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關係1500年》:日本與其說是中國化,不如說是「把中國物產日本化」

《日中關係1500年》:日本與其說是中國化,不如說是「把中國物產日本化」
Photo Credit:  Toshikata Mizuno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國學──消化了漢學與蘭學,掌握了做學問的方法,接下來當然就是要提高學習自己本國文化歷史的趨勢。

文:岡本隆司

【世界秩序的轉變——十九世紀】

近代前夕的世態

  • 「朝貢」與「互市」

從十七世紀末開始,看似穩定,實則疏遠的日清關係,經過十八世紀後,愈發疏遠了。首先,在政治上,雙方的想法愈來愈偏離,即使是一直持續著的貿易關係,也逐漸淡薄了。不過,就在這樣的關係下,雙方倒也安然過了兩百年。

這段期間,中國與日本各自形成了相互對照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官民一體與官民不同道、封閉與開放、內聚與流動、固定與膨脹,彼此不同的性質,讓關係變得疏遠而隔絕。這樣的關係,讓原本就不同性質的雙方,更加難以了解。這就是下一個時代——十九世紀之後中日關係顯得特別與眾不同的原因。

確實,中日之間沒有政治上的往來,經濟上的關係也愈來愈淡薄了。不過,儘管如此,雙方並非完全沒關係。

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距離狹窄,儘管關係疏遠,仍然存在著連繫人與貨品的窗口。雙方都從那些窗口,注意到了彼此。

那樣的關係——或者說那樣的變遷,是什麼樣子的呢?當時整體的對外關係,是不能隨意看看就好的。首先來看中國。

清朝的對外關係稱為「朝貢體系」。很多學者認為這個體系能保障交易與和平,是理想的秩序體系。但是,這是無視當時無止境的限制、紛爭的現實狀態,而虛構出來的解釋。而且,稱得上是「體系」的統一、體制的法令,並不存在。還不如用「朝貢」與「互市」搭配,來表現當時的貿易關係,更為恰當。

如前面所說,清朝採取的是置之不理、不干涉的政策方針。看到現狀不佳也不去改變,不會出手去管理或整治。在對外關係上也是如此。「朝貢」與「互市」是根據大航海時代以後,清朝所能容忍的作法,整理出來的。

「朝貢」是與外國政府間的正式禮儀往來。其具體的手續與前代沒有太大差異,只要沒有妨礙,就繼續接受明朝以來與外國的關係。因此,朝鮮、琉球、越南等國在清朝取代明朝後,仍然和以前一樣,繼續維持與中國的朝貢關係。

但是,清朝並未像明朝一樣,把所有與外國往來、交流的事情全由「朝貢」做代表。明朝就是因為那樣,讓大部分的貿易活動變成走私,結果陷入「倭寇」的亂象,造成治安惡化,社會動蕩不安。

清朝有鑑於此,並不強迫無意「朝貢」的國家或團體,即使沒有政府間的正式往來,也允許商人之間單純的貿易關係。商人們出入港口、市場,只是單純地進行交易,這叫做「互市」。中央政府原則上不會關心那樣的交易行為。商人的交易行為受當地地方官管轄,官府設最低限度的規章制度進行管理,實務則大致委任給主要的商人。

日本與西方諸國都被納入「互市」的範疇之內。相對於西方國家的商人到中國交易,日本的情形正好相反,主要是中國的商人到日本長崎從事交易。方式雖然不同,但政府之間互不往來這一點,卻是一樣的。

  • 漢語化的日本社會

這個時代也是日本的「鎖國」時代,當時日本的對外關係就如前面所述,在此不再做詳細說明,只敘述其中顯現出來的現象。

我想暫且把那種現象稱為日本的漢語化。不用時下流行的「中國化」來稱呼的原因,是基於那種現象的內容太模糊不清,怕引起誤導。日本的社會要完全成為過去的或同時代的中國的模樣,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的事。

這個時候的日本社會和中國社會的體質,依舊是完全不同的,相互對照的。社會的體質不同與接受影響,未必是矛盾的事情。而接受影響也不等於被同化。在這一點上,日本和政治制度或社會結構與中國有明顯共通性的朝鮮半島不同。

