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謝志峰:民運的是非黑白

【六四30年】謝志峰:民運的是非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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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明明白白,浩浩瀚瀚的全民民主運動,後來竟然被某些人形容為有境外勢力干預,學生有暴力成分,學生不知進退令政府不得不用坦克機槍清場,學生不愛國否則事後不會離開中國。諸如此類的說法不管出自無知還是故意抹黑,作為身處其中的記者,我都必須作出下列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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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志峰(1981年加入香港新聞界。1984年開始主要採訪中國新聞及基本法起草工作。1989年任職亞洲電視新聞部,胡耀邦逝世後即赴北京,「六四」後回港。)

30年前北京學運以野火燎原之勢,遍及全國主要城市,廣及港、澳、台地區,受到全世界關注,被視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民主運動。當時香港百萬人上街,演藝界發起義演支持。無數市民熱淚盈眶,甚至有親共人士要與中共劃清界線;《文匯報》社論只有「痛心疾首」四字,道德召喚起黑社會挺身參與拯救民運人士逃出大陸,影響所及,西方國家纷紛接收流亡民運人士,北京派駐香港最高級官員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部長级),要以出走美國為「避秦之計」。

30年過去,當時一場明明白白,浩浩瀚瀚的全民民主運動,後來竟然被某些人形容為有境外勢力干預,學生有暴力成分,學生不知進退令政府不得不用坦克機槍清場,學生不愛國否則事後不會離開中國。諸如此類的說法不管出自無知還是故意抹黑,作為身處其中的記者,我都必須作出下列澄清。

一、學運是否因為境外敵對勢力而起?

根據我的觀察,學運是不滿當時吏治敗壞,民生艱困,學生對「好人有好報」的純樸追求而起。

在當時改革物價政策下,部分商品可以由市場定價,部分當權官員,將商品在市場上倒買倒賣,從中牟取巨利,令當時全國通貨膨脹,部分沿海城市一年通脹達雙位數字。在民不聊生的環境下,很多人包括教師都被迫跑到街上,做各種兼職糊口。但他們眼見官員中飽私囊,心中早已不滿。

適逢較早時被逼下台但廣為百姓尊敬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民眾便群起到天安門廣場集會,追悼胡耀邦,民運由此展開。所以出現了「毛澤東的幹部兩袖清風,華國鋒的幹部無影無蹤,鄧小平的幹部百萬富翁」這樣的順口溜。如果把民運說成由境外敵對勢力而起,是不敢面對現實,推搪責任,不單止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越弄越糟。

境外勢力會否自始至終沒有注視這個運動,當然不會。一如中國也有很多特務及外交人員,在監控其他國家一樣。可是,如果當地沒有極嚴重的社會内部問題存在,外國勢力也難以起煽動蠱惑的效果。因為大陸民衆比誰都更清楚,在共產黨管治下,裡通外敵,不會有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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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adayuki Mikami/AP/達志影像
1989年5月4日,逾7千名學生聚集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要求政府作出改革。
二、市民首先使用暴力?

在一個多月的採訪過程當中,我非但沒有看見市民使用暴力,反而見到市民處處避免暴力。例如當大批軍車由北京城外向天安門推進的時候,市民組織「敢死隊」,挺身阻擋軍車入城。所謂敢死隊原來真的只有「敢死」兩個字。他們或騎單車或用步行,連群結隊用血肉之軀,一排一排地躺在軍車車輪之下,並用其三寸不爛之舌,向士兵解說學運的實際意義,請他們不要盲目依照軍令濫殺無辜。我親眼看見有维持秩序的北京軍警深受民衆感動,把民衆送來的飲用水,拿到高點,高高舉起,一飲而盡,再向民衆展示剩下的空樽,軍民融為一體,令人惑動。暴力完全沒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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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20日,北京民眾在近郊地區,阻撓近4千名中共士兵進城。

