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天安門》:吾爾開希與陳光誠,兩代流亡異議分子

《重返天安門》:吾爾開希與陳光誠,兩代流亡異議分子
陳光拍攝的其中一張照片,軍隊和坦克就在天安門城門前排成一列。天安門的「安」不再意味著平安、安定(peace),而是安撫、平定,或鎮壓(pacification)|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吾爾開希說:「一九八九年,促使我們上街的是我們感到絕望,我們對我們的未來感到無望。那種絕望,那種無望感,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但也許比一九八九年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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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慕蓮(Louisa Lim)

攝影棚

一天晚上,我陪吾爾開希到台灣《聯合報》總部上電視採訪。當時,《聯合報》開始為它的網站製作影片。當我們的計程車駛進大門時,一位頭髮斑白的警衛向裡面望了一眼。「這位是吾爾開希嗎?」警衛認出了這張出名的面孔。無論吾爾開希走到哪裡,人們總是想要再三確認眼前走過的是否是那位名人。他經常出現在台灣電視台上評論政治,但是當我向一位知名編輯打探,關於吾爾開希是否對台灣政治有所影響時,對方尖酸地說:「一點影響也沒有。」

一位焦急的製作人在大樓大廳來回踱步,從他的眼神看得出,他正在苦惱到底該如何填補他節目中半小時的空檔。當他看到吾爾開希邁步走進來時,他的表情混合了解脫和敬畏。他鬆了一口氣地笑了,並握了握吾爾開希的手。「晚些時候我想跟你照張合照!」他熱情地對吾爾開希說。「八九年的時候我上高中。我追蹤了所有經過!我甚至還有一件印著你頭像的T恤!」

樓上設備先進的錄影現場裡,有一位溫文儒雅的主持人穿著一身時髦的藍色襯衫,繫著一條灰色領帶,正焦急地等待著。吾爾開希穿著涼鞋、迷彩短褲和一件褪色的灰色polo衫,邁著大步走進攝影棚時,整個房間瀰漫著焦躁的氣氛。一進棚內,吾爾開希馬上用一種少有的謙遜態度向主持人道謝,說「這次一對一的機會非常難得。」這卻讓走廊上的氣氛從不安轉為尷尬。但當製作人開始倒數計時的時候,吾爾開希很明顯振了振精神。就在遙控攝影機開始運作的那一刻,昔日的指揮官又回來了。在這十二分鐘的節目裡,他算準時間醞釀自己的怒火,突然情緒激動地大發議論,指責台灣馬英九政府向中國共產黨領導屈服。不管他是不是穿涼鞋,這個節目也夠嗆了。

廣告時間過後,主持人請吾爾開希回應外界對流亡異議分子運動失敗的批評聲浪。「我們自己很慚愧,」吾爾開希坦白地說,「的確是我們沒有做好。」他引用了另一個流亡人士的話,承認他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事實上,天安門學生成功逃到海外之後,卻看到一些他們從未聽聞過的前幾代早期政治流亡人士,為了搶資源及所剩無幾的影響力而不斷彼此你爭我奪。當吾爾開希談論到那群流亡者無法團結,又急著跑去跟中國政府交涉的道德問題時,走廊上一群年輕製作人卻熱議著膚淺許多的話題。他們目不轉睛地盯著螢幕,對著一張兩位中國當局最痛惡的學生領袖二十年後的合影照指指點點。照片上,發福的吾爾開希坐在王丹旁邊,後者已從一個骨瘦如柴的四眼田雞,蛻變為一位斯文的大學講師。一位年輕女製作人大概沒發現自己的音量太大,她咕噥道:「王丹如今看起來好多了。」

