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特教班長大的我而言「不一樣才是常態」,所以我支持婚姻平權

對特教班長大的我而言「不一樣才是常態」,所以我支持婚姻平權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我的這個世界裡,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不一樣才是常態」若要說普通班學生和特教班裡各種擁有不同障礙的學生彼此之間有什麼相同之處,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如此地不同。」所以,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有什麼好奇怪的?

2019年5月17日早上,我人背著背包與武士刀,與數萬人站在立法院旁青島東路,看著天空。因為16日晚上看的中央氣象局網站上的天氣預報說,隔天臺北市的降雨機率是20%,而最高溫會飆到30幾度,所以除了一把小小的摺疊傘以外,我把重點全集中在「防曬準備」上,而沒有特別去進行防雨準備。   

哪知,從凌晨在高雄技擊館集合等車的時候就開始下雨,而且到台北之後還不只下雨,是他馬的傾盆大雨。到現場不久之後,我的雨傘就被幹走了。我的全身被大雨淋濕,背包裡所帶的書籍、電子產品、衣物……全部報銷。   

我站在主舞台前方,正對各家媒體的攝影機。除了臺灣,還有各國新聞媒體派出的或自由工作的外國記者。他們忙著拍手上有拿旗子或乾脆直接身體用大彩虹旗包住的朋友,我只是背著包包,耳朵一邊聽某些立委的跳針謊言,心中祈求著我寶貴的武士刀不要因此生鏽。   

雨滴很大,打在身上蠻痛的;外加風在吹,我就這樣子像個智障一樣站在前線第一排淋雨,聽反同婚的立委諸公們所發出的背景雜音,思緒飄往很久遠以前。嗯?……像個「智障」啊?我想到這個詞彙,嘴角不禁上揚。   

以前我曾經在別的文章中花很大篇幅描述這段經歷,但我忘記是哪一篇了,或許是很多篇吧,不過我也懶得找了。就如同我以前大學時代在修教育學程時跟同學們開玩笑說的一樣:「學當老師嘛,就是學習如何一個人站在台上重複講同樣的東西連續自言自語三十年。」   

所以,無論以前曾經講過多少次,我們就再來講一次吧。

民眾立院外撐傘關心同婚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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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17日發布新竹以北及東北部地區豪雨特報,民眾上午撐傘聚集在立法院外關心同婚專法草案。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108年5月17日

我的父母是老師,我是「老師的孩子」。這很多人都知道,講的次數多到都變成起手式了。但老師有很多種,而我的父母是「特教老師」。我是在特教班裡長大的。

很多人知道我的童年是在旗津度過,但幼稚園時,我媽還在現今已經改名為高雄特殊教育學校的高市啟智學校任教。每當只有上半天課的時候,我媽會在中午時騎車來旗津把我載到她那邊去,讓我待在教室旁的辦公室、甚至直接待在教室裡,畫圖讀書。

小學時,我媽轉調來旗津,與我爸、和我、還有我哥(數年之後連我弟也進來了),在同一間小學。放學後,我就會從自己的普通班教室走到啟智班,一樣是待在辦公室、或教室裡,畫圖讀書。等到年級升高之後,有時我爸還會讓我上場當小助教。   

當時的社會風氣對於身心障礙者非常~非常不友善。從以前名字叫作「啟智」學校或「啟智」班就看得出來。我們是旗津島上南端窮鄉僻壤的小小學校,一個年級只有二到四班。學校為了盡可能避免造成歧視,我們學校不將特教班掛上特教班的牌子,教室門口上掛的牌子都是「X年六班」。

身心障礙可以再細分成很多種障礙,當然,「最常被人掛在嘴邊」的,是「智能障礙」,它的簡稱:「智障」,在語言功能上被「髒話化」,是最常被拿來攻擊人的詞彙之一,意思跟白痴、笨蛋、蠢材差不多。但使用「智障」的「侮辱效果」最強烈。

同樣的,做為教育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學生的啟智班和啟智學校,其名稱「啟智」也遭到了同樣的待遇,變成了僅次於智障的攻擊性詞彙。事實上,在某些場合下,抓準時機,用輕蔑性語氣以台語講出「你啟智喔」,可以達到的侮辱性效果還比智障更佳。   

雖然現在社會對身心障礙者還是一樣不友善,不過比起二三十年前的那種「普遍性」跟「嚴重性」程度,要打個比方來講,大概就像列車砲跟手槍的差別吧。

以前,我爸還要照著被鑑定出來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名單,去學生家裡面「挨家挨戶」拜訪,去「拜託」學生家長同意讓自己孩子進入特教班。是「拜託」、再講一次:「拜託。」因為家長「不敢、不願、不想」承認自己生出來的孩子是「啟智」。

