是考據學畢竟是任何史家,都應該掌握的一項「基本功」。古人所謂「無徵不信」,也就是胡適常說的「科學實驗室的方法」。有三分證據就說五分話,總歸不能列為信史。因此胡適把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方法」施之於他對「紅學」和「佛學」(特別是對禪宗史)的研究,也就使他高居該兩項學問的巔峰,蔚成一代的權威了。

胡適治紅學,遺下問題一籮筐。例如他說曹寅父子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花錢的絲綢「採購官」,不才小子我的看法正相反。我認為曹寅父子是清皇族派到江南,控制絲綢工業,為皇室撈銀子,搞國營企業的「絲官」。胡適對《石頭記》這一書名的解釋,還是傳統的頑石成精的看法。洋紅學家史景遷則認為《石頭記》是暗示,「石頭城裡的故事」,也是個胡適所未嘗想到的新鮮的解釋。一籮筐問題是說不盡的。但是誰也不能動搖胡適在「新紅學」裡「祖師爺」的地位。

顯然的是受了他自己「輸入學理」的影響,胡適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位把舊小說當成一種正式學問來研究的學者。他把傳統的一攤稗官野史的胡說,放入「科學實驗室」裡,認真的研究起來,而帶動了「新紅學」的出現。因而他也就變成「新紅學」的祠堂裡的第一面祖宗牌位,這是當今和今後任何中國文化史家所無法否定的。「田舍翁得此已足」。「紅學」是今日中國的一門顯學,論者千萬人,筆者本人的謬論亦多,就不想再說了;也不必多說了。總之,胡適之與紅學,也是為考據而考據的。在治紅學和曹學方面,朋友,我倒覺得胡老師為考據而考據,是一種務實的研究。《紅樓夢》畢竟只是一部小說嘛,你硬說他有什麼「人民性」、「藝術性」、「階級性」、「三個世界」、「兩個世界」……你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嘛,帽子隨你戴,戴多了就難免於牽強附會。以牽強附會來整人、鬥人,就反不如胡老師底老實點好也。

至於佛學、禪學,這基本上是一種反科學、反理性的宗教,你硬要把這種反科學的東西,放到科學實驗室裡去實驗之,豈不是自討苦吃呢?筆者不學,便常說搞宗教有五字訣:信、修、悟、學、史,其重點則在前三者,信仰、修行和悟道。把一個宗教當成「學問」來研究;當成一門「學術史」來研究,本來就是「吠非其樹」(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胡文公和韓文公(愈)一樣,反佛反了一輩子,但是二人都反吃了大虧。韓文公在「夕貶潮陽路八千」之後,竟然跑到潮州去大「祭」其鱷魚。我倒要起老韓於地下而問之,我公既然反佛,那麼「祭鱷魚」,又算個啥名堂呢?

胡文公也反佛反了一輩子,想不到被和尚倒打一耙,他底中古哲學史也就寫不下去了。因為他把佛學史,尤其是禪宗史,也當成「中國思想史」的一部門來寫,那就寫不盡了。為著解決一個神會和尚,他就忙了一輩子,從中國忙到法國(去查敦煌經卷),還是解決不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因而也就只好半途而廢了。但是胡適是個絕頂聰明之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為此他卻歪打正著,而做起了一位禪學專家,和禪宗史專家了。

可惜的是,胡適談佛,永遠就只能談其五分之二,他這個實用主義者,對那個不實用的五分之三,他也就不信、不修、不悟了……。小說書中有個故事,說蘇東坡和一個聰明的小歌妓朝雲「參禪」,這小姑娘十分聰明,對答如流,直至蘇學士問她:「收場如何呢?」朝雲答不出了,東坡乃代答之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朝雲大「悟」,乃削髮為尼。這顯然是為佛教宣傳的小故事,但是它也簡單的說出什麼叫做「悟」。這也就是胡學中所缺乏的了。

二○○○年十一月五日於美國新澤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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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五四新文化》,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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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德剛

本書為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和二○二○年的唐德剛教授百歲誕辰而特別出版。

編寫民國通史是唐教授的宏願,生前修訂的該書大綱曾列入「五四運動篇」,惜因晚年多病,未能如願完成。唐先生認為,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是由現代化轉型運動的各個階段組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其中的一大洪峰巨浪,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五四與歷來由政治活動家所推動的其他歷史階段有所不同,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到如今還一直是我們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

唐德剛教授是歷史學家,也是文學家。本書正編收「唐文」二十四篇。唐先生以秉筆直書的立場,史家和行家的角度,深刻精闢的見解,亦荘亦諧、通俗易懂的絕妙文筆,概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一代宗師胡適定位,檢討新文學的發展和困境,談述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戲曲。

唐先生的詩詞和他的文章一樣,明白如話,幽默感人,而又充滿歷史感。本書附錄的詩詞鈔是「唐詩」的首次結集,共收舊體詩詞一六○首,新詩二十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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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