訪談結束的時候,已經八點半了。錄影棚外,早先那位年輕製作人彬彬有禮地來向吾爾開希道謝,卻沒有再提到合照的事。無論如何,下一位來賓已經抵達了,必須要在兩分鐘的休息時間內送進錄影棚。我們已經好幾個小時尚未進食,所以當我們上捷運的時候,吾爾開希說我一定餓了,並向我致歉。他說,他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體重,因為總是有人批評他的身材。體重增加的部分原因跟他服用類固醇治療氣喘有關。「我覺得這是我的事,跟其他人無關,」他說,「但是有人說這樣看起來不好,流亡的異見人士就該受苦。」你曾對上電視感到厭倦嗎?我問他。「沒有,」他說,「這是我的工作。」在他看來,電視節目是現在唯一歡迎他的舞台。

他和其他流亡的學生領袖離開中國的時候,實際上還是個孩子,按照西方標準還沒有受過完整教育,而且才剛剛目睹了大屠殺。他們或許應該要接受心理治療。然而取而代之的卻是無所不在的花束、紅地毯,還有令人迷失自我的鎂光燈。他們備受崇拜、所向無敵,直到突然有一天,這些年輕的流亡者發現鎂光燈與奉承都消失了,他們孤身一人,被困在一個陌生世界,甚至連表達自己的能力都沒有。潮流轉向了,而他們是前一波浪潮留下來的漂流物。媒體是他們的唯一盟友,然而在吾爾開希看來,他非常清楚這些盟友是多麼反覆無常。

兩代流亡者

我還待在台北的這段時間,媒體仍一直重複使用相同的手法,繞著最新的知名異議分子打轉,不過在社群媒體時代,變化與汰換之速度飛快。這一次媒體的焦點人物,是首次訪台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他在一年前逃離中國,過程驚險猶如電影情節。陳光誠是一名自學成才的律師,他在山東省臨沂市揭露了地方政府計劃生育政策的弊端,包括強制墮胎。為此,他先是以莫須有的「聚眾擾亂交通罪」為由被關進監獄,然後又被軟禁在家,全家受到如在監獄般的對待,並受到殘酷毆打。儘管陳光誠失明,仍成功出逃。他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翻過一堵牆,雖然在逃跑過程中扭傷腳踝,最後還是順利逃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歷經長時間的高層政治談判,他獲准前往美國,接受紐約大學為期一年的獎學金。在台灣訪問期間,陳光誠捲入一樁新的爭議,他指責紐約大學屈服於中國的壓力,不延長他的獎學金期限。

我曾到某個人權會議同時拜訪這兩位流亡者。當我走出電梯時,迎接我的是滿懷期待的攝影師,他們的攝影機全都高舉就定位,然而一看到只有我一個人從電梯裡出來,旋即又失望地放下攝影鏡頭。陳光誠終於抵達後,他受到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和列隊歡迎。他坐在首席的位子,一群攝影師圍成一個半圓形,各個單膝跪在他面前,宛如是在向這位現代苦難的象徵下跪。吾爾開希則坐在桌子另一頭,他的腳邊沒有攝影師。

這個研討會成員主要是由一群挺著小腹、上了年紀的律師所組成,他們在上面一本正經地談論人權的重要,而記者們則在底下玩手機遊戲。早些時候,一位上了年紀的律師忘記陳光誠是盲人,現場氣氛一度尷尬。「告訴我們,你在這十八天的行程中看到了什麼?」他提了一個很客套的問題,發現自己說錯話又趕忙修正提問,「當然你看不到,但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說說你在這裡經歷了什麼,即使你看不到東西?」至於吾爾開希,則不想錯過宣傳他的散文集的機會,他很正式地將一本他的書送給盲人律師,現場尷尬的氣氛頓時更加濃厚。

終於輪到吾爾開希開口說話時,他又再次對台灣政府猛烈撻伐,震醒了現場打瞌睡的記者。他還指出了兩代異議分子之間的差異,同時稱讚陳光誠的捍衛公民權利的工作。「去做這些很具體的,很繁瑣的工作,可能不像民運那麼有意思,民運可以高潮迭起,可以有幾百萬人上街遊行。它不會像民運一樣夢想宏大,而且好像做到的事情、影響力更大。可人權工作高貴之處就在於它在很具體的、很草根的過程中,一點一點改變著這個世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誰主張要改變整個制度,就是等於承認自己要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今日的環境下,即使只是想要保護自己的權利(例如試圖確保地方政府尊重中國法律保障的公民權利),在政治上也會變得很危險。