家長不想孩子被貼標籤,更不想要「自己被貼標籤」。所以我爸只能拜託,千求萬拜,只差沒下跪磕頭。當然,在那個時代,失敗機率很高,而因為家長的堅持進入普通班的「有特教需求」學生們,在班上都被欺負、罷凌地非常慘。

也因為他們沒有受到特殊教育的引導與關懷,普通班教師又不知道該怎麼教他們、畢竟那些老師沒學過特殊教育,所以待在普通班的有特教需求學生,小學六年過去之後,下場比沒讀過小學還糟糕,基本上一輩子就這樣被社會歧視所加諸在家長身上的偏見給「徹底毀滅」。   

我家老爹常常在出去演講時說,以前學校的小朋友……普通班的學生,都會叫啟智班是「白痴班」,而他每天走在走廊上都會被小朋友叫是「教白痴班的老師」。那我呢?我當然是被叫「那個教白痴班老師的兒子」啊!但你也知道人在運用語言表達會習慣性簡化,所以我更常聽到的是「簡化版本」:白痴!   

所以,我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了漫長的天天幹架之路。因為我的父母是老師,因為我的父母是「白痴班老師」,因為我他馬的天天要被針對、被欺負、被罵是白痴。因為我被侮辱,因為我的父母被侮辱,因為我的「朋友」被侮辱。嘛......老讀者們也知道,我後來打啊打的,不知不覺就變成全校最大尾的「師欸(請用台語發音)」了(笑)。   

我是在特教班裡長大的。   

特教班裡除了智能障礙,當然還有其它的學生:有靜不下來的過動兒(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有動不起來的自閉兒(自閉症);有腳不能走的,有手不能使的;有聽不到的,有看不見的;有一開口就停不下來的,有天生就無法開口的。還有俗稱「混拼套裝版本」的「多重障礙」及「腦性麻痺」。

自幼,我每天與這些被社會「嚴重歧視」的,形形色色、擁有各種身心障礙的特教學生們一起吃飯、看書、上課、玩樂。看不見的,聽力特別強;沒辦法講話的,手速超快(比手語)。別人眼中所謂的障礙和缺陷,在我眼中卻是羨慕到極點的天賦。我到現在還是覺得,會手語點字這種技能真的又強又炫(我到現在的手部肢體語言表達能力還是僅限於「比中指」)。   

更別說輪椅操作了,對於我這種實在有夠懶得動腳的人來說,同時擁有椅子的座位功能和輪子的移動功能的輪椅,簡直是天才發明啊。我靠著天天在特教班玩輪椅「偷練」,在學校每年舉辦的身心障礙體驗周活動競賽裡面,輪椅比賽我年年拿第一名。比賽中,有些被稱為「開外掛」的特殊操作技巧呢?很抱歉,是特教班學生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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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班學生覺得我「很聰明」,因為我很會讀書。但我反而覺得他們「很強大」,因為我除了讀書,什麼都不會。我只會讀書而已,大家都會讀書,有什麼好希罕?但他們會的特殊技能,我通通都不會,到現在還是不會。所以,我教他們的同時,他們也教了我很多「有的沒有的」。  

像是開各種鎖偷腳踏車的技巧,就是一個左右手指都比別人各多一根的特教班學生教我的,非常受用(噓)。我從小與他們一同長大,那構成了我的世界。他們的障礙、他們的特色,他們的能力,他們的才華,都深深吸引我。在外人眼裡,這些「白痴班」的,「每一個人都不正常」;但在我眼裡,這樣才是「正常」的。

在我的這個世界裡,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也因此,每一個人都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都「一樣不一樣」。因此,對我而言:「不一樣才是常態。」若要說普通班學生和特教班裡各種擁有不同障礙的學生彼此之間有什麼相同之處,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如此地不同。」   

我從來不覺得,跟人不一樣,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畢竟對我而言,活在這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本來就他馬的完全不一樣啊!如果都一樣,那就恐怖了,那代表每一個人的身材、外貌、個性、行為舉止、甚至「性別」都「完全一模一樣」。各位可以自行想像那有多恐怖。   

所以,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有什麼好奇怪的?我國中班上同性戀跟雙性戀的比例很高,而且隨著畢業越久,出櫃的越多。然後隨著升學、出社會,身邊的同學、朋友、讀者當中,我認識的人當中「不是異性戀」的比例越來越高,到現在幾乎都快五五波了。但在國中當時,情侶通常都被家長或老師強制拆散,更何況是同性情侶。   

以前同性戀被視為一種需要強制治療的疾病,甚至在民間被當作是「邪靈作祟」、「妖魔附身」之類的「不正常中邪」狀況。後來醫學界終於認知到那不是疾病,而是天生的自然現象,是從「有性生殖」被演化出來之後就一直存在於世界上的「正常」現象。跟人有高矮胖瘦等「不一樣」的特質是「一樣」的。   

