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民國之死》:我們的「東突厥斯坦」,你們的「新疆」

《1927:民國之死》:我們的「東突厥斯坦」,你們的「新疆」
1933年,穆罕默德・伊敏(前排穿黑衣者)與和闐烏理瑪|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對包括新疆在內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日漸嚴酷,激發了東突獨立運動勃然興起。相對於西藏、內蒙等地,漢維衝突的暴力程度日漸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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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杰

【穆罕默德・伊敏:你們的新疆,我們的東突厥斯坦】

(前略)

東突何以成為「東突」?

維吾爾人以及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數民族,並不認同中國官方使用的「新疆」這個名稱(當然也不認同充滿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色彩的省城的名字「迪化」,即為啟迪、教化野蠻的土著居民),他們所使用的自我稱謂是「東突厥斯坦」。「東突」這個詞早在八世紀就已經出現在阿拉伯的地理學著作之中,而中國隋唐史也記載「東突厥」作為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一線以東的中亞地區諸政權的統稱。

在這一廣闊的區域之內,現存最早的原住民族是維吾爾族,人種和語言上屬於突厥語族的一支。根據歷史民族學的研究,突厥語族約六世紀興起於阿爾泰山,可能帶有匈奴血統,突厥語族現在是中亞與西亞各國的主體民族之一,如土耳其、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等國,俄羅斯與伊朗也各有大量突厥語族的人口。東突地區原為佛教信仰,十到十五世紀期間東突與其他中亞地區逐漸完成伊斯蘭教化,伊斯蘭教成為統合該地區之紐帶,中亞地區的突厥人群與伊斯蘭宗教文化樣貌就此成形。

近代東突主義以及維吾爾民族意識的成形,得益於「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這場啟蒙運動的思想源泉來自於俄國喀山的韃靼人居住區域和土耳其。從語言來看,維族人使用的維語近似於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泛突厥民族的語言,維族知識分子更容易從這個語言系統中汲取文化思想資源。反之,精通漢文的維族知識分子是少數,中國發生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統一,對維族人沒有產生太大影響。而從留學生引入新文化新思想的層面來看,近代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選擇去歐美和日本留學,歸國後帶回留學目的國的思想和理念;新疆的維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則傾向於去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留學。這種不同的選擇,也與地理和交通條件的限制有關。

泛突厥主義運動的創始人是生活在俄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加斯普林斯基。一八七八年,加斯普林斯基被推舉為巴赫奇薩拉市長,從此在社會大舞臺上施展身手:以文教啟民為己任,創辦報刊、革新教育、參與政治,成為俄國穆斯林社會近代化的先驅。加斯普林斯基先後創辦了《達夫里塔》、《鐵爾米曼》(翻譯家)、《民列特》(民族)、《婦女世界》等報刊。《鐵爾米曼》從一八八三至一九一八年間連續出版發行,從未中斷,是加斯普林斯基和俄國泛突厥主義的喉舌,在俄國海內外的穆斯林中產生巨大影響。這些報刊也流傳到新疆,被維族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閱讀和傳播。

加斯普林斯基掀起泛突厥主義是要對抗沙俄當局「強制同化」的政策,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為突厥民族創立結合奧斯曼土耳其語和克里米亞韃靼語的「共同語言」,「這是從巴爾幹半島到中國長城、從波斯普魯斯海峽的船夫到喀什噶爾的駱駝客都能理解的語言」。他強調,既要同沙皇專制制度作鬥爭,又要把全體民眾從伊斯蘭保守主義的愚昧中解放出來。在他和一幫同仁的推動下,喀山成為俄國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蘭世界中扮演著不亞於伊斯坦堡、開羅、貝魯特的角色」。維族社會加深了與韃靼社會之間的交流,是因為在作為被統治民族而尋求民族未來出路的問題上,這兩個社會具有相似的地方。

