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馬思維》:在「功績制度」限額下,卓越總是個負和遊戲

《黑馬思維》:在「功績制度」限額下,卓越總是個負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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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我們以為功績制度只有這種形式,但實則不然,這只是一種初階的功績制度,以十九世紀末的思考、計算和價值觀為本。但我們能夠想像以二十一世紀對才能的觀念為本,打造出新的制度。

文:陶德・羅斯(Todd Rose)、奧吉・歐格斯(Ogi Ogas)

功績制度:人才選擇的限額系統

我們通常把人才選擇的限額系統稱為功績制度(meritocracy)。這字眼很響亮,意指體制是依其功績給予機會,認真努力與具有才能的人便能夠爬上頂端。現在你知道並非如此。你也許認真努力,但不符體制的模子,再努力也是徒勞無功。且由於人才限額的關係,很多人空有才能卻困在底層。

如果我們用的字眼是「才能特權制度」(talent aristocracy)而非功績制度,也許會更有警覺。諷刺的是,當初發明「功績制度」這個詞的人正有此用意。一九五八年,英國社會學家楊格(Michael Young)寫下《功績制度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當時英國流行以考試選擇人才的標準化系統,但楊格並不認同,於是借用「貴族制度」(aristocracy)這個用語,發明了「功績制度」一詞,予以嘲弄和批評。他寫道:「在這個現代社會,憑靠出身的貴族悄悄轉變為憑藉才能的貴族。」

然而這個標籤偏偏被他想譴責的對象給翻轉了。學界、商界和官員開始沾沾自喜地宣揚這個詞,以「功績制度」稱呼他們正在打造的制度。這種曲解很順理成章,雖然楊格想以「功績制度」(merit-ocracy)暗示「貴族制度」(arist-ocracy),但多數人只聽到「功績」而已。「功績制度」好像代表了公正和平等,上面的人可以傲然宣稱自己是在讓制度變得更好——原本是依據特權,如今則是依據才能,連社會裡最低微卑下的人都能夠得到機會,功成名就,發光發熱。

「功績制度」的擁護者堅稱這個新系統會找出人才,加以培育,最能促進社會的卓越。然而採取武斷限額的體制並非真正的功績制度,而是限額制度。

而在限額制度下,卓越總是個負和遊戲。

限額制度下的「負和遊戲」

網球、相撲和雙陸棋都是「零和遊戲」的例子。這名詞出自賽局理論,意指一個人的得乃是另一個人的失。我贏,你就輸;你贏,我就輸——此即零和遊戲。

如果在限額制度下,有五十%的贏家和五十%的輸家(例如五十%的申請者獲得錄取,另外五十%未獲得錄取),就可以說是零和遊戲。在熱切往上爬的人之中,半數有機會成就卓越,半數則沒有。贏家或輸家是誰並不重要,重點是只要有一個人得以發揮潛能,就有另一個人無法發揮潛能。

然而現實世界的限額制度不是這樣。

現實世界中,贏家只是寥寥少數,大多數人都淪為輸家,一將功成萬骨枯。在耶魯大學,每一位成功錄取的申請者,背後有十五位被刷掉的申請者。在史丹佛醫學院,每一位成功錄取的申請者,背後有四十二位被刷掉的申請者。一位成功拿到羅德獎學金的申請者,背後更有著幾百位落選的申請者。在限額制度的窄門前,我成就卓越的機會是靠你的犧牲——還有你家人、朋友和鄰居的犧牲。

在限額制度下,許多人的機會被犧牲掉了,用以成就少數人的機會。這比零和遊戲還糟,堪稱是負和遊戲

只要體制不成比例地把教育機會交給寥寥少數人,我們就得永遠面對負和遊戲。遵守標準化協定的社會無疑就是如此:

