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帝國史觀換成「無國家狀態」主導,東南亞歷史將會是何種模樣?

如果把帝國史觀換成「無國家狀態」主導,東南亞歷史將會是何種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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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戴伊 (Anthony Day)批評過度國家中心的歷史,給我們指出的正是這種方向:「如果我們把家族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視為基本情況,而不是偏離專制國家規範,不是國家必須『處理的失序狀態』,那東南亞的歷史將會是何種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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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姆斯.斯科特|譯者:李宗義

妨礙我們看清楚東南亞大陸人民整體歷史的是國家:傳統的、殖民的以及獨立的國家。國家中心觀過去五十年來或許站得住腳,但其代表一種對早期歷史的巨大扭曲。

年代愈早,歷史的扭曲就愈大。從大部分的歷史來看,東南亞的特色是比較少看到國家,即使是低地國家。就算有國家出現,往往也非常短命,相對比較弱勢,在宮廷中心外部範圍小規模且可變動,而且基本上無法從大量人口中有系統地汲取資源(包含人力)。

事實上,權力空窗期(interregna)很常見,比有權力的時期(regna)還長。此外,在前殖民時期,小王國的混戰讓許多人可以遷徙,效忠符合自己利益的對象,或是搬到沒有主權或主權相互牽制的三不管地帶。

有國家的時候,東南亞國家在吸引臣民、掌握人民,並盡可能汲取糧食與勞動力等措施,都走得不大順遂。人力是關鍵,即使是那些君王稅收主要來自貿易的國家,稅收最終還是取決於國家是否有辦法動員人力來掌握並捍衛貿易路線的重要位置。

國家非常專制,但並非一直如此。逃脫是人民自由的基石,也是制衡國家權力的主要力量。如我們在一些細節中所見,臣民如果嚐過強制徵兵、勞役與徵稅之苦,基本上都會搬到高地或是鄰近的王國,而不是起身反抗。有鑒於戰爭的無常、王位繼承的鬥爭、穀物歉收,還有君王宏大的痴心妄想,這類國家建構的危機雖然難以預測,但遲早都會發生。

早期有關東南亞歷史的辯論,主要討論國家的歷史應該如何寫,而不是先討論是否該以國家為關注的焦點。因此,學者批評克代斯(Georges Coedès)的《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忽略東南亞的王室是刻意引進並採用印度的宇宙觀。

印度中心史觀的扭曲,之後又加上歐洲中心的殖民歷史從「甲板、堡壘的圍牆以及洋行高大的走廊」的角度來觀察當地社會。因此之後不斷呼籲要追求一個東南亞的「自治史」,避免當地的歷史遭到雙重扭曲。

但一直到最近,對於此項訴求的回應,不論是來自學習或是原創,事實上本身都已經成為東南亞的國家史。情況為何如此?為什麼國家歷史長久以來,能持續影射自己是處於那些應該由人民歷史所占據的位置。總之,我相信理由在於國家中心,即使是脆弱而且逐漸消失的印度式傳統國家,也是留下最多具體史料的政治單位。

同樣地,定耕農業的居住形態也是以國家中心為特色。雖然定耕社會不見得比狩獵、游耕社會複雜,但絕對比狩獵社會還要密集,水稻社會就比狩獵社會密集一百倍。因此,他們留下更多集中的歷史遺蹟,像是貝塚、文物、建材與建築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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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歷史遺蹟愈多,史冊上的記載就愈多。反之,那些比較分散、可移動、平等的社會,不論他們的複雜性與貿易網絡,也不管他們的人口通常比較多,但其歷史的記載往往較少,因為他們的遺蹟散布的更廣。報復會留下文字記載也是一樣的邏輯。目前我們所知的東南亞傳統國家史,許多都來自石頭上的銘刻,以及之後由土地契約、回憶、稅收與勞役、宗教奉獻以及法庭判決所留下的書面紀錄。

你所留下的文字紀錄愈厚,寫在史冊的篇幅就愈大。由於有文字的記載,扭曲也放大好幾倍。傳統緬甸文與泰文之中分別以yazawin與phonesavadan表示歷史,而字面的意義就是「統治者的歷史」或「國王的紀錄」。在這個脈絡之下,如果要重建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將非常困難,即使他們生活在國家中心也不容易。他們在歷史紀錄中通常是統計的抽象名詞:例如許多工人、許多士兵、許多納稅人、種植稻米的人以及朝貢的人。他們很少以歷史行動者的姿態出現,就算有也是在被鎮壓的反叛情況,所以可以確定這些歷史大有問題,或許還可以說農民的任務就是不要被這些歷史檔案記上一筆。