然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政權用牛刀殺雞,在嚴厲鎮壓突厥民族主義分子後,將突厥語穆斯林劃分為多個民族,數十年的突厥一體化成效毀於一旦,從而使泛突厥主義在其發祥地遭遇毀滅性的打擊,一些大難不死的殘兵敗將移師土耳其,圖謀東山再起。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維族從古典走入近代的轉型期。工業的萌芽先從伊犁開始,一九〇一年,第一家電廠正式發電運作。與之相配套的是文化教育的現代化。位於喀什城市北面的阿圖什縣的工商業資本家穆薩巴約夫兄弟,是新式學校的先行者。他們投資開辦了維吾爾族社會第一所新式學校。這些「對自己的民族抱有深刻的危機感」的開明派知識分子發現,傳統的伊斯蘭經學院的教育陳腐不堪,年輕人在其中學習五至七年,只能死記硬背部分《可蘭經》經文,卻連基本的閱讀和書寫都未能掌握,更不用說獨立思考了。於是,他們推動普及新式教育——除了伊斯蘭教育之外,同時教授歷史、地理、數學、化學等近代科學知識。在一九一〇年代,伊犁、吐魯番、奇台、哈密、庫車、阿克蘇等地先後建立起規模不等的新式學校。

這些新式學校從土耳其聘請一批學者擔任教師。比如,應穆薩巴約夫家族的邀請,土耳其學者艾哈邁提・卡瑪爾來到喀什噶爾地區,於一九一四年,在依克沙克建立了維吾爾社會第一所師範學校。卡瑪爾在學校中教學生演唱土耳其進行曲,宣揚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思想。他希望通過教育喚醒維吾爾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識,讓他們支持作為「伊斯蘭世界盟主」的奧斯曼帝國。受到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思潮影響,一批維族知識分子將「東突厥斯坦」這個稱謂由「他稱」轉變為「自稱」。

當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本身已經在西方的壓力下岌岌可危,經過一戰更是土崩瓦解,剩下的部分領土蛻變成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國。即便如此,土耳其居然還能向中亞輸出伊斯蘭及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跟隨同清帝國一同衰落的中國儒家文化形成頗有意味的對照——原來在儒家文化圈中對中原文明頂禮膜拜的日本、韓國、越南等,目睹中國被西方列強擊敗和羞辱,紛紛拋棄儒家文化,爭先恐後地向西方學習。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經歷了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全盤否定儒家思想,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自身也轉型成為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外來的文藝復興或精神啟蒙是誘因,泛突厥主義之所以能吸引不同階層的維族民眾,更關鍵的原因是中華民國的憲制框架沒有賦予包括維族在內的各少數民族應有的地位。維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宛如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黑人以及馬丁・路德・金恩領導的民權運動之前的美國黑人的命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號稱「五族共和」,卻無力在邊疆地區施行良政。新疆由自私自利、深具種族成見的軍閥統治,從楊增新到金樹仁再到盛世才,越發腐敗和殘暴。

據一九二八年中華民國內政部的國情調查,新疆的總人口為兩百五十多萬人,維族佔百分之七十,漢族不到百分之十。但是,統治階層幾乎被漢族壟斷。省政府機關的四廳一署(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建設廳和外交署)的首長全都是漢族人,地方行政體系的八個行政區和五十九個縣中只有一個縣長是維族人。楊增新常常以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名義給北京中央政府發電報,而各少數民族一無所知。一九二一年從新疆選出來的二十名國會議員中,只有三名是維族人,而且都是楊增新挑選的傀儡。

在經濟上,各級漢族官僚及駐軍更是對維族民眾巧取豪奪,竭澤而漁:與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時相比,一九一五年新疆的農業稅收中,對小麥的稅收增加了兩到三倍,玉米增加了兩到五倍,飼料用草更是增加了十九倍。在文化教育上,新疆省政府一直實行強制維族進入漢語學校(學堂)接受教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中嚴重存在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自然引起維族對漢族統治者的仇恨,以及獨立建國意識的高漲。

「民族之夜」的榮耀與伊敏後半生的顛沛流離

一九〇一年,穆罕穆德・伊敏・柏格拉出生於和闐市一個中等收入的宗教教師家庭,從小接受伊斯蘭古典教育。一九二七年,二十六歲的伊敏在和闐一所伊斯蘭經學院任教。教學之餘,他奔走新疆各地,積極聯絡有識之士,為民族解放運動做準備。一名普通的宗教學校的教師用觀念改變世界,其力量可能超過國王或將軍。這樣的例子,在基督教世界裡有反對羅馬天主教、掀起宗教改革運動的先驅馬丁・路德,在伊斯蘭教世界裡有推翻伊朗國王巴勒維統治的基本教義派教士何梅尼。