這兩名站在一起的流亡者,猶如一個圓圈的起點和終點,一邊是滿懷雄心壯志的新一代,一邊是時不我予的老人。後來,吾爾開希半開玩笑地說,流亡人士都覺得誰也無法阻止陳光誠自取滅亡。他補充說,自己非常清楚被流亡的滋味是什麼。畢竟,當他第一次來到這裡成為媒體寵兒的時候,他完全無視所有的建議。

「那麼,你會希望給年輕時候的自己什麼建議呢?」我問他。

「閉嘴!」他大笑著說,「別再說了!」

寄望未來

天安門學生的流亡,讓中國失去了非常多傑出的知識分子,其中許多人後來都進了西方學術界。其他人則成了商人或企業家,打理自己的基金,成立科技公司。年輕的學生通常比年長的流亡者更容易適應環境,有些人在海外幾十年後仍難以用英語交談。還有一些人轉向了宗教,其中包括運動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柴玲。她在網站上稱自己「成為耶穌的追隨者」,並以此為榮。自哈佛商學院取得企業管理碩士之後,柴玲曾創辦了網路公司,隨後又創立一個名為「女童之聲」(All Girls Allowed)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推動廢除中國一胎化政策。二○一二年,她對外宣稱,自己出於基督信仰,選擇原諒了下令鎮壓的中國領導人以及執行鎮壓的士兵。「我明白這種寬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她寫道,「當我們的心裡充滿了和平與寬恕時,我們是在一個很小的程度上反映出耶穌對整個人類的巨大寬恕。」

柴玲的聲明激怒了許多其他的流亡者,尤其因為她曾在學生運動中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而正是她改變了主意,導致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撤出廣場的協議破裂。第二天,她請一位年輕的美國人錄製「她最後的遺囑」,這些話後來收錄在紀錄片《天安門》中。她說:「同學們老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這段發言讓柴玲備受嘲諷。她在最近出版的自傳中為自己辯護,她只是在試圖表達自己擔憂不可避免的鎮壓正在逼近,卻被誤解了。在她看來,政府的反應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決定好了。「即使我們在六月四日前就撤離廣場,其他事件也會引發大屠殺。」對柴玲而言,是否提前撤出廣場就可能阻止殺戮,這個問題本身就暗示著學生要為死亡承擔一定的責任。「受害者被當作罪犯,而他們的犧牲被取笑成愚蠢。」

一九八九年,曾多次與柴玲公開發生衝突的吾爾開希則認為,她當時的言論其實是因為過於情緒化,而非某種刻意要策畫鎮壓的計謀。吾爾開希也對任何重新評價學生行為的說法持謹慎態度。「在這一點上,我們要非常明確」,他告訴我,「百分之百確定,是政府的責任。怎麼能讓我們來說,也許我們也要對這種結果承擔百分之多少的責任?在我看來,從邏輯上,這是特別錯誤的。從道德上,是非常錯誤的。這是在敗壞那些逝者的名聲,讓他們蒙羞。」由此看來,連流亡人士現在也開始爭奪對過去的控制權了。

吾爾開希特別提到,他的同學王丹最近質疑昔日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的事情。王丹在寫給我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達了他對此持保留態度,他寫道:「我不認為絕食抗議本身是錯誤的。我認為,絕食抗議的時機應該可以再更具戰略性一些。靜坐示威之後,我們本應該撤出廣場。這只是對於特定做法的反思,而不是在批評整個運動本身。」在各方的放大檢視之下,連針對六四表達的「遺憾」——這個最人性的人類本能——也變得充滿政治敏感性。

