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港澳大不同：中共係做錯，但做人要向前看？

2019年5月，當香港媒體已就「六四30」張羅不同的專題文章、特備版面之時，澳門人卻只能從某小撮媒體中讀到民主派議員就「六四事件」提交的致意動議；再回看過去幾年，當香港各派為著晚會地點，甚至悼念與否而引起不同爭議時，澳門社會的討論寥寥、議事亭前地的燭光也微弱……

但大家也許不知道，三十年前，澳門人也如香港人一樣，為著天安門廣場上的事而憂心不已，甚至有超過一萬人冒著9號風球的風雨在大三巴集會、十萬人參與遊行（以人口比例而言，震撼程度絕對不輸香港）。但何以三十年後，一切卻來得如此的「淡然」？我認為，可以由澳門人看待六四事件及中國的取態說起。

圖片由作者提供／六四紀念館

「係做錯，但做人要向前看」

對於六四事件，相信稍有良知和判斷力的人，都不可能說出掌權者的所作所為乃正確無誤，但在認為有錯和應該追究的選擇當中，不少澳門人其實都選擇了中間落墨，也就是承認當局做錯，但認為是不能避免的錯，然後就進入結論：要向前看。有趣的是，類似想法並不僅限於建制派支持，甚至在公認為「民主派傳媒利器」的《愛瞞日報》之「六四事件」貼文留言當中，亦能找到類似的語句，可見這種想法，在澳門人當中多少具有其普遍性。

而根據我的觀察，這種想法在五、六十歲左右的中年人身上尤其普遍，細心一算，不難發現，這抱持「向前看」想法的一代人，正好就是八、九十後的父母輩，所以，在歷史教育的缺席、家庭教育的影響下，澳門年輕人不如香港同代人一樣的激昂，無可厚非。

但問題是，澳門人這種對六四事件「向前看」思想是如何成型？若要回答此問題，就必須了解澳門的中國想像。

半個解放區

Photo Credit: Hoje Macau, Public Domain

港澳雙城的殊途，有其遠因和近由，但若數當中最顯著的分岔點，莫過於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以及翌年在香港發生的「六七暴動」，兩地左派組織均以「反殖愛國」手段挑戰殖民地政府，但前者的結局是澳葡政府認罪道歉，葡萄牙政府對小城的事務幾乎撒手不顧，令澳門成為「半個解放區」，而左派團體趁機坐大，在政治、經濟、文化範疇都建立起一定勢力；反觀港英政府則是採取決不妥協的態度，最終成功平亂，更促成了往後的連串社會變革，令香港得以成為今日的香港。

「一二．三事件」的影響，可說是遍及澳門人生活的不同範疇，但同時，二十世紀不同時期遷入的內地人口、與中國地域的接壤，加之澳葡政府的長年不作為，令澳門人對殖民管治萌生負面情緒，進而期盼能早日回歸祖國等，都是促使澳門人與香港人在情感上、文化上、思維上有著截然不同的中國想像之根本原因。所以，即使同是殖民地、同樣在當年為著六四而著緊，但其實港澳兩地的民眾，從一開始就已經懷著兩種不同的思緒去見證、感受六四，更重要的，是這種差異非但沒有因為回歸，一同變成特別行政區而變小，反而越見明顯。

救苦救難習主席

「六七暴動」以後，香港開始發展，公民社會亦慢慢成型，而六四事件的發生，則令香港人驚覺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的重要，開始有意識地建立一個群體，甚至可以說，六四事件是香港人建構身分的啟蒙，加上回歸以後的七一遊行、佔領運動等，「香港人」的身分建立終告完成。

然而，澳門在「一二．三事件」之後，公民社會無從發展，令澳門人大多停留在「臣民」的心態，哪怕在回歸以後，澳門人擁有了自己的特區政府、有由澳門人擔任的行政長官，卻依然會認為眼前的政府只是傀儡，而中央則是救苦救難的青天大老爺：是以當年「反離補」時，集會中有人會認為「叫習近平來打貪，讓中央處理」、「海一居」爛尾樓的苦主們會在遊行時舉起「習主席救救澳門人」標語，以及在中聯辦前示威，希望中央出手協助解決問題的事主。這一切一切，其實都不是偶然。

加之回歸以後的經濟起飛、社會繁榮，更令澳門人樂於擁抱「中國人」身分，對中國政權生起敬中有畏、畏中帶愛的混雜情感，而對於六四——這個中國近代史中的悲劇，更是帶著一種無可奈何，同時希望淡忘的情緒。所以，要理解澳門社會對於六四事件的淡然，不只要看這過去三十年來發生了甚麼，還要將視野重新放回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脈絡，去理解中澳關係的微妙。

圖片由作者提供

作為一個長年在港澳兩地遊走的人，我當然明白澳門人在六四夜所舉起的燭光，一定不能與維園中的相比，但每次聽到「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類似的說話時，總會有點不是味兒，只因一海之隔的澳門，雖然規模、形式、民眾參與度都遠遠不同，不過在如此社會氛圍下，依然願意走出來舉起燭光的人，更是難得。同時，我由衷相信，在這場遺忘與記憶的抗爭裏，數字不是唯一，堅持才是重點。

謹以此文，向所有為公義一直堅守的人致敬！

伸延閱讀：

• 【六四30年】謝志峰：民運的是非黑白
• 澳門人為何不反抗？
• 年輕人不認識六四，不是他們的問題，是我們的問題

責任編輯：黎家樂
核稿編輯：歐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