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婚姻移民女性》:新移民女性為何在台灣遭受婚姻暴力?

《亞洲婚姻移民女性》:新移民女性為何在台灣遭受婚姻暴力?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強調,夫妻發生衝突的原因不僅是個人因素,還包含夫家與國家的父權文化與法令制度,例如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施行。

文:唐文慧、王宏仁

「我準備好了!」──新移民女性走出婚姻暴力

當女性面臨婚姻衝突甚至遭受暴力對待,生存受到威脅時,她們如何走出困境?本文探討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新移民女性,當面臨婚姻衝突或家庭暴力時,個人如何在各種壓迫與限制下尋求出路。根據研究發現,她們並非許多台灣人眼中保守傳統或天真無知的女性,相反的,她們積極求助展現能動性,努力在困境中尋找出路。由於處於族群與階級的不利地位,她們往往需要透過台灣社會所能提供的有利條件逐漸自我增能,最終才能走出困境。

正如一位向家暴中心求助的越南女性阿珠,最後堅定地告訴社工員說:「我準備好了,我要自己出去工作,養活孩子。」因此,能夠走出家暴的主因,除了個人積極求助,外出工作得到經濟獨立,民間的協助與政府的法律保障,是她們逃脫壓迫的最主要因素(唐文慧、王宏仁,2011a;2011b)。

學者指出,跨國婚姻現象背後所引發的主要問題,在於基本人權與國家公民權之間所出現的矛盾(Turner, 2008: 45)。然而,處於不同結構地位的女性有不同的生存難題,之間呈現相異的生命圖像,她們並非同質。換言之,不同的移民之間存在著個人差異,不同的接待國也有相異的性別文化與移民規範,因此當跨國婚姻出現衝突,我們需先檢視個人與制度互動下所展現的各種不同的經驗,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從越南與印尼來到台灣的新移民女性,她們多數曾面臨家暴,向外人或政府機構積極求助,因此社會大眾與研究者得以從她們的敘述瞭解問題的前因後果。

首先,西方學者提醒我們,社會大眾經常對移民女性產生偏見或錯誤的想像(Desyllas, 2007),針對家暴,由於媒體報導多數是極端嚴重的個案,社會大眾對於新移民女性的理解相當不足,甚至產生刻板印象。事實上,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並非全部都是生活在婚姻衝突或家暴的陰影下,跨國婚姻並不一定都會導致婚姻不幸的結局,我們不能以偏概全。

研究發現,這些受暴的新移民女性許多都表示,她們在剛來台灣的第一、二年,婚姻的衝突或暴力問題就發生了,但是等到其能積極站出來,通常已經是來到台灣的四、五年之後,甚至等待十年之久,為什麼?這是許多台灣大眾對她們的質疑,認為她們要不是愚笨無知,不然就是就是別有居心,懷疑她們可能利用婚姻來台灣「撈金」。這種看法的背後,許多是族群和階級的偏見。事實上她們飄洋過海來到台灣,跟多數人一樣,都期待能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面臨家暴,與台灣女性不同的地方在於,這群女性剛到台灣的頭幾年,只擁有部分公民權,根本缺乏離開父權家庭所需的個人資源和社會支持。

本文強調,夫妻發生衝突的原因不僅是個人因素,還包含夫家與國家的父權文化與法令制度,例如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施行。舉例來說,以建制民族誌的視角,學者分析政府的加害人處遇計畫施行為何無效,導致不斷再犯的問題(唐文慧、廖珮如,2015)。因此,本文將從過去一些研究的發現來說明,從「人在建制中」的分析角度回答以下問題:第一、跨國婚姻衝突與家庭暴力為何發生?第二、新移民女性如何逃離衝突暴力,為自己的未來找到出路?

一、衝突暴力發生的原因

(一)性別角色期待落差

根據訪談,第一次的家暴經驗多在移民女性懷孕之時,或孩子剛出生不久。這與新婚夫妻的角色扮演,與初為人母與人父的子女照顧壓力有關。正如阿雅形容:「我老公他晚上也不回來。有時候半夜2、3點才回來,他回來也是跟我吵,然後我在這邊哭,懷孕三個多月了他也打我,我大肚子的時候他也打我(這時說著說著,阿雅開始哽咽哭泣噎噎)。」另外,阿娟也說到:「我剛來啊,我才20歲不到,我也沒生過小孩,不知道怎麼帶小孩,沒有人幫我啊,我家人又不在這裡,孩子哭,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我很累啊,我老公也不幫忙,還打我。」阿華也遇到這樣的問題。她說:「小孩子哭,他就怪我不會把小孩照顧好,只要孩子哭就罵我,就開始要吵架要打架。」新移民女性的心中雖然對丈夫產生不滿,對婚姻也開始有強烈的失落感,但是面對繁重的家庭照顧責任,特別看著還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們表示,這時候只能選擇忍耐,這時暗夜哭聲可說是自己和孩子所共譜的一首生命悲歌。