客觀地看,日本少有像「鎖國」的江戶時代那樣,受到中國那麼大影響的時期。蠶絲、茶、陶瓷器、棉布等等原本是中國傳來的奢侈品,卻在那個時代變成日本國產的日常用品。那是日本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變得疏遠、淡化了,而引起的現象,所以,與其說那是「中國化」,不如說是「把中國物產本土化、日本化」,還比較恰當。儒學的普及,與隨之而來的文學、藝術與社交活動的建立,是日本攝取中國文物的典型例子。受到中國的影響與中日關係的淡化,果然是並行的。

在此之前,日本也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例如律令與佛教。但是,來自中國的文化最初都只是上層階級人士的專有物,一直沒有普及到整個日本。直到律令廢除了,被武家政治取代,佛教在經過神、佛折衷的在地化後,才開始浸透到下層階級的社會。

儒教也一樣。宋朝的朱子學很早就傳到日本,但是知道朱子學的人卻只有極少數的貴族官家。只有上層階級人士才能享有的中國文化,經過「下剋上」與十七世紀,終於普及到民間,並逐漸落實了。

日本人在那百年間,很認真地咀嚼、消化中國文化。在學術方面,日本代表宋學、朱子學的水戶學的考究水準,已經不亞於當時中國最領先的考證學。在政治方面,綱吉時代開啟典型的文治政治。日本的精英分子首先必須學會的,就是漢字。到了十八世紀,除了僧侶、武士之外,在民間、商人之中,也有不少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例如伊藤仁齋、東涯親子、山片蟠桃等等,都是那個時代的知名之士。而中國風的詩文、繪畫往來,就是他們的社交活動。

不只如此。進入高度漢學的入門初等教育,藉由各地的藩校、私塾、寺子屋,庶民子弟也能去學習了。不懂漢文、漢字的話,就無法學習漢學。雖然一流知識分子未必能跨進學者的領域,但確實很多日本人因為要懂漢語,以及運用漢語而接受教育。

要接受初等教育,就必須有錢有時間。貧窮的人必須把時間都用在工作上,沒有餘力接受教育。有很多人可以接受教育,表示當時的社會已經有支撐教育需求的財力。

如果擴大範圍去看,意識到並了解了中國學術與文化的人,除了統治階層與知識分子外,到底有多少人呢?不知道儒學、詩文等中國文化精髓,也沒有意識到那是中國文化的人,應該占大多數吧!不管在寺子屋裡讀了多少四書五經,背了多少四書五經,那些經書裡所說的教義,都不是容易了解的內容,而且也很難反映出中國的實態與觀念。

日本人確實學會了漢字、漢語。透過了解和使用漢語,人民獲得了各種必要的知識,知識的水平因此提高了。這當然也是受到中國的影響。特意說這是「漢語化」而不說是「中國化」,就是為了讓人注意到這一點。

  • 漢語化社會的「脫中」

這樣的「漢語化」當然不是「中國化」。日本社會很快地就對用漢語學習到的漢學感到排斥。雖然對中國文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敬意,卻無法全面信賴中國文化。

這種反應在自然科學方面尤其明顯。吉宗的治世,是一個劃時代成就。吉宗之前的綱吉、家宣時代,是以朱子學為本的文治政治時代,相對於此,繼承他們的吉宗什麼事都要求實用。農政方面,吉宗鼓勵開發新農田,要求適地適產,重視實地的調查結果,是數理工學性的實用主義者。因此,吉宗同時獎勵偏重人文、文藝的儒學與更適合實用的蘭學(西洋科學),更觀察蘭學日後的發展。十八世紀後半《解體新書》的翻譯出版,顯示了重視蘭學現象的高峰。當時的西洋科學不僅醫學發達,地理學、天文學也很發達,地動說的天體運行論也很流行。

擴大自然科學的知識對實用之學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無遠弗屆。其中的地理學更與政治有極大的關係。工藤平助的《赤蝦夷風說考》、林子平的《海國兵談》,都是在這個時期問世的作品。介紹俄羅斯國情與敘述海防必要性的著作,帶動了蝦夷地的調查與庫頁島千島群島的勘探。

