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共和崩潰》: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將賽珍珠當作敵人?

《1927:共和崩潰》: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將賽珍珠當作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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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那個農業社會尚未完全崩解的中國,只可能存在於賽珍珠的記憶中,不可能再現於她的視野裡。或者換一種說法:對賽珍珠來說,中國永遠只是令她傾倒的「古典美人」,而不可能是令她疑惑的「現代巨人」。

文:余杰

【賽珍珠:原來故鄉是他鄉】

(前略)

中國是「古典美人」,還是「現代巨人」?

一九二七年秋天,賽珍珠(Pearl S. Buck)全家返回上海。南京國民政府向西方釋放善意,邀請英美人士前來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冬天,布克(John Lossing Buck)獨自一人率先回到南京,重建農學院。賽珍珠心有餘悸,不願回去。次年六月,她被布克說服,帶著一家老小回到南京。

面目全非的南京像一座中世紀的城市,缺乏現代公共衛生和排水設施。到處都是士兵,他們把擄掠一空的房子當作營地,把花園當作廁所。此時造訪南京的留美學子蔣廷黻發現,南京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南京城好像很蕭條。圍繞這些破敗景象的是高聳的城牆,它好似嘲笑人們的愚蠢和不幸。南京的朋友們所談的也是共產和反共產的問題……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倒蠻有勁頭。他們遊行、示威、演說,參加革命。」

賽珍珠一家是第一個返回南京的外國人家庭,他們發現自己的家被洗劫得「像中國人吃飯的碗一樣乾淨」。廚房做過馬廄,臥室裡的地板被燒,花園被毀,連凸窗也被人卸走。這棟房屋甚至充當過收治霍亂病人的軍隊醫院。賽珍珠僱了一隊泥瓦匠、木匠、油漆匠,給房子鋪上沙子,用刺鼻的消毒水擦拭每一處角落,再把整個房間粉刷一遍。

在賽珍珠的操持下,如同廢墟般的家恢復了生機。家人的關係卻破裂了。賽珍珠與布克宛如陌生人,布克與岳父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發生公開爭吵。這一場爭吵預示著西方影響中國的兩個模式的衝突:基督教與科學,誰才是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

作為農學家的布克認為,幫助中國從事農業技術改革最重要。此前傳教的策略走偏了,「幫助中國農民,使他們能夠自助,才是基督教的工作。」他敦促傳教團體停止修建與當地不相稱的教堂,不要試圖把外來宗教強加給中國人,取而代之的是提供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先進的種子和農藥,為互助性儲蓄計畫提供擔保,改進公共衛生水平。「幾乎沒有哪個牧師能僅憑一張嘴讓他們自立生活。當中國的農民不再依靠國家時,建立自主發展的教會就變得非常容易了。」

然而,賽兆祥認為布克的「科學救中國」是一種異端邪說。這位七十五歲高齡、大半生都在中國生活和傳教的老人,不屈不撓捍衛一生的事業。他撰文批駁女婿,堅持認為,比起農業技術來,中國更需要福音,「中國農民六十年前的生產方式也比美國人的生產方式先進。至於說施肥和提高作物產量,他們無疑比我們做得好。」

賽珍珠並未參與這場激烈的爭論。她卻以宏偉的《大地》三部曲間接參與了這場沒有結果的爭論——她認為科學和基督教都不能拯救中國,中國不需要外來的拯救,可以發掘自身蘊藏的力量重新崛起。後來,她在《教務雜誌》上發表文章,放棄喀爾文教義中有關原罪、預定、揀選的觀念,並否定傳教事業:「我們有意或者無意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我們在心中説著要無私地奉獻一切。我們沒有……嘗試著去理解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文明……我們內心很厭惡,但表面上還裝作喜歡的樣子。」不知道她過世的父親若聽到此言論將作何感想?賽珍珠晚年為父親寫的傳記名為《戰鬥的天使》,對父親「精神上的帝國主義」既有敬意也有質疑。