6月3日下午一輛滿載槍枝彈藥的巴士,在長安大街由西向東開進。在新華門外(中央主要機關大門)被民眾發現,阻止其前進。我當時親眼目睹有民眾由車上拿出小量槍枝,志在展示軍隊極可能採取行動。但現場所有民眾都展現異常自制,不敢觸碰槍枝,因為大家知道,這是不可逾越的死罪,也可能是最明顯的陷阱。據稱該批槍枝彈藥最終由新華門出來的官員轉移他處。

如果民衆有半絲暴力傾向,槍枝彈藥可以一分鐘内,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但事實剛相反。是以當晚學生廣播亦不停呼籲萬一有小量槍枝彈藥在民衆手中的,亦要繳交到廣場指揮部,讓指揮部交還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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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上,民眾追打被捕獲的坦克車駕駛員,有學生助他脫困。

但怎樣解釋「六四」現場的確有解放軍被殺?我想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當軍隊接到命令必須向前推進的時候,勢必會傷及躺在軍車車輪底下的民眾。軍令如山,儘管士兵多麼不願意,也只有向前開動,只要第一輛軍車開動,造成民眾流出第一滴血,民眾必然反抗,悲劇一發不可收拾。所以在電視畫面上看到,沿路向廣場推進的馬路上,行人道鐵欄全部被坦克摧毀,兩邊房屋牆上彈痕處處。履帶過後遺留下來血肉模糊的殘肢,便是這種武力入城的說明。

三、北京是否為清場,立心殺害民運人士?

我覺得「立心」未必,「不惜」則是事實。中國政府官方當天廣播,不停呼籲民眾撤離天安門廣場,明顯官方要將清場代價減至最低,但不惜流血清場也是事實。所以既發生了軍隊向天安門推進時的暴力結果,也發生了廣場四君子和解放軍溝通後,在天安門廣場打開一個缺口,讓學生離開的事實。

我在天安門廣場採訪的時候所見,軍隊進入廣場時,軍官手持短槍帶隊,士兵則持長槍,槍口大多向天。當時現場的槍聲,一如童年時過年放炮竹一樣,此起彼落。根據當時左派報章記者目擊,軍隊由東西兩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推進,現場學生惟有向南北逃離,但當向北逃走的學生抵達地面時,就遇上事前部署了的機槍陣,機槍聲隨即響起。如是者來回數次,學生才知道向北走是死路,向南走才有機會逃離現場。當時我也採訪一些逃離現場的學生,他們表示一排排的坦克由北向南推進廣場中央,他們自然向南逃走。軍隊從後追趕用槍「打」他們。我問用槍「打」是什麼意思?使用槍射殺,還是用槍驅趕?他們表示都有發生,並有學生被射中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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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中共政權至今仍不承認八九六四是「大屠殺」。

30年前大家痛心疾首於民族悲劇的發生,30年後大家無語問蒼天,不明白為甚麼「六四」至今未能平反。「六四」之後,鄧小平曾經講過,今後共產黨要為人民做幾件實事,證明他知道政黨惟有以民眾服務為前提,以解決民眾的問題為己任,才是保障自己長期生存的保證。其他都枉然。

如果政府執政的最高目標是鞏固政權,而非人民的幸福,那悲劇會隨時再爆發。民情洶湧,尤如洪水一樣,洪水怎樣治理,早有明訓!

(本文摘錄自《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

書籍介紹

2019年是「六四」30周年。30年過去,不僅參與者暴亂惡名未洗刷、死難者沉冤未昭雪,更兼且當年事態日漸備受歪曲,或年輕人已無從瞭解事件經過。因此,當年曾身歷其境的記者,有責任將當日所見所聞、日後所思所感,再做一次紀錄,公諸於世,以為歷史見證。

2018年底,一批記者行家醞釀了這個再做紀錄的項目,得到香港記者協會的支持,並申請《人民不會忘記》基金資助,分別以文字和影像來做記述。項目邀請得30位曾直接採訪「六四」的記者拍攝短片講述「我的六四故事」;撰文者更達到60位,將會出版一本名為《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的書,2019年6月中面世。

經過半年多的籌劃,影片系列「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 I am a journalist, my June 4 story」於5月5日正式啓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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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黎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