為何台灣丈夫把照顧兒女的責任全部放在這些新移民女性身上?「性別角色理論」認為,男主外女主內與男尊女卑的傳統父權意識型態,會決定夫妻的家庭權力關係與家務分工模式。換言之,男性是養家角色,負責外出賺錢,女性是照顧角色,在家操持家務,因此如果越持有性別平權觀念的雙方,家務分工或賺錢養家的責任分配就會越平均(Coltrane, 2000)。因跨國婚姻的夫妻來自不同的國家社會與成長背景,其性別文化之間的差異導致他們對於配偶在家庭內性別角色的扮演有不同的想像,對於婚姻生活的期待產生落差,經常容易引起衝突,甚至暴力的發生。這群受暴的新移民女性,她們的丈夫多數有失業與低薪的問題,並且維持相當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型態。

剛來到台灣才一個月就懷孕的阿美,她獨自負擔沉重的家務,因為一次與丈夫的爭執,導致雙方動手而鬧到法院,阿美的姊夫前來幫阿美處理紛爭時,他問阿美的婆婆:「親家母,你們究竟是在娶媳婦還是娶外勞?」阿美的婆婆理直氣壯地說:「一半一半啦!」這樣的回答,生動描述了這些女性在家裡所承擔的繁重家務。在媳婦角色上,他們必須生小孩,而且最好要生兒子,並且需孝順公婆,服侍丈夫。這些女性往往肩負所有大家庭的家務與照顧老小的繁重工作,而且不得抱怨,若無法滿足夫家期待,雙方的家庭衝突便會日漸上升。

另外是夫妻雙方對於婚姻的期待落空。許多受訪的移民女性提到,自己願意嫁到台灣,而且不在意丈夫是否太老或太醜甚至殘障,主要因為想要幫助娘家的父母改善經濟狀況。正如阿民曾跟我談到,她來到台灣對婚姻失望的理由之一,是因為台灣丈夫在越南相親時,曾經承諾婚後會讓她定期寄錢回越南娘家,但父母改善經濟狀況。正如阿民曾跟我談到,她來到台灣對婚姻失望的理由之一,是因為台灣丈夫在越南相親時,曾經承諾婚後會讓她定期寄錢回越南娘家,但是後來丈夫並沒有實現諾言,這讓她覺得有受騙的感覺。但這也正是衝突的原因,有些先生或公婆認為這些外籍女性很「愛錢」,一直不斷想要寄錢回娘家是有問題的,特別當台灣丈夫的收入不足時,事實上很難有餘力照顧到太太娘家的經濟,雙方的認知與期待經常有很大的落差,衝突也就難以避免。

為何受暴的婦女不反抗?以「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來看,該理論認為夫妻雙方擁有資源的多寡,會影響其家庭權力與分工模式關係。換言之,擁有較多資源的一方,其家庭中的權力地位也較高,若太太沒有經濟收入或收入較低,則處於相對弱勢,因此必須服從丈夫。例如,太太往往只能以付出家務勞動,以照顧的角色來換取自己在家庭中經濟依賴與地位的保障(Blood & Wolfe, 1960)。剛來到台灣的這群新移民女性,中文能力與對台灣社會的瞭解都不足,又很快生了孩子,其個人資源往往不如台灣丈夫與夫家成員,因此雙方產生衝突時,太太往往只能被迫服從,更何況在還沒有完整的公民權時,婚姻的破裂可能會導致被遣返回母國的命運,這是新移民女性這個階段心中最大的恐懼與壓力來源。

因為根據台灣的法律規定,婚姻移民女性的居留權是一次核准一年,每年可以延簽一次。因為這些女性來台的事由是「依親」,也就是必須有婚姻的事實繼續存在,政府才會給予延簽,而且依照規定必須要有先生的簽名才能夠辦理。這使得夫妻的權力關係出現傾斜,也讓夫家要控制新移民女性多了一個工具。丈夫得以利用每年的居留證延簽來進行威脅。正如同學者所認為,公民權的取得與否,影響移民者在家庭與社會的地位(Nayaran, 1995; Erez, 2000)阿瑤委屈地說:「他每次都拿證件的事情來控制我,比如說,居留證好像快到期了,他就放到最後一天才給你去延。恁父就是不給你辦啦,怎樣!講一些很不好聽的話,(台語)恁北麥嘎哩離婚啦,安哪拎後生嗷拜就攏沒法度擱看到你。」