一九三〇年二月,《大地》在紐約出版。賽珍珠借鑑中國傳統小說簡略記述英雄事蹟的特點,描寫了廣闊大地上幾代人的故事,她在人物性格刻畫上著墨不多,重點是全景式、寫實性的描寫,以及狄更斯式的、瑰麗的想像性描寫。《大地》呈現了對西方讀者來說新奇無比的東方世界,很快躍居美國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是二十世紀唯一一本能在《出版家週刊》暢銷書排行榜連續兩年居冠軍的小說。一九三二年,賽珍珠憑藉此書獲得普利茲獎。一九三八年,賽珍珠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四十五年之後,才有第二位美國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獲此殊榮。

賽珍珠將出版社郵寄來的樣書給父親看,幾天後父親還了回來,出於禮貌稱讚了小說的封面,事實上他沒有興趣讀完整部小說——如果他真讀了,這位拘謹的傳教士會為其中若干性愛描寫面紅耳赤。布克博士忙著自己的研究和教學,也沒有讀長篇小說的興致和時間。

一九三二年,四十歲的賽珍珠回到美國,她已是舉世矚目的名人。在紐約最奢華的華爾道夫酒店,她第一次出現在代表紐約知識界菁英的兩百名貴賓面前,穿著美麗的晚禮服,不施粉黛,略帶羞怯。

在另一次同樣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辦的規模更大的論壇上,賽珍珠嚴厲批判美國教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批判傳教士的種族、道德和宗教的優越感。一石激起千層浪,教友們紛紛寫信譴責她。不久,她從教會辭職,她本人的基督信仰只剩下薄薄的一層文化色彩。

一九三五年,賽珍珠與布克離婚,並與早已相愛的出版人理查(Richard J. Walsh)結為伉儷,她找到了愛情,愛情以及文學的巨大成功讓她看上去年輕了十歲。作為那個時代稿費收入最高的作家,她不僅可以為患有智障的大女兒支付在特殊學校的教育費,還設立專門幫助孤兒、混血兒和殘疾兒童的「賽珍珠基金會」——這個基金會至今仍在全球數十個國家良好運行。

賽珍珠到紐約常常入住華爾道夫酒店,她在套房中思如泉湧地寫作,如女王般接見記者和仰慕者。

賽珍珠的代表作《大地》是一個傑佛遜式的故事:賽珍珠和傑佛遜都相信,農村生活是美好的、都市生活是可怕的。王龍和阿蘭這對夫婦在農村辛勤耕作,照顧子女,珍惜社群關係,但外來力量迫使他們離開家鄉大地。在城市裡,他們看到人性淪喪、人性敗壞。後來,他們回歸「大地」,找回了農民的價值。弔詭的是,在美國被劃入激進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賽珍珠,呈現中國卻用一種保守派的、反現代化的方式,這兩者居然完美地融合在她身上。她希望中國永遠保有「內斂堅韌之美」,如「最後的儒家」梁漱溟所堅持的那樣,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西方需要到中國「取經」。

在賽珍珠筆下,維繫中國鄉村秩序的是完美、和諧的「儒家社群主義」,就如同朱熹描繪的景象:「俾士人、鄉人、父老時集會,教誡子弟,使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或許,正是這種反現代化、反城市化的立場,深深打動了正在急速現代化、城市化的美國讀者徬徨無措的心靈,他們在賽珍珠書寫的中國發現了已經消逝和正在消逝的鄉村的美國。他們未必對中國有興趣,借此緬懷的乃是自己父輩和自己童年的生活。於是,賽珍珠和她的美國讀者同時構成了「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的一部分。

那個農業社會尚未完全崩解的中國,只可能存在於賽珍珠的記憶中,不可能再現於她的視野裡。或者換一種說法:對賽珍珠來說,中國永遠只是令她傾倒的「古典美人」,而不可能是令她疑惑的「現代巨人」。

中國是「好土地」還是「壞土地」?

