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天安門》:其他的天安門事件——成都大屠殺

《重返天安門》:其他的天安門事件——成都大屠殺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憤怒的抗議者在成都天府廣場與鎮暴警察對峙。金・奈嘉德於成都診所拍攝的照片|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成都市發生了一些最令人震驚的暴行,但目擊證人卻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那裡沒有充滿魅力的抗議領袖,沒有吾爾開希,雖然一些參與抗議的人最終流亡海外,但卻從沒有人聽說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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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慕蓮(Louisa Lim)

其他的天安門事件

是不是很多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在成都消失了呢?成都以外的人幾乎都不曉得城裡發生了什麼事。這裡的大型示威、暴動、激戰和警察的暴行都被首都的巨大事件搶去了風頭。有西方記者聽聞成都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但當他們趕過來了解時,許多在錦江賓館目睹暴行的外國目擊者已經被遣返回國,而當地的目擊者則不敢開口。

來自英國獨立電視新聞(ITN)的攝影採訪小組幾乎蒐集不到任何資訊。當他們試圖採訪四川大學的學生時,團隊成員被逮捕並驅逐出境,理由是他們持旅遊簽而非記者簽。在被捕的前一天他們抵達現場,順利拍到暴動後的一些鏡頭;其中一名記者弗農.曼(Vernon Mann)還記得有看到燒毀的車輛和一面牆上的彈孔。他們一直待在錦江賓館;曼說,他並未看到任何奇怪的地方,不過有注意到當地員工都很冷漠,甚至有些粗魯。他告訴我,「酒店裡沒有一個中國人會跟我們講話。說實話,他們讓人很反感。我沒見到任何比我待得還久的外國人。」他們後來也發現,西方記者與當地中國人之間的接觸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危險。在曼和他的組員被驅逐出境之後,他們在當地請的翻譯也被逮捕了,入獄服刑了幾個月。他獲釋後,英國採訪團隊寄了一些錢給他。當他去取錢的時候,又立即被關回了監獄。

即使是在成都比較活躍的異議人士社群中,也完全沒有人知道在錦江賓館發生的殘忍毆打的實情。「如果發生了,我應該會知道的,」成都維權人士黃琦在見面的時候這麼告訴我。他經營一個記錄人權侵犯事件的網站。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時候他並不在城裡。另一位參加成都運動的流亡人士告訴我,他從未聽說過旅館內有人死亡的事情。但這些暴行發生的地點是在錦江賓館內部,關上大門後外邊的人幾乎都看不到了,除了外國人和飯店工作人員以外,但他們都害怕得不敢再提起。

儘管如此,仍有一個政府機關顯然沒有忘記八九年的事,那就是地方司法機關。四川司法部門最近審理了一些與八九年有關的案件。例如二○一○年維權人士譚作人的案子。譚作人在調查孩童死於二○○八年四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倒塌事件後被捕。然而根據解密的美國電報指出,他的起訴書中沒有提到這一點。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指控反而都集中在他紀念八九年受難者的活動上。起訴書的焦點放在他寫的一篇描述他在北京所見所聞的文章,標題是:〈一九八九: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

檢方辯稱:這是「歪曲描述和誹謗」。起訴書還提到,譚於二○○八年六月四日在天府廣場發起了自願捐血活動,以及他曾寄發一封電子郵件,建議舉辦「全球華人捐血活動」來紀念六四二十周年。起訴書說,譚作人「無中生有,捏造消息,散布有損於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以損害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法院宣告,案情清楚,罪證確鑿。譚作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忘記歷史的技巧

