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如何理解「國家神道」與殖民地統治？

文：駒込武

從同化主義到極權主義

接下來，本節將探討極權主義的問題與種族主義、同化主義的問題群具有什麼關係？

首先應該確認，在本書脈絡中，同化主義指的是殖民地統治的方式之一。此即相對於採取階段性承認自治的方式，在難以公然實行殖民地統治的時代情境下，採行逐漸將殖民地定位為「國內」之一部分的方式。事實上同化主義一詞，雖然經常被引用為與內地延長主義——在制度上與內地統一——具有相同意涵，但僅就台灣的教育而言，做為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主義並未得到貫徹。

當時在教育制度方面，台灣與內地有以下重要差別：一、初等教育不適用義務制；二、公立中等學校的學生人數在比例上限定為內地的十分之一左右；三、不適用以救濟私立學校為目的之指定校制度的措施。在此前提下，相較於內地人，台灣人因為在提升社會地位的競爭當中被置於極其不利的地位，最終導致身為統治者集團的內地人與身為被統治者集團的台灣人兩者之間的隔絕得到維持，並且形成如下的體制結構：台灣人若想提升社會地位而從事白領工作，則必須委身於孤立化與政治性規訓——其實這就是同化主義的實質內容。換言之，某個集團不可能完整轉變為另一個集團，讓該集團成員各自孤立是其前提，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極權主義之所以成立，即是基於採取暴力性威嚇這樣的恐怖行動，以強制上述意義下的孤立化與政治性規訓。舉例來說，在台灣，1920年代同化主義所採取的方式，是以「提升社會地位」這塊強力磁鐵來吸引少數鐵砂；但相對於此，1930 年代極權主義所採取的措施，則可比擬如下：將整堆土塊以濾網過篩，使其粉碎至相互無法連結的程度。「台灣人」的自治性空間遭到破壞，而相互陷入孤絕的人們先被迫分散後，再逐漸被納入戰時總動員的體制當中。

關於極權主義的另一新意，則是向內地的擴大。當時，因為在殖民地先行出現的同化主義此一封閉場域被擴大至內地，且隨之逐漸將內地也納入封閉場域的範圍中，於是使得內地同樣因恐怖行動而造成自由空間的縮小，對國家「有用」之人的死亡則被選出且被賦予神聖性，成為被「合祀」於靖國神社的「英靈」。

然而，這樣的論述並不代表殖民地的情況與內地的情況相同。誠如本書第十章所述，即使只拿同志社與長老教中學相較，也可看出兩者不同。由於前者的經營管理體制是由日本人掌握，加上在政界、財界、言論界等接近日本帝國中樞的領域也存在學校的支持者。因此雖然存在攻擊的作用力，但同時也存在另一股壓制攻擊的作用力。這與長老教中學般的殖民地基督教系學校僅單方面持續遭受攻擊壓力的情形截然不同。

此外，在殖民地中強制孤立化與政治性規訓的壓力同時也帶有種族主義的實踐性質。或者應該說，「殖民地」即是種族主義的實踐空間。此意義下的種族主義，具有兩種不同的模式。

一是在將台灣人視為集團（集合體）處理後予以差別待遇——此即以往的實踐方式。例如在攻擊運動的壓力中，長老教中學的理事長、校長或舍監均被認為「非內地人不可」。儘管內地人當中其實既有「耶穌」也有「左派」（共產主義者），但當時的氛圍使這點遭到漠視，而變成只要是內地人，任誰都好。這是基於種族不同這種假想式的差異來實踐排除異民族。

另一種模式，則是首先認知到對象是具備專有名詞的個人，在此前提下，只要稍微發覺有偏離「日本人」之政治性規訓傾向，即以如「清國奴就是這樣才不行」般的話語加以辱罵。回顧前述，攻擊長老教中學運動的開端，乃是起自上村一仁教務主任對林茂生「說出不該說出口的話」。此一證言便顯示在當地居民中相對獲得較高社會地位的少數人士，正是被種族主義視為絕佳攻擊目標。

隨時間發展，種族主義的上述兩種模式各自在其內部矛盾漸次加深的情況下受到了強化。關於這點，筆者將藉Takashi Fujitani的研究進行梳理。

Fujitani以亞洲太平洋戰爭期間，在美之日裔美國人的軍事動員與殖民地朝鮮的朝鮮人軍事動員為例說明：不論美國政府或是日本政府，都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敵人」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因此積極認可日裔美國人或朝鮮人加入軍隊，以藉此強調自身並未施行種族主義歧視的政策。那麼，美國人或日本人均非種族主義者嗎？ Fujitani以Étienne Balibar的定義為據，將種族主義分為「粗暴的種族主義」（vulgar racism）與「殷勤的種族主義」（polite racism）兩種概念。

前者特徵為：強調排除、從自然理解差異，及否定同化的可能性，對周遭人群的健康或福祉漠不關心；後者特徵則在於強調統合、從文化主義理解差異，及肯定同化的可能性，對周遭人群的健康或福祉保有最低限度的關心。關於後者「殷勤的人種主義」之實踐，傅柯所謂「生命－政治」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例就是在戰爭時期的集中營中，所舉行、要求日系人「同意」宣誓對美忠誠並拿起武器的「儀式」。事實上，所謂「殷勤的人種主義」下之從屬化，即是如上述般「自我統治之統治」（governing of self-governing）的實踐；換句話說，就是一種引導「自由且有責任的主體」按照自身欲望和意志，做出「正確」選擇的權力作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