制度的規定使得讓台灣丈夫得以控制新移民妻子的人身自由與生活福祉。台灣移民法的規定也導致受暴女性在還沒有取得公民身分的階段地位相當低下,為了不想離開台灣和孩子,縱使想要脫離施暴的丈夫,她只能默默忍耐。許多表示她們通常會在心中默默期待著,等拿到身分證的那一天,就要離開施暴的丈夫或夫家。這樣的生存策略是弱者的武器,而不是強者的詭計,但是國族主義的偏見下,讓許多台灣民眾認為,拿到身分證就要離婚的東南亞移民女性是心思複雜、投機作假的壞女人。

外傭_移工_A migrant worker uses a mobile phone at a special terminal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oekarno-Hatta airport in Jak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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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家變成「夫枷」

唐文慧與王宏仁(2011a),以「夫枷」與「國枷」來形容受暴婦女受到的壓迫往往不只來自施暴的丈夫,甚至包含台灣的夫家,與整體國家社會的父權壓迫,有如沉重的另外兩道枷鎖,強加在這些女性身上。換言之,導致婚姻衝突或對移民女性施暴的人,往往不只是丈夫,而是整個夫家的成員都參與在其中。很多新移民女性都因為與丈夫以外的夫家其他成員合住,而須面對複雜的家庭關係。例如阿香,她說:「我大姑很胖、很懶啦,整天在家什麼都不做,什麼事都叫我做。早上也不讓我睡,6點鐘就叫我起來煮飯。那時候我老公還在台北工作,週末才回來。有一次我大姑叫我洗衣服,我說大件的我可以幫妳洗,小件的你自己洗,她不高興就打我,她抓我的頭髮去撞冰箱,趕我出去,說不要讓我住家裡。我說我是我老公娶回來的,不是我自己要來的。鄰居看到叫我去告警察,但是我怕我婆婆丟臉才沒去告。」

另一位受訪者阿美說:「當孩子哭鬧時,老公就生氣的把我和孩子趕到樓梯間,不給我們在房間睡,並且一直抱怨說真是吵死了。公公、婆婆都知道,也沒幫我什麼。」許多受訪者都說,當老公打她們時,夫家的人都在一旁,好的是不理不睬,更糟的是加入咒罵或施暴的行列,讓她們覺得孤立無援,正如阿瑤就說:「我老公打我時,我婆婆還在一旁用台語說『拍乎死、拍乎死』(打死她的意思)」。

甚至阿華忿忿地跟我說被公公的性騷擾的經驗,阿華有一個已經高齡70歲的公公,每當家裡只剩她和公公兩人時,公公就會開口要阿華跟她去房間「休息」一下。阿華回應說,那你要去問你的兒子是否同意我這樣做?但是公公還是對她上下其手,不僅是身體的侵犯,還有言語的騷擾。例如有次阿華生病了,想要去看醫生,公公就跟她說,「不要出去啦,叫個男人來給你『打一針』(雙關語,指性交)就好了!」讓阿華感覺十分地不舒服。許多新移民女性表示,不只是老公對她不好,感覺整個夫家都一起在欺負她,讓她感覺來到台灣的日子無依無靠,一個人對抗整個夫家的壓迫。

然而,日子一天過一天,來到台灣後的她們逐漸熟悉了當地的語言文化,並且歷經育兒的生命階段,這群女性不斷尋求自我增能。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這群女性來台起初的幾年內,並沒有起來反抗大家庭中父權的壓迫,但是她們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在想辦法讓自己更堅強,以應付日日夜夜的壓迫。正如Wolf(1972)提出「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的概念,她指出亞洲婦女會期待自己透過生兒子與因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增加其在家庭內的地位與權力,正是所謂多年媳婦熬成婆的觀念,因此,她主張受限於亞洲的父權文化結構,這些女性可能會無意識中更加地鞏固了亞洲父權文化的穩定。

不過Wolf也認為,亞洲婦女仍不會只對自己僅僅能在家庭中權力地位有一些的提升就完全感到滿足,而會對父權體制的壓迫進一步有所反抗。我們贊同這樣的說法,並發現我們所研究的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在對抗家庭的父權壓迫時,也呈現了這樣的現象。這也意味著亞洲女性仍會在性別意識覺醒後,展現個人主體性,進而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力。我們也發現這群新移民婦女的確會在不同的生命歷程當中逐漸自我增能,最後終於能自己走出婚姻衝突與家暴陰影,然而這必需是在一些有利的環境,與社會提供的結構條件下,才能夠成功。

(三)國家還是「國枷」?