一九三四年,好萊塢當時五巨頭之一的米高梅,決定把《大地》搬上銀幕。賽珍珠對西方著作中描寫的中國人,包括好萊塢銀幕上那些由白人化裝成的「黃臉」形象不以為然,她提出《大地》中的華人應該全部由中國演員、或者美籍華裔演員扮演。但是,〈排華法案〉使得好萊塢的華人演員有如鳳毛麟爪。而且,因為白人演員、義大利裔的保羅・穆尼是內定扮演王龍的男主角,當時好萊塢受到「海斯條例」限制,不能在銀幕上出現「種族混婚」的情節,所以女主角也得是白人演員,由奧地利女演員露易絲・蕾娜飾演阿蘭。

米高梅一度邀請當時最有名的華裔演員黃柳霜出演女配角——淫蕩的歌女荷花。黃柳霜不願出演這個角色,她對導演説:「你怎麼能讓我,一個華裔,在一個全部都是歐美人的演員團隊中,扮演唯一一個不值得同情的中國人的角色?」最後,《大地》中主要演員幾乎全是白人,主要場景是在加州搭建的「中國村莊」拍攝完成。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不久,電影《大地》轟動上映。電影的宣傳文字稱:「偉大的銀幕把當代最重要的小說改編推出……這部電影是賽珍珠從一名男子、他的女人、他的民族所嘔心瀝血創作出的宏偉大戲!」影片投資兩百八十萬元,賺回三百五十萬元票房,但因成本過高,實際損失九萬六千元。不過,這部電影獲得美國電影學院頒發的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女主角等五項奧斯卡獎,成為好萊塢的經典之作。

第二年,賽珍珠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她是用英語寫作中國題材獲此獎的西方作家第一人,此「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賽珍珠的文學成就被高估,但就影響力和作品銷量而言,她已登上西方作家的頂峰。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頒獎語指出,「賽珍珠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瞭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然而,正如電影《大地》所呈現的中國,乃是一個「高度美國化的中國」;賽珍珠以極度真誠的態度描述的中國,是其「中國幻象」的一部分——無論她多麼愛中國,她仍是美國人,或許正是她太愛中國,只看到中國「好」的一面。

儘管賽珍珠後來「背叛」了傳教士的事業,但她無法全然擺脫從小形成的清教徒的價值觀。她筆下的中國農民,宛如當年乘坐五月花號到美洲的清教徒。賽珍珠的作品善意地誤導著美國人和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

就和賽兆祥牧師和他的同僚寫回去的虛幻的傳教報告,是美國數百萬教徒對中國幾近全部的資訊來源一樣,《大地》也是大多數美國人能讀到的唯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就在華特・迪士尼創造米老鼠等可愛角色的同時,賽珍珠創造出「高尚的中國農民」,他們主要的吸引力就是他們代表著美國的價值觀。

賽珍珠筆下「高尚的中國農民」,只存在於她的想像中,從來不曾在中國大地上真實地存在過。毛澤東是另一個版本的、窮凶極惡的農民的代表,毛對《水滸傳》的理解遠比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的賽珍珠深刻。

真正的中國農民大都是文盲,不可能閱讀賽珍珠著作的中譯本;中國知識階級通常對農村的中國充滿嫌惡,不願接受賽珍珠對中國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美化」。魯迅對賽珍珠的作品不屑一顧,批評賽珍珠用「四海之內皆兄弟」命名《水滸傳》之英譯本,「山泊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們都作兄弟看的。」(另外,有中國留學生試圖勸說賽珍珠不要翻譯《水滸傳》,否則的話,西方讀者會認為他們國家的文學遺產描寫的中國人是野蠻的、沒有開化的);林語堂雖然受惠於賽珍珠的推薦才進入美國文化市場,卻因為賽珍珠不願借錢給他而導致友情破裂——這又是中美文化衝突的一個典型案例。

賽珍珠的代表作的中文譯名為《大地》,丟失了英文原名The Good Earth中的「好」處和善意。一九三八年,從中國抗日前線考察歸來的英國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用英國式的幽默從這「好」處下手,在其報導中稱他所看到的中國為「the Bad Earth」。這引起過賽珍珠的憤慨和反擊。