一九三〇年,伊敏在伊犁與另一位東突厥斯坦建國之父沙比提・大毛拉會晤。一九二〇年代,沙比提畢業於新疆督軍楊增新創辦的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之後前往埃及、土耳其、印度、阿富汗、蘇聯等國遊學,掌握了英語、土耳其語等語言,接受泛突厥主義思想。兩人暢談一夜,惺惺相惜、相見恨晚。

一九三二年,伊敏與哥哥滿素爾組建「民族革命委員會」,以東突獨立建國為宗旨。次年一月,哈密暴動,南疆失控。庫車、阿克蘇相繼被義軍佔領,駐喀什噶爾的省軍師長金樹智(金樹仁弟)自殺,喀什行政長、南疆剿匪司令馬紹武僅能保住喀什噶爾。伊敏與沙比提等召集有一百三十多人參加的秘密會議,討論並通過在和闐發動起義的決議,以及起義負責人的名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穆罕默德・伊敏組建的軍隊在和闐以北的墨玉縣截獲省政府由印度運來的軍火,情勢萬分危急。二十四日,起義在和闐墨玉爆發,伊敏率軍攻佔墨玉縣政府。馬紹武無兵可調,伊敏進而攻下和闐舊城。二月二十日,民族革命委員會在和闐集會,宣佈成立「和闐臨時政府」(後改稱和闐伊斯蘭政府),伊敏自稱帕夏(執政官)。隨後伊敏派兵攻下且末、皮山、葉城、澤普、莎車諸縣。

四月,義軍進軍喀什噶爾,此後半年間,這座古老的王城幾度易手,戰鬥極為殘酷。在維族佔據的地方,發生了對漢族移民和回族居民的屠殺;漢族或回族的軍隊打過來之後,又對維族居民實施無情報復。這是一場沒有前線和後方的戰爭,也是一場軍人和平民界限模糊的戰爭。

一九二七年,受聘於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到新疆工作的瑞典學者尼爾斯・安博特,正好經歷了這場慘烈的戰爭。他憑藉膽略和運氣逃過死劫,經印度回國。後來,他寫下回憶錄《駝隊》,栩栩如生地記載了當時親眼目睹的情形。他寫道:「最近,那場戰爭狂潮給和闐造成的創傷歷歷在目。貫穿城市的一個寬闊地帶裡,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廢墟。在戰鬥中,他們從城牆上向房頂噴煤油,並點起了火。」他還描述了伊斯蘭軍隊執行嚴酷的伊斯蘭法的場景:

四月二十日是巴札日,人挺多。我上街買食品,路上碰到一小股在巴札四處轉悠的士兵,討厭的情景令我作嘔。走在頭裡的大兵持一支長矛,矛尖上綁著一個人的手。犯人是個賊,跟在大兵的後面,光著脊背,右臂高懸,流著血,纏著繃帶。士兵們走在身後,用皮鞭抽打他。那可憐的人被迫不停地喊:「我偷了東西,我是個賊,我偷了兩隻碗,罪大惡極。」
在遊行期間,每天都有稀稀落落的子彈射進被搗毀的漢人住宅。庭院裡不斷有戰爭發生。丈夫打妻子,母親打兒子,兄長打妹妹,監工不時走上前來讓所有的夥伴嘗嘗他毫不客氣的鞭打的滋味。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各路義軍攻克喀什噶爾城。十一月十二日,伊敏、沙比提等人在喀什噶爾坤啟社區前的廣場上召開群眾大會,當時有七千名士兵和一萬三千名平民參加集會。在會上宣佈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推舉滯留在阿克蘇的霍加・尼亞孜・阿吉為總統,薩比特任總理。泛突厥主義者稱這次會議為「民族之夜」。

該政府的軍政實權掌握住伊敏主導的「民族革命委員會」手中。伊敏的兩個兄弟分別控制著莎車和英吉沙,伊敏則直接管理和闐。那個夜晚,既是伊敏一生最輝煌的巔峰,更是維族人獨立建國的先聲。在親歷者的記憶中,那是一個風沙與烈火、鮮血與眼淚交融的時刻。