超過半數的人沒有機會充分實現潛能。

常春藤盟校提供這社會最好的機會,每年錄取將近一萬五千名新鮮人,但這表示有另外二百二十萬位學生(占九十九%)沒有錄取。頂尖名校的學生占人口總數之少,甚至低於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和俄羅斯在貴族制度黃金時代的貴族。我們大多數人只能滿足於平庸的人生(由限額制度判定),好讓一小撮佼佼者錄取耶魯、哈佛或是普林斯頓,享有美國社會裡大部分的機會。我們其他人只能撿剩下的。的確,限額制度確保社會有一定人數的耀眼明星——但不會是你。

麥考蜜珂是中輟生,在速食連鎖店領取微薄工資;卡蘿茲讀普普通通的大學,進醫院做低薪工作;蘿潔絲是中輟生,進了生醫工廠的生產線。但限額制度跟我們說,我們不必關心麥考蜜珂、卡蘿茲和蘿潔絲的困境,她們就是技不如人,活該淪落。要是她們有點真功夫的話,自該爬上頂端。

如果得到最好機會的人,在客觀上實力了得,我們大概能容忍這個負和遊戲。但只要大學是以等分點在衡量才能,那麼就不僅欠缺客觀標準,而且必然會面臨腐化。

特權:功績制度的腐化

在美國,功績制度的腐化從「校友子女優待」這點清楚可見。所有美國頂尖名校都以家世背景錄取許多學生。以多所常春藤盟校為例,一般申請者的錄取率是十一%到十七%,校友子女的錄取率卻是三十%到四十%。哈佛大學校友子女的錄取率甚至是其他申請者的六倍。

這不是「功績」制度,這是「特權」制度。

然而腐化之處不只如此。各家大學對才能抱持著相似的判準,所以持續爭搶學生「人才」,主要方法是靠亮眼設備,興建體育館、餐廳、具旅館櫃檯服務的宿舍,還有其他種種硬體設施。這都不是為了作育英才,而是為了吸引學生。提升設備所費不貲,所以大學成天四處找錢。

其中一個增加收入的方法,是錄取願意付出更高學費的學生,而非更有才能的學生。近年來,各大學喜歡收別州的學生,原因就在於他們比本州的學生更肯付錢。一項二○一六年針對加州大學系統的審計報告指出,加州大學各分校「刻意錄取數千名更肯付錢的他州或外國學生,而非錄取加州本地學生」。許多州立大學陷入無止盡的搶錢行動,置本應服務的當地於不顧。

在限額制度下,不缺錢的學校無可避免地看重血統,缺錢的學校則唯利是圖。只要大學仍實施武斷的限額制度,採用自我定義的錄取標準,有家產或家世的學生永遠比我們其他人占有優勢。

「才能等分點」真切應驗了喬治.歐威爾小說《動物農莊》裡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限額制度最多只是半套功績制度,介於真正的功績制度和貴族制度之間。才能和努力確實是優勢——前提是才能的鋸齒狀特性要契合體制的模子。不過你想爬上階梯還真不見得需要才能和努力,只需要有家世或家產就行。數代以來,多數普羅大眾接受階梯中間的位置,眼巴巴看著不怎麼樣的人如同搭了快速電梯,扶搖直上,心中不禁感到憤慨或苦澀。在限額制度下,我們注定永遠陷在爭奪機會的「飢餓遊戲」中,無從超脫,窄門後面的位子永遠少於需求。

雖然我們以為功績制度只有這種形式,但實則不然,這只是一種初階的功績制度,以十九世紀末的思考、計算和價值觀為本。但我們能夠想像以二十一世紀對才能的觀念為本,打造出新的制度。

直到不久之前,限額制度仍是務實可行的最佳制度。但現在已非如此。

我們能有更好制度的時刻終於到了。

個人化時代來臨,我們首次真的有機會改弦易轍

上個世紀,很多人察覺標準化人才培育系統的不足,並為此感到沉痛不已。美國心理學家兼教育家杜威、英國數學家兼哲學家羅素、義大利醫生兼教育家蒙特梭利、美國工運領袖龔帕斯,以及美國教育學者布魯姆,紛紛炮轟標準化的工作和學習。許多藝文界人士也抨擊標準化時代,包括小說家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勞瑞(《記憶傳承人》)和品瓊(《萬有引力之虹》)等,還有《巴西》和《駭客任務》三部曲等電影,都列舉了社會對人心的諸般摧殘,並批評社會不該把個人視為麻煩。