其實,賽珍珠大可不必對奧登口誅筆伐,奧登像她一樣對中國抗戰充滿同情。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六月,奧登與合作者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訪問抗戰硝煙瀰漫的中國,見到諸多國共要人及文化界名流,並親赴前線採訪。六月十二日,離開中國之前,面對日軍侵略後混亂叢生的上海,依修伍德引用路易・艾黎(Rewi Alley)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結束了他們在上海、在中國的旅行:「我知道從哪兒重新開始,始於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七年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並宣布上海設立「特別市」之始。那一年,也是賽珍珠自我覺醒的轉折點。

奧登的中國行與賽珍珠擦肩而過。賽珍珠寫完《大地》後,放棄了基督信仰和傳教事業,急劇轉向西方左翼陣營,此後積極參與女權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極少談及宗教信仰。而奧登完成《戰地行》之後,在西班牙和中國戰場的經歷使他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和政治的醜惡,原本沒有宗教信仰的奧登發現了宗教信仰的力量,尤其對在華傳教士在艱難條件下保持從容鎮定非常欽佩。旅居美國後,奧登反省從前的人生觀,對此前創作的很多作品產生質疑,不願意把西班牙內戰期間寫的〈西班牙〉一詩收入詩集,一度在他身上迸發的左翼激情戛然而止。奧登皈依了基督教,雖然他的思想中仍帶有齊克果式的存在主義。此後,長住紐約的奧登與居住在費城鄉下的賽珍珠幾無交集。

雖然對中國的「好」與「壞」認識迥異,但奧登與賽珍珠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在中國底層社會發現不可摧抑的生命力。奧登有一首名為〈中國士兵〉的詩歌,向戰死的無名士兵致敬,中國詩人查良錚(穆旦)將其翻譯為中文:

他被使用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將軍和他的蝨子所遺棄……
他在中國變為塵土,以便在他日
我們的女兒得以熱愛這人間,
不再為狗所凌辱;也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

深受奧登影響的「九葉派」詩人杜運燮寫了一首〈草鞋兵〉與之唱和:

你苦難的中國農民,負著已腐爛的古傳統,
在歷史加速度的腳步下無聲死亡,掙扎……
但你們還不會驕傲:一只巨物甦醒,
一串鎖鏈粉碎,詩人能歌唱黎明,
就靠灰色的你們,田裡走來的「草鞋兵」。

至少,這兩首詩都可看作是《大地》的濃縮版。

為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將她當作敵人?

經歷過南京事件的賽珍珠,對縱容官兵搶劫殺人之後又謊話連篇的國民黨政府當然不會有任何好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賽珍珠已經發現,國民黨沒有真正打算進行社會和教育改革,新政府在社會各界的失望和質疑中舉步維艱。賽珍珠如此評論蔣介石:「他是行伍出身,有軍人的思想,無論是從性格還是經驗來看,他都不適合擔任一個國家的領導……他對現代民主政府一無所知。」 她的很多老朋友加入南京政府,但她失望地看到曾經充滿理想的革命者一旦掌權,很快墮落得像這個國家從前的統治者一樣殘暴:政治腐敗,橫徵暴斂,殘酷鎮壓反抗者。

一九二八年,當賽珍珠回到南京時,南京正在展開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以使之配得上新的首都的身分。第一台推土機壓過之後形成了寬闊、筆直的大街。大片的居民區被拆毀,來自革命軍隊的官員現場監工,圍觀的人們沉默著,眼睜睜看著賴以生存的家園變成一片瓦礫。賽珍珠不無諷刺地説:「那一天,國民政府讓它的對手共產黨贏得了第一場勝利。」

賽珍珠與蔣介石有過「一面之緣」,儘管不曾有一句話的交流。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國民政府為孫文舉行隆重的「奉安大典」。葬禮結束後,賽珍珠登上新修的大理石台階,正好看見蔣介石從祭堂走出來。他目光炯炯,直視前方,大步走過大理石地板,在門廊下站住,俯視山腳下的村莊。