然而,失敗來得同樣迅速。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既沒有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也沒有訓練有素的軍隊——義軍多半是平民構成,使用的武器甚至有中世紀的大刀、長矛。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青海軍閥馬仲英的部下攻克疏附,伊敏從喀什噶爾逃回和闐。沙比提逃往莎車。五月,倒向省政府的霍加・尼亞孜・阿吉抓捕沙比提,將其押解往省會迪化。沙比提在迪化第二監獄被關押了整整七年,在獄中完成《可蘭經》的維文翻譯和註釋。一九四一年,沙比提被盛世才殺害。

一九三四年四月,伊敏推舉其兄滿素爾為帕夏,建立和闐伊斯蘭國。六月十二日,馬仲英的先頭部隊攻克和闐,滿素爾被殺,伊敏逃往喀喇古塔格(黑山),和闐伊斯蘭國滅亡。七月二十六日,伊敏攜數千人逃往英屬印度拉達克的首府列城,後來又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據蘇聯官方提供的數據稱,這個新政權最初約有民兵六萬人左右,但裝備低劣,除幾千人逃往英屬印度外,其餘全部喪生,另有至少有三萬至五萬名平民在隨後的政治清洗中遭到殺害。

武裝鬥爭告一段落,伊敏回到書齋著書立說。一九四〇年,伊敏的維吾爾文著作《東突厥斯坦近代史》在克什米爾出版。這是第一部由維吾爾人書寫的、完整反映東突厥斯坦近代歷史的巨著。這本書詳細記載了東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國的建立和覆滅的歷史,以及滿清和漢族地方軍閥對維族的殘暴統治,成為塑造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經典。

一九四〇年代初,伊敏看到獨立建國的希望日漸渺茫,決定與重慶國民政府合作。國民政府派艾沙・阿布甫泰肯訪問阿富汗,邀請伊敏前往重慶。次年,日軍偷襲珍珠港,英美對日宣戰,並正式與中國結盟。在新的國際格局之下,統治阿富汗的英屬印度政府不願繼續庇護伊敏,以間諜罪將其逮捕。經國民政府交涉,伊敏回到中國,加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伊敏任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中央組織部專員。

在此期間,伊敏又開始了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民族獨立之戰的序幕:與中國各類文人就有關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歷史等問題展開筆戰。其中最有名的一場論戰以《中央日報》為陣地,而伊敏的論敵是能言善辯的中國歷史學家黎東方。

經歷了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後,新疆成立聯合政府。伊敏前往迪化,出任聯合政府新疆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同時,他還擔任維吾爾文《自由報》主編、維吾爾聯合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新疆學院名譽教授等職務。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聯合政府因蘇俄作梗而破裂,麥斯武德・沙比爾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疆省主席,他是近代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東突厥斯坦最高行政長官的維吾爾人,伊敏則出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此時,國民黨在三大戰役中接連敗北,連內地都守不住,更不用說保衛新疆了,這個任命的有效期屈指可數。

一九四九年秋,主政新疆的國民黨軍政首腦陶峙岳、包爾漢等人向中共投降,共軍開進新疆。伊敏對共產黨不抱任何期待,他從南疆出境,流亡印度。隨著大量維族流亡者抵達印度,土耳其在印度的外交機構組織他們前往土耳其。一九五一年,伊敏抵達土耳其,此後定居伊斯坦堡。

在一九五〇年代流亡土耳其期間,伊敏致力於領導維吾爾移民中的泛突厥主義政治活動,他周遊中亞和中東列國,向伊斯蘭世界發出東突厥斯坦各民族的求救呼聲。他還相繼擔任《突厥斯坦:學術、社會、經濟和文化》(伊斯坦堡)和《突厥斯坦之音》(安卡拉)兩份月刊的主編。同時,伊敏通過指示和闐的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墨玉、英吉沙、洛浦、和闐等地策動多起起義,但都未成功。一九五九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被捕,伊敏的殘餘勢力被消滅。一九六五年,伊敏在土耳其去世。伊敏的侄子買買提・勒札貝金在土耳其軍隊中服役,軍銜至將軍,退役後亦從事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東突厥斯坦的漫漫建國路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儘管曇花一現,卻留下寶貴的思想和精神遺產。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大會上,獨立運動的領袖們公佈了《建國綱領》,正式照會外界:「東突厥斯坦為永久民主共和國,請求南京政府或國際聯盟予以便利,協助人民,共同努力,以達最終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獨立。」大會發佈的《獨立宣言》向外界宣示,終結中國在新疆(東突厥斯坦)的獨裁統治。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擁有現代共和國的國家運作機構:在總理府之外,有軍事部(國防部)、外交部、司法部、衛生部、教育部、宗教事務部等內閣各部門;還建立了中央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並對出國人員頒發護照。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時,即有成文的國家憲法。憲法規定了國名、國徽、國旗、國歌。憲法明確規定:宗教信仰自由為人天賦不可剝奪之權力;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共和國;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政治理想中,除了有消滅來自於漢族獨裁者的民族壓迫、脫離中國的主張之外,也有推動維吾爾族社會實現近代化的部分。這反映了獨立運動與「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之間的思想傳承關係。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利用瑞典駐喀什噶爾傳教團駐地的印刷機,發行共和國《獨立》雙月刊。雙月刊類似於政府公報,主要發佈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領導成員簡歷及其職務、職責,以及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法令法規等。