一旦和政治有了關聯,就會常常因為政情變化而觸及禁忌,變成被打壓的對象。這是無法避免的情況,尤其是在「鎖國」時代。西博德事件與蠻社之獄都是著名的事件。

就這樣,十八世紀曾經擴大、普及的蘭學,暫時停滯了。但是,以前培養出來的知識與觀點的根基,已經穩固,並成為啟動幕末的前提。

不管是漢學還是蘭學,都是外來的學問,都是用外國語言來表達的學問,所以一定要經過翻譯才能被理解。而翻譯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學問的研究。要理解漢學,就要在漢籍經典上加訓點與注解,但蘭學不一樣。杉田玄白等人翻譯的《解體新書》非常有名,而且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用外國語言來表達的學問裡,全部是外國的事物。以前的日本人不把中國視為外國,長久以來的傳統都是漢文才是文學,只有漢學才是學問。至於日本與日本人,當然也不會出現在用外國語言表達的學問裡。

消化了漢學與蘭學,掌握了做學問的方法,接下來當然就是要提高學習自己本國文化歷史的趨勢。日本國學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正是日本人知性成熟的成果。

這是與以中國思維的漢學、中華意識、中國至上主義為前提的儒學的對立。選擇蘭學進行研究,就已經表現出對漢學、對中國不滿的意思,到了日本國學的出現,就帶有批判中國的意味了。從本居宣長直呼孔子、孟子之名,平田篤胤說中國的偉人只有孔子與諸葛亮等事,就可以明白排儒脫中的態度了。

但是,不管是日本國學還是西洋的蘭學,能妥善傳達思想的方法,還是只有漢語。反之,正是因為漢語化提高了日本人的知性水平,日本人才能實踐蘭學與日本國學。然而漢語化的日本社會的舵,轉到脫離中國文化影響的方向了。「黑船」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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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岡本隆司
譯者:郭清華

自隋唐到近代,解讀日本如何從接受中國文化到疏離中國社會
理解東亞局勢,探索中國為何反日,日本又為何厭中?

本書特色

  • 務實史家岡本隆司對中日關係最大眾化的解說
  • 探討一千五百年來中國與日本之間始終疏離的內情
  • 從朝貢、勘合、互市等角度來解讀政冷經熱的文化

從「爆買現象」反思中日經濟與政治不平衡的原因

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向來疏遠,即使經濟上的交流很頻繁,也沒有因此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從中國的角度觀之,「遣唐使」不過是從「敗戰國」來的朝貢使節。日本在當時的東亞是孤立的,且選擇性地接受來自中國的影響。「元寇」以後,日本與中國北方的關係以政治、軍事為中心,和中國南方的關係則以文化、經濟為中心。之後,日本雖然開始漢語化,但也只是庶民可以在「寺子屋」學習漢文,並非全盤接受中國文化;而中國雖然也有向日本的學習的時期,但對日本的理解卻很表面。

在漫長的中日關係史中,「政冷經熱」其實是一貫的主題。這種政治與經濟的不協調,已經是歷史性的構造了。這樣的構造源自於「近世」之後中、日各自的社會構成,現在也仍然持續著。二○一五年出現的「爆買」現象,其實就是「政冷經熱」的一種變體。

崇拜中國文化卻走向厭中之路

日本人長久以來對中國懷抱著憧憬之情。就像單戀一樣地,對不甚了解的對象懷抱著仰慕之心。但不管是人還是國家,也不分古今東西,這樣的心理可以說這是很常見的。對四面被海包圍,幾乎不知道外國的日本人來說,地理上離自己最近,又擁有悠久而強大文明的中國,確實值得大大的仰慕。

與中國的關係變深,日本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樣貌的近代、二十世紀前半,日本人學習了西洋的技術、制度,也學會了西洋的人種差別待遇。但過度嚮往西洋的結果,就是轉變成凡事以西洋的文明為標準,於是日本人開始蔑視中國。

然而戰後,戰敗的日本不再對中國懷有強大的輕蔑之心。尤其在冷戰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雖然有所隔閡,但憧憬中國的念頭再起。過去曾呼籲中日「友好」其實代表雙方的關係存在著險惡因素。「友好」的熱情一旦消失,接著就是「反日」與「厭中」的情緒。因此,以中國學為目標的年輕人銳減,自然研究中國的人更成為少數。

為此,作者為讓青年學子理解真正的中日關係,因此撰寫本書,以不同於過去的視角,從中日的歷史源流,解讀一千五百年來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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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