我離他很近,以便觀察他的臉。那太像一張老虎的臉了,高高的額頭微微向後傾,耳朵向後貼著,寬闊的嘴巴似笑非笑,總透出一股殘忍。他的一雙眼睛最吸引人,又大又黑,閃爍著無所畏懼的光芒。這種無畏並不是來自於睿智或者沉著堅韌的品質,而是老虎的無畏,自恃強大,不懼任何獸類。

以儒家哲學家和虔誠的基督徒自居的蔣介石,不會喜歡這樣的描述與評價。

幾年以後,當《大地》攝製組申請到中國拍攝時,國民黨宣傳部認為它醜化中國而橫加阻撓。最後,害怕激起美國輿論反彈的宋美齡下令放行。當劇組帶著拍攝完成的膠片回國時,卻被歹徒往片盒上倒硫酸,致使在中國所攝部分保存下來的只剩下十分之一。

當賽珍珠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民黨政府明令駐瑞典大使不得出席賽珍珠的諾獎頒獎典禮,雖然這是歷史上第一個與中國有關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一如共產黨政權在二〇一〇年抵制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國共兩黨真是孿生兄弟。

抗戰期間,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對賽珍珠多年前的反蔣言論仍然耿耿於懷,對賽珍珠剛在《生活》雜誌發表的批評南京政府抗戰不力的文章更是惱羞成怒。對外裝扮出溫文爾雅的基督教模樣的宋美齡,用非常滑稽和「小氣」的方式打擊賽珍珠——她讓親國民政府的《生活》雜誌發行人不要刊登賽珍珠的文章,她以為可以像控制中國的輿論一樣控制美國的輿論。後來,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在解除戒嚴前的三十八年間,賽珍珠的所有著作都成了禁書。

賽珍珠的思想觀念屬於西方左派,但她與一般傾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西方左派不同,她不曾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她知道共產黨對農民比國民黨更加殘酷,她的「魯媽」們、她童年的玩伴們以及跟隨她父親的鄉村基督徒們,在共產黨統治下不會有好日子過。她不相信土改和大躍進的宣傳,她知道大饑荒的災難之後,夜不能寐。共產黨政權也不會將賽珍珠當作斯諾那樣的「中國人民的朋友」,她被套上「美國反動文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的大帽子批判和侮辱,她的著作在中國也成了禁書。

賽珍珠不僅在海峽兩岸同時被視為「敵人」,在自己的國家也腹背受敵:她因為對國民黨政府貪汙腐化的批評,而受到親國民黨並反共的「右派」政治勢力的冷遇;她又因為對「共產主義」持「不同政見」,而遭到極左派知識分子的唾棄。

中國閉關鎖國二十三年之後的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訪問中國。已經八十歲並受病痛折磨的賽珍珠希望隨團訪問中國,甚至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寫作計畫。她給每一個能幫助她成行的人寫信或發電報,包括尼克森總統和周恩來總理——周的故鄉就是賽珍珠早年生活過的清江浦,周的族人中就有賽兆祥曾為之施洗的中國基督徒。

然而,尼克森和季辛吉不認為這個常常批評他們的老婦人有什麼利用價值,周恩來也不願給自己增添麻煩。在尼克森的中國之行結束之後三個月,賽珍珠收到中國派駐加拿大一位級別較低的外交官對她簽證申請的回覆。對方措辭粗魯地寫道:「你的所有信件都及時收到了。考慮到長期以來你在作品中對新中國人民和領導人所持的歪曲、醜化和汙衊的態度,我授權通知你,我們不能接受你訪問中國的申請。」不過,以周恩來一慣的滴水不漏的外交手腕,在拒絕其簽證申請的同時,又託尼克森轉送給賽珍珠一套精美的漆器作為紀念禮物。