當時,霍加・尼亞孜・阿吉以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的身份,「代表被壓迫的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向英國國王和英國政府發出求援信。求援信指出:「在(被中國統治的)最殘酷的五十一年壓迫中,蠻橫的中國人以其日趨殘酷的野蠻統治使我們的人民落到了如今的悲慘境地。中國(統治者)剝奪了我們的公民權,他們不讓我們接觸科學、工業、商業。中國統治者甚至無理到封閉了我們唯一的,即由國外帶進來的用來印刷我們宗教書本的印刷機。」

他們希望得到英國的幫助,特別是換取武器:「我們尋求並希望得到不列顛政府的幫助,把我們從共產主義的恐怖瘟疫中拯救出來。更準確地說我們希望能夠用我們國家的土特產品,如:絲、毛、皮,從您的政府換取武器裝備。不列顛政府可以成為我們的嚮導,我們可以要求您的政府將教育傳播到(東突厥斯坦)人民中來。」

然而,英國為了保住既得利益,防範蘇俄通過東突厥斯坦對英屬印度滲透,不僅拒絕幫助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反倒支持新疆的漢族統治者鎮壓「叛軍」。英屬印度政府給了金樹仁四千多條槍,卻拒絕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購買槍支的要求。

在大國的夾縫中,維族未能擺脫被利用、被出賣的命運。一九四四年,重慶政府調走盛世才,維族等少數民族再度舉事,建立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這一次的國名中沒有了「伊斯蘭」的定語,說明這是一個像土耳其的世俗共和國。就此而言,這是第二共和國比第一共和國進步的地方。然而,第二共和國的建國者們將實現獨立的願望寄託於蘇聯,卻無視蘇聯對其境內突厥民族的殘酷統治。蘇聯一開始支持東突厥共和國的建國運動,國際形勢變化後,為換取中國承認外蒙獨立,收回了對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的軍事和經濟支持,迫使其取消獨立,與中央政府簽署和談協議。

中共政權於一九五五年建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是從蘇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複製而來。「民族自治區」的地位似乎比一般的省要高,擁有更多自治權,其實中央政府實行更嚴苛的民族隔離和控制方式,這是現代版的「藩部」制度。這種制度在蘇聯並未成功,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族矛盾的激化。這一制度在中國同樣無法成功。一九六〇年代,伊敏去世時,東突獨立運動尚未成為一個爆炸性的議題。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共對包括新疆在內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日漸嚴酷,激發了東突獨立運動勃然興起。相對於西藏、內蒙等地,漢維衝突的暴力程度日漸加劇。

近年來,各界對於緩和與解決新疆衝突的期望日益悲觀,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代表溫和派的聲音呼籲說:「在新疆面臨著民族矛盾激化危險、討論民族問題時觀點容易極端化的大環境下,用我們理性、健康的聲音與極端化的聲音爭奪觀念的市場,影響社會情緒向好的方向發展,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之一。」他卻被中共當局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中國政府的做法,等於將所有對於新疆統治有意見的溫和人士,推向伊斯蘭極端主義陣營。

近代以來,維族一直將土耳其當作突厥世界的榜様,土耳其由伊斯蘭化的奧斯曼帝國轉型為世俗民族國家的道路,或許是維族獨立建國的最佳模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土耳其國民大會宣佈廢除長達六個世紀的奧斯曼統治和蘇丹制度。次年,凱末爾當選土耳其共和國首任總統,展開暴風驟雨般的改革。在凱末爾執政的十五年,建立了堅強的土耳其共和國和現代意義上的土耳其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已成事實,對外關係有了良好基礎,西方化邁出大步,世俗化也有同樣的進步。