在過去二十五年內,這個當年炎夏時節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長達七個禮拜的事件,一直被濃縮成一個詞:天安門事件。這樣的縮寫將事件發生的地理範圍縮小至首都,壓縮了其他十幾個城市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的能見度,使其漸漸被消音。但是北京的示威活動不是唯一事件,北京市民也不是唯一遭受鎮壓的對象。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是一場全國性的運動,若人們遺忘這點,就是在縮小事實規模。成都的抗議活動不僅僅是學生遊行,也是得到各界支持,大規模群眾運動的一部分。成都街頭的激戰和短暫失控的街道,顯示出中央政府面臨全國性危機的嚴重程度。根據《天安門文件》,反對北京六四大屠殺的示威遊行在中國六十三個城市爆發,在哈爾濱、長春、瀋陽、濟南、杭州以及成都等城市有數千人走上街頭抗議。

成都發生的事不僅被遺忘了,還從未被完整講述過。成都人並沒有被北京的大屠殺給嚇退,反而被激怒。然而,由於缺乏獨立的媒體來放大他們的聲量,使得他們短暫的怒吼之聲在空氣中消散,淹沒在政府和抗議者自己隨後發動的暴力行動之中。儘管成都市發生了一些最令人震驚的暴行,但目擊證人卻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那裡沒有充滿魅力的抗議領袖,沒有吾爾開希,雖然一些參與抗議的人最終流亡海外,但卻從沒有人聽說過他們。至於來自西方的目擊者,則因他們所目睹的暴行而飽受創傷,大多數的人一開始只想著要盡快逃離中國。在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之後,他們之中許多人接受了媒體採訪,並與人權組織取得了聯繫,例如珍.布里克、金.奈嘉德還有卡爾.胡特爾做的那些事,但是外界對北京以外的事件興趣缺缺,使得他們最後也放棄了爭取公眾關注的努力。

西方媒體也有把整件事敘述得更為簡略之嫌;北京以外所發生的事情大部分都被忽略了,因為缺乏資訊,而且也很難確認事件的確切經過。中國老百姓對警察以及北京的士兵實行的暴力行為經常被淡化。畢竟,這些都不太符合西方對追求自由的學生對抗專制國家的故事的偏好。「我覺得整片荒野裡只有我在發聲。」丹尼斯.瑞說。他那本關於成都生活的回憶錄既描述了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活動,也寫了一名警察被暴力殺害的事。「我曾苦思到底要不要把這個故事寫在裡面。我覺得,如果回憶錄最後只寫了音樂的部分,卻沒有提到當時正在發生的事,這樣很不負責任。」

我試圖拼湊成都事件的真相,但怎麼都拼不完整,因為時間太過久遠,而且有太多的未知。當事人的證詞都找不到了,尤其是那些敢於呼籲改革,隨後卻被暴力扼殺掉的那數千人。讓他們緘默下去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官方當局的態度。政府在所有宣傳中都強調,成都的學生運動和北京的事件一樣,都是嚴重的「政治動亂」。這種堅稱「暴徒」違法的說法,汙名化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削弱了中國目擊證人說出他們見證之事的勇氣。此外,政府還將事件焦點集中在少數「流氓」的犯罪行為,讓曾經參與過遊行的人開始與隨後的騷亂保持距離,同時還讓他們轉而支持政府的鎮壓。

儘管多年過去了,外國目擊者對錦江賓館院子裡暴行的描述卻驚人地一致。事實上,這些人彼此未曾謀面,而且根本不知道還有其他人也看過同樣的暴力行為,但卻說出了完全一樣的故事。當受訪者發現還有其他目擊者時,我一次又一次地聽到了同樣的震驚語氣。「什麼人也看到了?」一位男士問我,他一直以為自己是唯一的目擊者。

對金.奈嘉德來說,聽到其他證人證實她的故事時,她的情緒幾乎潰堤。在一封給我的郵件中,她寫道:「多年來我為了我們所目睹的罪行感到不安,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或是夠在意這件事,或是願意冒險去講述它。」她被撤離中國後,通知了國際特赦組織,並向一家義大利報紙分享了她的故事和照片。在被撤離的一個月後,她回到了成都,著急地想了解更多細節。校園裡充斥著有學生失蹤的謠言,卻沒有人敢來跟她說話。當我第一次寫電子郵件給她時,她回覆說:「我一直很想知道,到底要過多久才能真相大白。」