婚姻衝突與家庭暴力不僅不是丈夫與夫家成員壓迫的問題,甚至與國家的父權有關(唐文慧、王宏仁,2011a)。例如,針對施暴的丈夫,政府的家暴防治體系上雖然有相關的措施,但往往這群施暴丈夫或夫家得不到真正的幫助,並且不斷再犯。從男性的角度來看,家暴丈夫的處境也是艱難的,他們往往是台灣婚姻市場中的「剩男」,到東南亞娶親對他們來說,是完成社會期待的男性角色的策略,他們一向被社會大眾認為是魯蛇,若發生家暴,被司法制度當做「加害者」來加以處遇,其在結構中的弱勢地位,並未被看見,對於施暴丈夫的行為做過分的個人歸因,也導致國家的角色與社會責任得以逃脫。然而,政府的家暴防治體系功能不彰之時,往往使跨國婚姻暴力的家庭成為高風險家庭的可能性增高。

西方學者Ellen Pence(2007) 的研究指出,美國的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是一個由被認為專業客觀知識構築而成的體制,受暴婦女的人身安全議題在標準化的家暴防治工作中,有被消失的疑慮,因此建制的缺失會使得男女兩性都受害。換言之,國家並無法協助這些婦女,特別是處於低社經地位的跨國婚姻家庭的女性,走出婚姻衝突與家暴的陰影,也沒有協助施暴丈夫如何改善暴力行為的功用,經常也過分地簡化施暴者為同質的一群男性。正如學者發現,階級的陷阱如何讓勞工階級的男性受到歧視。例如,在諮商過程中,具備中產階級特質的男性較受人尊敬,而擁有較少資源的男人,在諮商的過程中成為讓人輕忽的他者。藉由分析家暴男性之間的差異,以及宰制與受宰制關係,學者因而挑戰本質化的家暴性別論述,挑戰只有勞工階級男性才會施暴的性別迷思(陳伯偉、唐文慧、王宏仁,2014),家暴事實上是跨階級的產物,也是跨族群的,跨國婚姻家暴問題不應該成為家暴議題的代罪羔羊。

針對施暴者與國家角色的關聯,研究者(唐文慧、廖珮如,2015)採「建制民族誌」視角,採小團體觀察與深度訪談法,分析婚暴處遇中男性的處境。探討《家暴防治法》所形成的「建制現實」如何形塑機構專家與男性之間的「統治關係」。從接受婚暴處遇中的男性敘說中發現,這些男性認為「婚姻衝突」的真實生活經驗與家暴防治專家的各個建制目標之間有所「斷裂」。由婚暴處遇男性所經驗的斷裂出發,研究者歸結出家暴網絡的四項建制觀點:

  • (1)社政著重保護受暴女性;
  • (2)司法強調遏阻暴力行為;
  • (3)醫療針對行為矯治;
  • (4)女性主義則聚焦性別暴力。

研究者認為,在司法的骨架和女性主義的外衣之外,「行動中的法」其實是由社政(社工)、醫療(諮商)來輔助司法,以達到當初各界催生立法的目的。分析這四項建制觀點顯示,持傳統性別意識型態的男性,在建制中常被專家認為在淡化或合理化其「暴力行為」,現行網絡卻無法有效斬斷父權社會中男子氣概與其行為之間的牽連。因此,未來家暴處遇專家們若仍然僅採「保護女性」的「意識型態運作」,將男性當作「加害者」個人行為問題來看待,往往導致信任關係難以建立,影響處遇成果。造成的後果是家暴問題持續地加劇,無法有效地解決。

然而,為何有些受虐移民婦女最後能夠走出家暴?以下我們從新移民女性的行動策略來做說明,她們除了等待時機,還分別透過台灣的勞動市場所提供的工作機會自我賦權,與家暴法的立法後政府部門提供的協助,走出父權壓迫。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亞洲婚姻移民女性:移動與能動》,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出版

作者:蔡幸娟、劉開鈴、金秀英等人
主編:游素玲、陳麗君

本書以跨領域的方式呈現亞洲歷史上與現代的婚姻移民現象,並聚焦於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動性,具有創意與跨領域合作的前瞻性。跨領域的合作也帶來創新性,生命書寫、休閒、歷史、跨亞洲的章節,豐富了婚姻移民研究的向度,讓婚姻移民的研究更具立體性,並觸發婚姻移民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本書特色

國立成功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游素玲等教授,跨國結合港、澳、日共11位女性學者提出「Marriage Migrants in Asia(亞洲婚姻移民)」計畫,獲世界大學聯盟(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WUN)肯定,列為2018年14個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計畫案之一。

這項跨國性比較分析,是整合運用女性的細膩智慧,從田野訪談、史料蒐集與分析、社會統計等進行比較探討,全面性理解亞洲婚姻移民,期待也能作為各國相關政策的參考。

此書以多元的研究方法,希望藉由多視角來理解亞洲婚姻移民女性流動公私領域的生命經驗,進而探討婚姻移民女性的主體性、移動力、生活技能、身分重塑歷程,以及她們如何適應大環境,正向發展自我的身分認同,和在地有所連結,為自我權益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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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