國家霸權的歷史集中在宮廷與首都,這也造成歷史的其他扭曲。他們被迫淪為「國家空間」史,忽略或完全省略超越權力所及的「無國家空間」,以及王朝衰弱或崩倒時幾乎沒有國家的長期歷史。真正持平來看,東南亞國家前殖民時期的編年史如果以一年一年記載,大部分的篇幅將是一片空白。難道我們要跟其他官方編年史一樣,沒有掌控大局的王朝,歷史就不復存在?然而,除了歷史空白的問題之外,國家中心的官方歷史本質上就是有系統地誇大王朝權力、連貫性以及威望。

國家所留下來的文件一方面是徵稅與土地的紀錄,另一方面就是稱頌、確認權力以及宣揚正統,後者只是要使人信服並強化權力,而非呈現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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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出於國家中心宇宙論的自吹自擂(cosmological bluster)視為現實的指引,就有可能犯了奧康納所說的錯:「把少數大國的帝國想像(imperial imaginings),強加在其他地區。」東南亞大陸的獨立國家又為歷史增添了一層神秘性。不論從族群或地理上來看,國家都是承繼傳統的帝國,因此彰顯祖先榮耀、延續及善行,都有其利益。此外,傳統國家為了找出一個「初萌民族」(protonation)與「初萌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用以反抗眼前的內憂外患等利益考量,因而破壞或扭曲歷史。

因此,早期的歷史文物例如東山銅鼓(Dong Son drums,大型青銅禮器,時間可追溯到大約西元前五百年至共同時代的開端,並且於東南亞與中國南方的高地都可以發現)或是地方騷亂,一直被挪用為民族與(或)族群的成就,即使這樣的身分認同在當時根本毫無意義。這樣的結果是影射國家與其支配者的歷史傳說,是落後、模糊間斷、偶然隨機與不穩定的認同。

這樣的說法,正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醒我們的,一般都將進步與國家的必要性視為本應如此,民族國家更是理所當然。

曼陀羅式、王朝式、以首都為中心、以文字為本的歷史不足之處如此明顯,甚至閱讀時都疑點重重,所以主要是作為符合個人利益的描述,並陳述一種宇宙觀。大部分的歷史紀錄中,特別是高地的歷史,並沒有國家或「根本不算是國家」(hardly-a-state)。在那裡的國家往往是個人所創,非常的脆弱與破碎,因此建國者一離開,國家也無法延續太久。他們的宇宙觀與意識形態的滲透,遠大於他們對勞力與糧食控制的實際影響。

因此,關鍵在於區分國家的「硬」實力(hard power)與其經濟與象徵性影響力,後者的範圍廣泛得多。前殖民時期的國家從臣民身上汲取糧食與勞力時,只能把權力投射到宮廷中心周邊的小小範圍,比方說三百公里,而且權力並不穩定,只有在乾季時才有效。

另一方面,前殖民時期國家的經濟影響廣大許多,不過是以自願性交換為基礎。商品的價值愈高,重量與體積愈小(例如絲綢、寶石相較於木炭或穀物),就能傳遞到愈廣大的地方。國家的象徵力量,例如王權(regalia)、頭銜、服裝與宇宙觀,像觀點一樣可以傳得又遠又廣,並深植在高地人民心中,即使這些觀念常常被人拿來反抗低地王國。雖然低地王國的硬實力只是廣闊的帝國想像非常小的一塊碎片,但王國的具體商品尤其是象徵性商品的市場影響力則大出許多。

如果我們把原本東南亞的「帝國想像」歷史觀,換成大部分時期是由標準(normative)與常態化(normalized)的無國家狀態所主導,偶爾且短暫地穿插一些王朝國家,當這種帝國史觀解體的時候,帝國想像所留下的新東西是什麼?戴伊 (Anthony Day)批評過度國家中心的歷史,給我們指出的正是這種方向:「如果我們把家族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視為基本情況,而不是偏離專制國家規範,不是國家必須『處理的失序狀態』,那東南亞的歷史將會是何種模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五南圖書出版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譯者:李宗義

享譽國際的作者斯科特講述與世隔絕的亞洲人落腳贊米亞的精彩故事。這片區域的面積相當於歐洲,橫跨七個國家,而這些人直到最近才經歷建國的大浪,居住的地方與任何有組織的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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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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