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漢堡包捲入「綠色新政」爭議

美漢堡包捲入「綠色新政」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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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了減輕環境衝擊而擬定出的牛肉生產政策將影響市場價格——這個論點被用以防衛近年來話題漸熱的永續發展及環境議題。有趣的是,此方法其實來自於19世紀晚期的食品加工業者。

文:Joshua Specht
譯:曾維宏

漢堡正掀起一波最新的文化戰爭。「我支持牛,我希望美國善待動物組織(PETA)支持共和黨,但民主黨現在希望殺了所有牛。 」在 2019「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德州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如此宣告。而特朗普前任白宮幕僚和福斯新聞台的常座嘉賓高卡(Sebastian Gorka)也發表了相似言論,他警告,「他們想奪走美國人的漢堡,史太林曾妄想這麼做,卻從來未能實現。」

會有上述言論,其實始於針對民主黨最近宣佈的「綠色新政」。綠色新政指出,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農業是需要接受調整的眾多產業之一,而「牛肉」更是其中的實施靶標。「綠色新政」的政策白皮書提議要減低全球食用牛肉所製造的碳排放量,並呼籲各市居民減少牛肉食用量。

雖然有點極端,但在CPAC上所出現的論點卻十分聰明:以人們較為敏感的「消費」觀點,打擊所謂的「生產」。為了減輕環境衝擊而擬定出的牛肉生產政策將影響市場價格——這個論點被用以防衛近年來話題漸熱的永續發展及環境議題。有趣的是,此方法其實來自於19世紀晚期的食品加工業者。

在1880至1890年間,四間總部設於芝加哥的公司以間接及非間接方式掌握美國大部分的牛肉市場。如此一來,肉品生產的社會及環境成本便落在了農民身上,並可讓肉品加工廠商賺取較高利潤,並降低出售價格。長時間以來,美國食品產業在不間斷且有邏輯性的殺價行為中變得更有組織性。1990年以前這項策略可謂空前成功,讓美國人習慣於大分量且低價的肉品。因此這也使得整個食品生產系統的缺點難以被客觀檢視,任何會導致漲價、傷害消費者的改革都遭受批評,加工公司也因而能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

芝加哥肉品加工廠商以無情又投機的方式掌握了牛肉供應鏈。首先是與將飼育動物的時間降至最低。不同於一般畜牧業者需要擔心暴風雪、乾旱、傳染病等不可預測性的自然災害,肉品業者無需承擔養育動物所帶來的風險。此外,肉品加工商也開始同一時間操控多個牛肉市場,在芝加哥和堪薩斯等城市之間來回比價。如果對這個城市的價格不滿意,他們大可到另一城市購買。與此同時,擁有一大群正面臨飢餓處境的動物的畜牧業者,得要花費更多成本將動物運送至另一個市場。更糟的是,芝加哥當地的公司鮮少競標,他們私底下串通好要降低競爭力。而在運送端,肉品加工廠商削減冷藏牛肉的價格,廉價出售給美國各城鎮間的肉販。最後芝加哥公司更選擇發展出小牛肢解線,大幅加速整體生產速度,卻犧牲了勞工們的安全與健康。

當畜牧業者、各地肉販和屠宰業者試圖對抗這一情形,肉品加工廠商則展開了一場足智多謀的攻防戰。研究1889年牛肉價格的參議院調查人員表示,肉品加工業者Philip Danforth Armour當時的論點提到,在肉品加工中心化的新世界裡,「只有肉品加工商能使定期的新鮮牛肉消費散播至東邊和北邊的工匠及勞工族群們」。阿莫爾將自己和同事們自詡為人民之王。在參議院後期的證詞中顯示,改革人士被迫承認會提升牛肉價格的提案。地方小城鎮的肉販最後越趨菁英化,其中一名肉店老闆便感慨「一個一天只賺一塊錢或一塊二毛五美金的人,會需要紅屋牛排」。肉品加工業者儼然將針對生產線的批評轉移至消費面的對話。

如今改革人士發現自己正身處與這些小肉販相同的處境。能改善氣候變遷的牛肉生產措施比比皆是,卻終將會使價格上升。舉例來說,「適應性多圍場(AMP)放牧」,旨在讓牛經常移動,以防止破壞棲息地,如此一來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低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同樣地,針對為了要產生新放牧地而破壞全球許多森林的限制行為,也能減低牛肉產業的碳排放量。縱使肉吃得少才是長久之道,但這些中短期的改革方式也能給與人們時間以調適飲食習慣及家庭購物的預算。

或許針對19世紀的肉品加工者和如今2019保守政治行動會議上的這些人士,我們應當擬定更具有野心的計劃:將環境正義與經濟正義一同討論。雖然要解決食品生產和氣候變遷等問題需要將以減低價格為基礎的系統完全轉換,但同時我們也需要一個符合永續發展又能供給平均消費者的經濟系統,雙面政策下才是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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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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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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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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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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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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