然而他們都提不出替代方案。

自標準化時代以降,反標準化的批評跟反戰差不多:譴責箇中顯而易見的邪惡,呼籲立即拋開,卻沒具體說明應該要怎麼做。綜觀二十世紀,你可以拿邱吉爾那句談民主的名言形容標準化:「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比其他存在過的制度都要來得好。」先前我們無從指望改革限額制度,因為沒有改革所需的經濟、科學和科技條件。

但個人化時代來臨,我們首次真的有機會改弦易轍。

目前我們通常把個人化聯想到iPhone、臉書和隨選視訊,這類發明讓我們更容易表現自己,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依個人喜好量身打造。然而個人化真正的願景遠不只如此。我們能從負和遊戲走向正和遊戲,從原本的太陽繞地球轉,進展為地球繞太陽轉。

個人化時代來臨,我們能打造一個使機會更加公平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你還是必須靠自己掙得成功,但人人都有機會,而不是符合體制偏好的人才有機會。在這個系統裡,你更能實現自我。我們終於首次得以建立名符其實的功績制度。

一個民主的功績制度。

我們需要新的協定:民主的功績制度

我們有發展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經濟。美國首次擁抱標準化協定的時候,社會上有很多標準化的技術和管理職務,任何人只要受過標準化教育都能從事相關工作,你還可以期待未來在同一間公司一直待到退休。現在那種時代結束了。經濟由標準化大幅過渡為多元化,各種職業如雨過春筍般冒出來,五花八門目不暇給,很多小生意的進入門檻很低,甚至毫無門檻,製造業者可以每週——甚至往往每天——調整產品。零工經濟崛起,各種自由工作者出現。長尾經濟抬頭,鎖定全球的一小群利基消費者。我們需要更多元、更彈性和更為個人化的經濟,民主功績制度的各色人才方有種種機會。

我們有發展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科技。一個多世紀以前,標準化之父泰勒說,標準化實屬必要,原因是人力比機器更便宜,也更容易重作調整。然而一個世紀過去了,機器變得比人力更便宜,也更容易重作調整。舉凡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錶、智慧型家電、社群媒體應用程式和Siri等數位助理,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個世紀以前,巨型企業無疑是標準化的翹楚。如今,巨型企業愈來愈著重個人化。連施貴寶這家當年的標準化製藥先驅也做出了轉變,加入個人化醫療聯盟,正式揚棄「一體適用」的醫療。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有了無遠弗屆的網路——終極的個人化科技。我們需要健全、低廉與普及的個人化科技,提供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個人化學習與選擇。

我們有發展民主功績制度所需要的科學。個體性科學崛起,提供理解、衡量和培育個人特質的新方法,運用二十一世紀的動態系統學,而非十九世紀的統計學。許多個人化領域蓬勃興盛,例如個人化醫學、個人化營養學、個人化基因組學,個人化訓練、個人化學習和個人化製造,各自運用個體化科學的原理,堪稱日新月異。許多學者投入研究計畫,創立研究機構,熱切探討如何增進個人的力量。我們需要健全的個體化科學,不斷提升民主功績制度固有的彈性。

我們可謂萬事俱備,能擺脫過時的限額制度,迎向真正的民主功績制度。現在只欠東風——一樣我們每個人需要主動選擇而非被動接受的東西。

我們需要新的協定。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黑馬思維:哈佛最推崇的人生計畫,教你成就更好的自己》,先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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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德・羅斯(Todd Rose)、奧吉・歐格斯(Ogi Ogas)
譯者:林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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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先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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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