而且《女陰 - 揭開女性秘密花園的秘密》《我即我腦》等書都提到,依照生物學界和演化心理學者們的理論,同性戀就如同重鬱症一樣,在「維持族群繁延存續」的大自然唯一目的上,有著強大的功能、有著「關鍵且必要」的重大地位。在〈「憂鬱症」不是憂鬱,他是一種跟想法無關的生理疾病〉這篇文章當中,大家都知道了,雖然在考試成績上我是個資優生,但在身體上,我帶有各種「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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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蕭奕辰

雙極性情感障礙(躁鬱症),性別認同障礙(我大腦認為自己是女生),解離性人格障礙(多重人格)……。這些「障礙」讓我拿到了一張粉紅小卡,俗稱身心障礙證明。這張粉紅小卡對於找工作……嗯,非常地「構成實際『嚴重障礙』」。但這些年下來,我認啦,我不管是天生基因還是後天教育都讓我就是不適合去做所謂的一般工作,而且我也不想待在辦公桌上一輩子。   

幹人講幹話。你當我是個瘋子,那我就是個瘋子。我絕對不會說自己正常,更不會說自己中立理性客觀。老讀者們都知道,在我這裡,只有一個很幹的人在講幹話而已。喜歡的就看,不喜歡就別看,我可沒拿槍抵著你的後腦杓逼你看。   

嘛,回到障礙,我身上的這些哩哩扣扣阿薩布魯五四三的身心障礙,其中有好些,醫學界已經把其名稱當中的「障礙」給拿掉了。性別認同障礙現在叫「性別不安」,多重人格障礙現在叫「解離性身份疾患」。嗯......疾患,好吧,等它哪一天從疾病當中除病化吧。   

老實說一開始我很排斥拿這張身心障礙證明,我超「倒彈」。那是我媽要我去申請的,因為依照法規,聘用身心障礙者為員工,公司可以獲得政府補助還什麼碗糕的,我媽「強烈以為」這可以「增加我找到工作的機會」。   

但我跟她說,她想得太美好了,台灣老闆才沒那麼守法。而且大家會同情「身障」,但對於被稱為心障的精神疾病患者,人們只會把我們當妖魔鬼怪看待,避之唯恐不及。在追求收視率的嗜血媒體上,不管是電視劇、電影、新聞,都把精神疾病塑造成變態或瘋子。   

我跟我媽說:「一旦我真的申請了,拿到身心障礙證明,從那一瞬間開始,你兒子一輩子就跟妳口中所謂的正常穩定工作永遠無緣了。」事先,我跟我媽大吵了非常多次。事後,事實證明我是對的。但現在的狀況已經演變成我不得不靠著這張粉紅小卡才能生存下去了,不然我將會連最低的基本生存需求都無法達到。   

而在心態上,我也接受了:我就是有這些「跟人不一樣」的問題存在,而這些「大多數人認為很恐怖」的問題讓我在社會上備受歧視與差別對待。但最重要的,因為有了這張粉紅小卡。我終於可以在心中對自己兒時在特教班中的朋友玩伴們說:「現在我不是什麼他馬的該死資優生了,我終於跟你們一樣了,我們終於是同一國的了。」所以,現在我對於自己擁有這張證明感到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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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蕭奕辰

因此,我支持婚姻平權。或許你會問,啊上面講了一長串東西跟婚姻平權有什麼關係?   

這就要回到小學三年級的社會課上,當時的班導師兼社會老師在開學「第一堂」社會課上面,一開始就問全班一個問題:「現在是民主時代了,我們可以選舉、可以投票,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全班投票叫XXX同學跟OOO同學結婚?」答案當然是不可以。

老師又問:「那我們可不可以全班投票叫XXX同學跟OOO同學不可以結婚?」答案當然也是不可以。所以老師又問:「為什麼?他們只有兩個人,全班都投贊成或反對,票數一定比兩票多,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沒有任何人有能力回答出答案。

因為民主不能侵犯自由和平等,就算是多數,也不能透過投票去踐踏別人的權利!如果只是因為表決出來是多數就什麼都可以,那就會變成暴力!要誰活就活,要誰死就死。所以就算是民主政治,也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比投票、比多數人還重要!就是……

老師在黑板上寫下大大的四個字。小學三年級的第一堂社會課,我們在這窮鄉僻壤的海島小學校的破爛教室裡,學到了直到現在還是很多「大人」沒搞懂的四個字:

基本人權。

整整二十年過去了,那堂社會課依然長存我心、印象深刻,宛如昨日。有些人覺得看到同性戀接吻很噁心,同性性行為更是噁心到不能再噁心?嘛,俗話說得好:「心中有佛,見人即見佛;頭殼裝屎,見人就吃屎。」這種事情,看久了就習慣成自然啦,就好像待在垃圾堆裡,久了就聞不出來哪裡臭一樣。所以你們這些反婚姻平權的當然也不會知道自己到底哪裡智......咳咳咳,打住。  

你們只看到兩個是同性別的人,但我看到的是兩個心中有愛的人;你們看到的是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不一樣性傾向」,我看到的是同性戀與異性戀「一樣有血有淚有愛」,而且「一樣是人」。是人,就有基本人權。是人,在法律的權利保障上就「必須」是平等的。   

再講個題外話。高一時的某個假日,在國中母校的操場上,遇到了畢業之後才在一起的女同性「班對」。她們是回學校散步的,而我雖然是回來打球的,但通常都在陰涼處抽煙喝飲料。在閒聊之中,我跟她們說:「以後我要做三件事情:臺灣獨立、廢除死刑、同婚合法。」

她們聽到我這超中二的智障宣言,兩人都露出了尷尬的笑容,不知道要回什麼。過一陣子之後,我聽到消息:她們被家長強制拆散了。現在,我很想跟她們說:「當年超中二宣言的三件事,終於有一件成功了。」儘管對於她們而言已經來不及了。

我知道,她們並沒有把我的話當真。我從小就知道,很少有人真的會理我說的話。我一直都知道,在別人眼中,我被視為少數、不正常、跟大家不一樣的「極端異類」。尤其是拿了身心障礙證明,成了我常常在自嘲的「政府認證的有牌瘋子」之後,我知道自己的未來只會更加「道阻且長」、障礙重重;我的人生只會面臨更多阻擾與歧視。   

就像所有人都手拿彩虹旗、撐著雨傘或穿著雨衣的青島東路上,只有我一個人是肩背武士刀,獨自站在豪雨中,承受風吹雨打……持續好幾個小時。直到一對看起來很像是伴侶的年輕女孩(目測年齡約高中左右)將一把雨傘送給了我。

台灣同婚法制化 挺同團體難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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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成為亞洲首個同性婚姻法制化國家的瞬間,立法院外挺同團體齊聲歡呼「婚姻平權、亞洲第一」,現場民眾都難掩開心神色。中央社記者施宗暉攝108年5月17日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三讀通過的同時,雨停了、烏雲散去、陽光出現了!立法院周圍充滿歡呼聲,不是尖叫擁吻就是激動落淚。我離開第一排,退到流動廁所旁邊抽煙,幾位男同志朋友跟我討菸,請我喝酒,然後開始東南西北閒聊。   

「我不是同性戀,起碼肉體上不是。」我說。「嗯?那你為什麼要來參加?」他們問。「我是性別認同障礙,俗稱『我的大腦覺得自己是女生』」我說。「那你喜歡的不就是男生嗎?」他們問。「性別認同跟性傾向沒什麼關係,我的大腦覺得自己是女生,但性傾向上,我喜歡的也是女生。所以只要我不說,外在就跟異性戀一樣。」我說。   

「靠,妳就是女同性戀啊!而且妳這樣根本就是女生夢寐以求的對象耶!」他們尖叫。我笑了,是開心的笑,是發自內心的笑,因為「被認同」。我跟這些「酒組」的嗨咖一同歡樂了快一小時。在這裡,沒有人會因為我的「與眾不同」而歧視我,因為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相同地與眾不同。」

甚至在離別的時候,某個人(還算不錯的男同志)還握緊我的雙手鄭重詢問我:「真的不考慮男生嗎?」以我自己個人而言,那聲尖叫與這句詢問,大概是我參與同運以來,所得到的最大肯定了。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站這麼久過,尤其是在十幾年前左大腿受重傷、從此「不能跑、不能跳、不能蹲、不能久站、不能久走」之後更是如此。因為淋雨,我感冒了,偏偏我有氣喘。因為沒有雨具,我在文章一開始提到的那些東西也都壞了,損失金額高達上萬。   

回到高雄後,我因為全身病痛(尤其是左腿跟頭部)而休息了整整一星期。如果你要問我,站在雨中的時候我在想什麼,我會回答:「與幾十年來那些失去伴侶,失去性命的人相比,我的痛苦,根本不算痛苦。」雖然未來還有漫漫長路要走,還有很多的仗要打,但我們終於在法律層面上跨出了關鍵的第一步。

如果你要問我,在雨過天晴的陽光下看到了什麼,我不會回答「彩虹」,也不會回答「真愛」,我想用這三個字來收尾:新時代。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