在紀錄片《天安門》中,當談到學生們想要什麼東西時,吾爾開希脫口而出:「耐吉鞋。有充裕的時間和自己的女朋友去酒吧。有充裕的自由和平等去和別人談一個問題,能夠得到這個社會的尊重。」如今,上述的那些願望對現在的年輕中國人來說,並不難取得。他們喜歡網購名牌運動鞋,到提供荔枝馬丁尼酒的酒吧喝酒,旁邊還有穿著火辣的女服務生,甚至還跳鋼管舞。這是一個充滿唯物主義、消費主義和娛樂的世界,是一九八九年的學生無法想像的世界。

然而,學生們在絕食抗議宣言《絕食書》中提到的政治弊端——「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到了現在不僅沒有改善,甚至比一九八九年那時還要嚴重。今天上頭條新聞的貪腐案件所牽涉的金額不是數百萬美元,而是數十億美元起跳。打擊散布謠言的運動,進一步管控了一般言論及網路言論,違者將被判刑入獄。與此同時,公民光是為了要主張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就被逮捕。吾爾開希堅信,這樣日益收緊的政治枷鎖,將使一般中國老百姓意識到,拖延政治改革的代價如今已經超過了進行改革時可能面臨的任何危險。

他說:「一九八九年,促使我們上街的是我們感到絕望,我們對我們的未來感到無望。那種絕望,那種無望感,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但也許比一九八九年更清晰。」儘管中國年輕人長年以政治冷漠著稱,但他堅信,這一代的年輕人也能像他那一代的迪斯可咖、麻將咖、賺錢咖還有托福咖一樣,歷經相同的一夕覺醒。「當他們也有機會成為理想主義者的時候,我打賭他們會冒這個險。」

相關書摘 ►《重返天安門》:其他的天安門事件——成都大屠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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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譯者:廖珮杏

三十年前,他們懷抱熱血與夢想,試圖改變中國。
三十年後,他們仍是國家的敵人,人生支離破碎。

中共企圖以恐怖與謊言消滅真相,但曾經的暴行與傷痛不會被人們忘記。

本書作者林慕蓮在派駐北京的期間驚訝地發現,不僅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之一無所知。作者以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四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或是甚至內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相信對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是正確的處置。

「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林慕蓮

林慕蓮因此決心寫下《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在本書中,作者採訪了多位直接、間接參與天安門事件的人物,包括學生領袖張銘、吾爾開希、奉命鎮壓清場的小兵陳光、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以及受害者家屬,包括「天安門母親」張先玲、丁子霖、成都的唐德英等人,也記錄了王丹、柴玲、劉曉波等人之事蹟或他們對六四運動的看法——他們在廣場上的親眼所見、後續的囚禁、流亡、抗爭,中國政府對他們永無寧日的監控與打壓,以及三十年來他們如何反思當年的運動、如何面對難以撫平的創痛、如何面對逐漸被社會邊緣化與遺忘,如何在國家暴力下選擇妥協,或是,如何堅定不移地持續為了平反六四而奮戰不懈……

《重返天安門》不僅只是對天安門事件的歷史回顧,更著重於挖掘1989年之後參與者的生命經驗,透過他們的人生描繪出中國政府如何有計畫、有規模地剷除任何與八九、六四、天安門有關的歷史記憶。這種集體的失憶無疑對參與者不僅不公,更是殘酷的傷害,他們曾經的奮鬥、光榮、苦痛不僅不被承認,甚至成為禁忌。然而,集體失憶對中國社會整體造成的傷害更是無法估量。在特別收錄的〈台灣版作者自序〉中林慕蓮指出,「當公共事件的記憶被壓抑時,社會就無法追究相關責任、反省檢討,並讓為惡的罪犯付出代價。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當一個民族拒絕正視自身的過錯與缺陷,無法檢討與反省,道德沉淪似乎就是必然的。環視今日中國的諸般社會與精神危機,否定六四、掩蓋歷史真相的危害可說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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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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