然而,自從主張政教合一的厄多安擔任土耳其總理及總統以來,土耳其又從西方轉向東方,從歐洲轉向亞洲,從世俗主義轉向伊斯蘭,從民主轉向獨裁。厄多安宣佈全面禁止社交媒體「推特」的使用,土耳其政府關押的作家、記者和律師的數量也超過中國位居世界第一。二〇〇九年七月中共鎮壓新疆維族的暴動,厄多安發表聲明,聲稱土耳其人與維族同胞站在一起,並公開呼籲「中國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制止這一野蠻行徑」,由此他贏得了中國統治下的維族人以及流亡海外的維族人的尊重。但是,他在土耳其國內實施殘酷鎮壓,變得跟統治中國和俄羅斯的獨裁者越來越相似。

二〇一六年,土耳其發生了一次未遂的軍事政變,厄多安藉機大肆清洗國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判擱淺,其未來也變得混沌不明——土耳其的變局,讓維族建立東突厥斯坦國家的路線圖,再度陷入困惑與迷惘之中。

相關書摘 ►《1927:民國之死》:蔣介石(而非毛澤東)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顛覆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927:民國之死(新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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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真正的「中華民國」早已被蔣介石埋葬!

民國十六年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與清黨,伐掉的不只是軍閥,還有國旗、國歌與國會。
清掉的不只是共產黨,還有國民黨的理念與良知。

1927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完成了被國民黨史觀學者歌頌不已的「北伐」與「清黨」。然而,透過不同的史料分析,後世發現真相是「北伐」推翻了當時合法且廣受世界各國承認的北京政府,而「清黨」不僅以血腥屠殺殃及大量無辜,種下國共兩黨的血海深仇,隨後國民黨更效法了蘇聯的模式,建立黨、政、軍一把抓的權威體制。

若以1927年為分界線,這一年的前後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民國」。1927年之後的南京政府,拋棄了北京中華民國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國會和最高法院都有名無實。此後二十二年,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坐視農村經濟凋敝,又與城市新興資產階級爲敵,雖然對日抗戰有功,最終仍丟掉中國大陸。

本書特色

  • 第一,破除黨國教育迷思,澄清歷史真相

1927年(民國16年)前後發生的幾件大事,諸如蔣介石發動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是否真的是為國為民?北洋政府施政如何,是否真的離心離德?國民黨剷除共產黨導致寧漢分裂真相是什麼?關於這些重大歷史問題,過去國民黨主導的教育提供的只是片面的觀點,大多台灣讀者是不瞭解複雜的原貌。中國著名海外異議人士余杰效法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利用最新的多元史料對民國16年前後的歷史進行橫向的剖面解析。他主張,真正能繼承中國民國的法統與理念的政權,早在民國16年就被消滅了。唯有認清這點,我們才能進一步對現今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公平的評價。

  • 第二,民國人物精彩點評,還原多元歷史面貌

本書採取傳記體裁,以25位當時人物的生平為稜鏡,透視時代無情的脈動。其中既包含台灣讀者耳熟能詳的梁啟超、胡適、張作霖、蔣介石、汪精衛等重要文人、政治家,也試圖從多元角度來看待當時的民國,因此涵蓋了一般劉大鵬(農民)、陳光甫(商人)、達賴喇嘛十三世圖登嘉措、川島芳子(少數民族領袖),與鮑羅廷、史迪威(外國使節)等等。余杰考察大量文獻,對每個人物的生平、性格、人生中的關鍵轉折,與在大時代中面臨的無奈都有深刻的描寫。《1927:民國之死》不只是一部中國近代史,也是對歷史人物的悲歡榮辱、成王敗寇之深刻點評。

  • 第三,創造性破壞,從被忽視的角落尋找未來希望

余杰一方面主張「中華民國」以顛覆今日兩岸華人對民國的迷思,但另一方面也在國民黨、共產黨統治前的中國看到了光明的一面。在體制隳壞、獨裁集權之前的中國,一度有著欣欣向榮的公民社會。因此余杰也相信,採行聯邦制、賦予地方更多自主、自治的權力是未來中國改革必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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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