「我一生到老,從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屬於中國。」在此打擊之下,賽珍珠一病不起。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在被中國拒簽十個月之後,她孤獨地離開了人世。火化時穿著她最愛穿的絲綢旗袍。死亡也許是保持她引以為自豪的「逆差」的唯一方式:她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長於她在美國生活的時間。

遵照賽珍珠的遺願,人們將她安葬在費城郊外青山農場的一棵百蠟樹下。斜臥在草地上的小小墓碑,沒有出現她家喻戶曉的英文名字,只留下她備遭冷遇和羞辱的篆體中文名字「賽珍珠」。據說是出自她的親筆,就像一枚陽文的印章。她好像只願意像一個中國人一樣回歸「大地」。

比賽珍珠長一輩的司徒雷登,也出生於來華傳教士家庭,其聞名於世不是以長老會傳教士的身分,而是以燕京大學校長和美國駐華大使的身分。司徒雷登以《原來他鄉是故鄉》作為其回憶錄的書名,以此表達對中國的一往情深。賽珍珠的一生,同樣對中國一往情深,卻不得不將這個書名顛倒過來——「原來故鄉是他鄉」。她以為是「故鄉」的中國,其實永遠都是陌生的「他鄉」。

相關書摘 ►《1927:共和崩潰》:北洋政府如何運作?沒人比顧維鈞更有資格說出真相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927:共和崩潰》,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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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跳脫欽定史觀與支配意識形態,「去國民黨化」的近代中國史!
歷史轉向的關鍵年代,透視百年中國的興衰起伏!

在過去國民黨以國家機器推動的意識形態教育裡,1927年因為「北伐」與「清黨」的成功而被視為奠定中華民國邁向繁榮富強的關鍵一年,只是這個充滿希望的歷史進程卻不幸被後來的日本侵華與中共叛亂給打斷。然而,余杰在前作《1927:民國之死》中以豐富的史料、翔實的論證推翻被國民黨扭曲的史實,指出「北伐」推翻的北洋政府不僅合法,而且多有建樹,而「清黨」的血腥屠殺更摧毀了國民黨內所剩不多的理性良知,中國的未來也因此江河日下……

在《1927:共和崩潰》中,余杰再次透過對25個精彩民國人物生平事蹟的深度考察,進一步呈現這個關鍵年代的政治、社會與思想脈絡。在1927年,我們看到:

  • 「百年中國唯一的外交家」顧維鈞,雖然不屬於任何北洋派系,卻選擇在北洋政府即將崩潰之際擔任「署理總理」並兼任外交總長,只為了「保證根據憲法使國家事務有序地進行」。
  • 陳獨秀遭到「武漢分共」的打擊,倉皇逃命,也喪失了在共產黨內的地位,甚至他的兩個兒子也先後被捕殺。這一年成為他人生的分水嶺,從意氣風發的北大文學院院長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淪為「共匪首領」。
  • 鄧小平於1927年當上中共中央黨部秘書長,在其權力之路上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
  • 「雲南王」龍雲在連續多場九死一生的政爭中,結束雲南的內戰,展開他長達18年的統治,並積極推動雲南的現代化,其中「西南聯大」與「滇緬公路」的建設影響未來甚鉅。
  • 「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已經精準地看出「即便最優秀的中國人也缺乏共和的意識和素質,中國無法維持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日本戰敗後他出任首相,以「輕型軍備、重視經濟、日美安保條約中心主義」的「吉田路線」領導日本復興,使中國與日本踏上完全不同的歷史路徑。
  • 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在「南京事件」中受到仇外、反西方的國民革命軍追殺,輾轉逃往日本長崎。從此她對國民黨與蔣介石採取批判的態度。於是,在歷史上第一個與中國有關的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國民黨政府明令駐瑞典大使不得出席,一如中共在2010年抵制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

除上述人物之外,本書分別從25位共和的守護者、政權的顛覆者、動刀槍者、時代的開風氣者、民族的尋路者、與外來的異域人士等六種角度,透視民國終結的真相。內容廣泛多元,人物刻畫精彩生動,是深入瞭解民國歷史與國共興衰不可多得的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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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