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頂尖大學想要「併校」,中山大學在急什麼?

又一個頂尖大學想要「併校」,中山大學在急什麼?
Photo credit: 陳菊臉書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年來國內大專院校吹起了「合併潮」,讓人不禁疑惑到底是少子化影響,還是為了國際排名讓各大學不得不展開「軍備競賽」?

文:羊正鈺|圖表:林奕甫

「中山學生大多不希望與高大合併,擔心學校排名下降⋯⋯」
「我們(中山)考幾分進來的?他們(高大)考幾分?畢業證書會不會變得不值錢?」
「有的學生(高大)得知併校消息,就希望能延畢,拿到中山的畢業證書,對找工作有幫助⋯⋯」

座落於高雄西子灣的中山大學先在今年3月拋出與高雄醫學大學合併議題,雖然高醫大董事會並未同意,但中山大學(文後簡稱中山)隨即在4月重提和高雄大學(文後簡稱高大)已中斷13年的併校案,兩校高層在短短3個月內互訪交流,中山評估小組在5月一連舉辦15場校內公聽會,也收到不少學生的擔憂。

近年來國內大專院校吹起了「合併潮」【註1】,讓人不禁疑惑到底是少子化影響,還是為了國際排名讓各大學不得不展開「軍備競賽」。最著名的莫過於2016年清華大學與新竹教育大學合併,2018年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成高雄科技大學,還有「搶親」勝出的交通大學最快今年9月可與陽明大學完成合校。

如今身為頂大之一的中山大學為何也熱衷於「併校」呢?負責評估的中山大學副校長蔡秀芬接受《關鍵評論網》專訪時直言,重啟並推動和高雄地區大學合併是在去(2018)年校內主管共識營討論「2030願景」時丟出來的,目的就是要將中山的國際排名【註2】從現在的前400大,朝向前200大邁進。

但是,若想更上一層樓就得先解決幾個困境:

困境一:數大就是好?

「中山併校其實跟少子女化的無關,對我們也影響不大,如果少子化燒到中山,那就大條了。」蔡秀芬一開始就先破除這個迷思。

蔡秀芬解釋說是整個大環境變了,過去中山大學靠著「研究型大學」【註3】的招牌,2006至2016年在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俗稱5年500億)總共獲得24億經費,不過,教育部2018年起新推出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卻改了遊戲規則。

「高教深耕」不再像「邁頂計畫」那樣只要入選12所頂尖大學就「人人有獎」,而是將2成經費依學校規模分配,這部分是沒做什麼還是固定給的「補助款」,另外8成變成「競爭型經費」,也就是開放讓所有大學各憑本事來搶的「獎助款」,這次中山只拿到2.5億。

再加上近年來,教育部開始重視「產學合作」,不能只有做研究,還要有「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也就是說,大學不能只在自己的象牙塔裡,要跟社會的脈動結合,不管是地方創生,還是和業界連結、幫業界解決問題。

「過去都是科技大學在跟業界連結,但現在是全部大學都得做了。研究型大學的老師過去只要教學和研究,以前的觀念是,做產學的老師屬於『不務正業』,是『在外面賺錢』,因為是業界給學校一筆錢去幫他們解決問題。」

「所以當年『產學合作』做得好的老師,根本無法升等,但如今不一樣了,你除了靠研究,還能用產學來升等,可以看你拿了多少大計畫,例如中山某個工學院教授有個專利,美國農業部拿了200萬美金跟他買。」蔡秀芬說道。

而且這幾年,不只是產業界,就連政府也開了很多計畫讓老師、行政單位自己去搶。以前各校的行政頂多只有一個小小的「產學組」,現在都變成校內舉足輕重的大單位,每一個教授、行政單位只要看到有跟老師或學校相關的計畫,就是拼命去寫企劃、去把外部資源搶過來,

「以中山大學為例,目前政府給的固定經費10.7億(高大約4.7億),但107學年度的校務基金卻有36億,其中有7億就是來自科技部的計畫,還有5億是產學合作(高大約1億),另外還有過去沒有的計劃2-3億。」

「校務基金」指的就是全校一年可運作經費,包含學雜費、政府補助、外面爭取的計畫、校友捐款等所有收入都包含在內。以幾間頂尖大學去年為例,台大為173.86億、成大94.32億、清大(含竹教大)68.71億、交大若加上陽明為92.44億,而中山就算加高雄大學也才46.99億。
大學比較表-更正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林奕甫

但併校就能解決問題嗎?蔡秀芬指出,「錢搶進來之後,也要有人可以執行,不管是找助理,還是培養學生一起做,甚至是前期的搶計畫都需要人,這個時候,規模就變得很重要,當規模變大了,學校擁有的資源(校務基金)就會越多。」也就是財務自主之後,才能放手去打國際盃。

困境二:教授「能量」不足

蔡秀芬進一步提到,目前中山大學的能量已經「外溢」了。

「所謂的外溢就是,我們其實是有能力做更多,但是中山才不到500多位老師,每個人都已經被行政、雜事困住,根本沒時間再做其他的事。但如果兩校合併,教務處、學務處兩個變一個,不但行政人力變更多,還能解放更多非行政的老師人力。」

蔡秀芬說道,當一間學校不管大小,財米油鹽醬醋茶都得有人做,就像一個小公司,如果人力不夠,不可能有時間去搶外面的資源,「要先有一定的規模,當必要的事情有人做了,才有多餘的人去搶資源。」

同樣的,高大的老師又更少所以比中山更辛苦,根本不敢接多接什麼產學,再加上,高大的研究生比例很少,會讓教授更是捉襟見肘。中山的學士班4726人,碩博士也有4699人;反之,高大學士班4277人,碩博士才1114人。(若再以每位研究生與論文篇數比來看中山0.38還低於高大0.45,但引用數來說高大就不及中山)

此外,近幾年高教一直有教授斷層的隱憂,未來五到十年,全台將有三分之一的教授屆齡退休,但新聘教師的人數卻逐年下降。管中閔參選台大校長時也曾表示,台大40歲以下的老師佔了15%,而50歲以上的高達53%,也就是說,估計超過1/3的人會於10年內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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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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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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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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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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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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