整件事可能永遠無法真相大白。不過在成都所發生的事,幾乎是一個完美的案例研究:首先先改寫歷史,然後再全數刪除。那些限制北京當局的因素並沒有束縛成都地方政府:畢竟,在成都沒有外國人的鏡頭錄下國家所犯的罪行;受害者被武力或恐懼噤聲;大多數的外國證人幾乎是立刻就離開現場;而且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消除不掉的痕跡,例如像坦克壓過通往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道路那樣所留下的斑駁車痕(不過這些痕跡也很快地被處理掉了)。在成都,發生的事件大多只存在於記憶中,而黨很清楚,記憶是可以改變的,甚至成千上萬人的記憶也有辦法改變。

二十五年來,「忘記歷史的技巧」在成都實踐得相當成功。那些試圖公開記憶的人,例如譚作人,都被送進了監獄。如今唯一的線索,反而是政府最初想拿來掌控說法而自己放出的事件官方版本。所有宣傳一旦發布就無法再收回。現在已被掌握到的那條唯一線索,與那些中國政府無法掌控的材料,例如外國目擊者的描述和美國領事館的外交電報,兩方擺在一起看的時候,彷彿兩個平行時空一樣。

儘管如此,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在那個飯店院子裡被殘忍毆打的七十幾人中,有多少人還活著。

目前只知道,北京的死亡人數以及成都的死亡人數都超過了政府承認的數字。具體數字沒有人知道:成都政府說有八人死亡;美國外交官估計約十到三十人;從飯店窗外目擊經過的人相信有幾十人,甚至有些人說在他們眼前被打死的人高達一百位。這只是一九八九年眾多不為人知的故事之一。在這方面,中國政府改寫和抹去歷史的功力,實在可怕得嚇人。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還有多少被遺忘的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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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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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譯者:廖珮杏

三十年前,他們懷抱熱血與夢想,試圖改變中國。
三十年後,他們仍是國家的敵人,人生支離破碎。

中共企圖以恐怖與謊言消滅真相,但曾經的暴行與傷痛不會被人們忘記。

本書作者林慕蓮在派駐北京的期間驚訝地發現,不僅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之一無所知。作者以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四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或是甚至內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相信對天安門事件的軍事鎮壓是正確的處置。

「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林慕蓮

林慕蓮因此決心寫下《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在本書中,作者採訪了多位直接、間接參與天安門事件的人物,包括學生領袖張銘、吾爾開希、奉命鎮壓清場的小兵陳光、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以及受害者家屬,包括「天安門母親」張先玲、丁子霖、成都的唐德英等人,也記錄了王丹、柴玲、劉曉波等人之事蹟或他們對六四運動的看法——他們在廣場上的親眼所見、後續的囚禁、流亡、抗爭,中國政府對他們永無寧日的監控與打壓,以及三十年來他們如何反思當年的運動、如何面對難以撫平的創痛、如何面對逐漸被社會邊緣化與遺忘,如何在國家暴力下選擇妥協,或是,如何堅定不移地持續為了平反六四而奮戰不懈……

《重返天安門》不僅只是對天安門事件的歷史回顧,更著重於挖掘1989年之後參與者的生命經驗,透過他們的人生描繪出中國政府如何有計畫、有規模地剷除任何與八九、六四、天安門有關的歷史記憶。這種集體的失憶無疑對參與者不僅不公,更是殘酷的傷害,他們曾經的奮鬥、光榮、苦痛不僅不被承認,甚至成為禁忌。然而,集體失憶對中國社會整體造成的傷害更是無法估量。在特別收錄的〈台灣版作者自序〉中林慕蓮指出,「當公共事件的記憶被壓抑時,社會就無法追究相關責任、反省檢討,並讓為惡的罪犯付出代價。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當一個民族拒絕正視自身的過錯與缺陷,無法檢討與反省,道德沉淪似乎就是必然的。環視今日中國的諸般社會與精神危機,否定六四、掩蓋歷史真相的危害可說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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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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