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王朝「斥和碑」的故事（上）：視天主教為邪教，「丙寅洋擾」後堅定鎖國策略

「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斥和碑碑文。

值得書寫的韓國碑文故事不少。如17世紀朝鮮王朝臣服清朝證據的「三田渡碑」（삼전도비，1639年，仁祖17年豎立）外，「斥和碑」（척화비）也是在現今南北韓朝鮮八道經常可見的碑體。而它們又寓含怎麼樣的故事呢？我們先從碑體看起。

斥和碑多以花崗岩為材，碑體不似三田渡碑華麗，但也有著龜趺（귀부）抑或螭首（이수）裝飾，每塊碑體多以厚度約為25公分、高度為1公尺25公分為定式下去製作，但隨著豎立處不同，尺寸大小多少有點差異，諸如釜山地方斥和碑的高度，有的來到成年男子身高的1公尺80公分，而今日首爾鐘路區的斥和碑也比定式高一點點，為1公尺39公分。

然而，先不論這些碑體高度差異，其共通點都是碑體上的文字，清楚地寫著12個漢字：「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且一旁小字副文，則又標示出：「戒我萬年子孫，丙寅作，辛未立」等字樣，呈現出19世紀中葉，大院君執政的光榮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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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有這些斥和碑與碑文產生呢？又是什麼樣的歷史因緣，豎立起它們呢？我們就得從19世紀中葉言起。

19世紀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間，真正展開爭霸鬥爭時期，不論是英國、法國或美國等各國列強，只要稍有能力皆紛紛來到世界各地，奪取殖民地，藉此擴展國家所能支配的地域與資源——亞洲當然也是一個主戰場。

如中國清朝與英國在1839年9月所爆發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大開門戶後，1856年到1860年間，英法聯軍為掠奪在華利益，又再度與清朝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衝突，同樣地清朝也以慘敗收場，最終造成英法聯軍攻入北京，聯軍除了洗劫、放大火燒毀圓明園外，也佔領香港，使其成為半殖民地。

位於亞洲東北處的日本，也受到帝國主義的「開戶」震撼教育，儘管早在1846年，美國海軍准將詹姆斯・貝特爾（James Biddle，1783－1848）曾率領3艘美國軍艦，來到日本國要求開港，但被江戶幕府一口回決。事過10年不到，美軍又再度來到日本——1853年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准將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帶領了4艘戰艦與美國總統國書，來到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上武力示威，史稱「黑船事件」，之所以稱之為「黑船」，在於佩里所率領的船艦船體上，皆塗上防止生鏽的黑色柏油，而被日本人稱之為「黑船」。

最後，佩里兩度率領「黑船」，順利打開日本國門，更於1854年3月31日，讓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亦稱《日美親善條約》），開放下田與箱館（今函館市）作為通商港口。之後英國、法國、俄國、荷蘭、德國等各國見狀，當然機不可失，也陸續跟進與日本締結了許多不平等條約。

中國、日本相繼開港，遭列強掠奪資源，朝鮮半島上的朝鮮王國也不例外。19世紀中期，列強諸國的「異樣船」（이양선，即「洋船」）頻頻出現在朝鮮半島沿岸，要求朝鮮王朝開國通港行商。

這段時間，可說是西方霸權國家強使亞洲諸國開國的「炮艦外交」時期，而西方強大的軍事實力，迫使亞洲各國紛紛放棄鎖國政策外，也讓亞洲經濟體系大為變動，如同日本知名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於《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一書內提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1853年的佩里渡航日本、1859年的日本開放口岸、1860年的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以及1863年的薩英戰爭（指因「生麥事件」導致的日本薩摩藩和英國東洋艦隊之間的戰爭）……1850年象徵由於歐美發達國家以軍事實力，要求開埠使亞洲捲入所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期。」

然而，我們先把目光集中在朝鮮半島上，看看當時朝鮮王室如何對抗這些出現在半島附近海面上的異樣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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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的朝鮮王朝內政不安，第25代國王哲宗（철종，1831－1863）去世，宮內鬥爭紛起，與安東金氏對立的神貞王后（前代王憲宗之母），指定與安東金氏沒有關係的「翼成君」（익성군）作為第26代國王即位，即後來的高宗。高宗在1863年登基時，年僅11歲，實際權力仍由其父興宣大院君（흥선대원군，1820－1898）所掌握。

就歷史評價來看，興宣大院君權力欲望強烈、個性堅強固執，對內除了攝政行鎖國政策外，也曾壓制東學宗教團體運動，如最有名的事件，即他於1864年斬殺東學道教祖崔濟愚（최제우，1824－1864），引起境內許多紛爭，而他對外也一視同仁地，強力鎮壓外國宗教團體與勢力。

特別是當大院君通過赴京使，得知清朝在與英國交戰後失敗，並遭受外國勢力蹂躪之事實，他於有意無意間，也特別加強警戒海面上時常出沒的異樣船。大院君在貫徹對外國勢力入侵，行堅決抵制態度的同時，除了排斥本土「邪教」東學運動外，強力執行擁護「正學」（정학）、「正道」（정도）朱子學的「衛正斥邪」（위정척사）政策，對於另一個邪道「天主教」，也是持負面態度看待。

而其實朝鮮王朝早先對於天主教態度，也極不為友善，這從1839年10月（憲宗三年）處刑國內外七十多位天主教徒，與其所制訂天主教禁止令的「斥邪綸音」（척사윤음）之史實事件，即可見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