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關稅保護的歷史淵源:從重商主義到「受害者情結」

 美國關稅保護的歷史淵源:從重商主義到「受害者情結」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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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右翼人士的邏輯是,美國實行低關稅是一種「讓利行為」,沒有美國市場,這些國家就無法發展。這種過於強調「施恩」的論斷,和中國強大起來後那種令人厭惡的「誰都靠中國賞飯吃」、「不能吃飯砸鍋」的土豪作風沒有什麽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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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不斷升級。美國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關稅,還威脅對剩下3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關稅,中國報復對600億美元美國商品。美國把華為列入「實體名單」,中國還之以「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此外還發生聯邦快遞(Fedex)把華為郵件送到美國總部的事件。中國暗示可能動用「稀土武器」,對美國「稀土禁運」。6月2日,中國發表白皮書《關於中美貿易磋商的中方立場》,堅持了「中國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的強硬立場。在短短一個月中,此前一直樂觀的貿易談判接近破裂。

導致這種大部分人都不願看到的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的關鍵之一,就是美國的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始終不肯放下關稅大棒。由於在過去幾十年,美國一直是全球化推手,川普高舉關稅大棒令人「摸不著頭腦」。其實在歷史上,美國就有高關稅的傳統。

歷史上,美國就有不尋常的高關稅的傳統。在美國建國後,關稅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19世紀經歷了兩個高峰,1830年代平均關稅率達50%以上,1870年代的第二次高峰,關稅率也超過40%。到了20世紀,美國在1900年代和1930年代,都有過平均關稅率達20-30%的高峰期。大衰退時期的高關稅,美國率先推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歐洲才不得不報復和跟進的。

在美國經濟史上,關稅率長時間高於英法等其他歐洲發達國家。關稅不但是重要的財政收入,還有力地保護了美國國内產業(農業和製造業)。在19世紀後期,美國關稅長期高於英法等家,經濟在這時期也出現高增長(無獨有偶,當時另一個快速增長的德國也實行高關稅)。在大衰退等經濟不景的時期,關稅更是美國刺激國内經濟的重藥(雖然後來認為這是失敗的)。因此美國經濟界一直有學派認為,高關稅是經濟增長的靈藥。雖然現在經濟學界大部分人認為關稅和經濟增長的沒有正相關,或者至少關聯較小,或者至少是有條件的,而且在二戰之後,美國一直推行低關稅(平均關稅低於10%),經濟也不斷增長,但「高關稅導致高增長」的理論仍一直影響相當一部分人。

戰後,全球實行普遍的低關稅,作為一種談判手段的「防禦性」的高關稅政策應運而生。雷根(Ronald Reagan)時代,日本的經濟實力急速上升,電器、摩托車和汽車大舉進軍美國,把美國的相關企業打得非常狼狽,美國步入衰退,失業率直奔10%,通貨膨脹率高升。美國採取了兩個措施:第一,美日英法德談判通過《廣場協議》,讓各國央行聯手讓其貨幣兌美元有序升值,以降低美國貿易赤字;第二,美國還對日本發動「防禦性」關稅戰,一些日本商品被徵收100%的關稅。最後日本與美國簽訂一系列貿易協議,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包括自願設置出口配額),才平息了美日貿易戰。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戰,也是《日本可以說不》等一系列右翼思潮泛濫的源頭。

恰好,現在的美國政府正是由美日貿易衝突時期成長的這一派當權。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親身參與美日貿易戰談判,更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

美中貿易談判
萊特海澤(左)與中國國務副總理劉鶴(右)|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川普更為特殊。無論在經濟理論還是國際關係理論(如果可以叫做理論的話),川普都是思想上生活在19世紀的人,重商主義、高關稅、貿易保護等在他腦袋内揮之不去。而他成為名人的1980年代,更是吸收了「防禦性關稅」的極限施壓手段。從那時開始,加關稅是川普的口頭禪。他說過加日本關稅、加墨西哥關稅、加加拿大關稅、加韓國關稅、加中國關稅、加歐洲關稅。總之,與美國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他都用「暴力美學」的方法——加關稅解決。

因此,在川普政府看來,高關稅在本質上沒有什麽不好的。現在,美國全世界範圍開打貿易戰,正是這種思路的產物。對川普來說,如果高關稅(對美國)有什麽不好的話,那就是其他國家向美國報復同樣徵收高關稅。另一個令川普討厭的因素是,1990年代進入全球化之後,國際產業鏈模式發生巨大變化,生產已遠非一國之内的事,高關稅往往受到很多美國企業的抵制,以往的一套關稅理論行不通。如果不是因為這樣導致關稅政策遭受的阻力太大的話,以川普一派重商主義者的本性,一定把關稅進行到底。

全球化經濟之後,關稅和市場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演變為另一種角色。從20世紀開始,美國消費市場一直是全球最大。不可否認,美國開放市場對落後國家是好事,中國也在美國開放市場中受惠甚大。這時,美國把對外開放市場和低關稅作為鼓勵其他國家與美國友好、政治改變和改善人權的「鼓勵手段」。1980-1999年,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讓中國商品可以進入美國,就是一例。美國一開始的宗旨是鼓勵中國加入國際貿易體系以及拉攏中國對抗蘇聯。在1990年之後,美國把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每年審批一次。1999年,美國把最惠國待遇改為「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幾乎所有國家都自動獲得最惠國待遇。這種貿易和人權掛勾的遊戲才告一段落。

無論如何,由於簽訂了關貿總協定以及世貿協議,關稅就難以作為一個「鼓勵手段」,因為低關稅已是「默認設置」,原先國與國之間的「最惠國待遇」變成「利益均沾」。於是除了「防禦性關稅」之外,(加)關稅和(封閉)市場還成為一種對「不聽話」國家的「懲罰手段」。背後的厲害關係主要有兩個:如果沒有美國市場,這些國家經濟就會受到很大打擊;大部分國家都需要美元,如果沒有美國市場,就無法賺取美元外匯。

在川普之前,美國也曾多次提高關稅。可是在世貿規則下,撇開程序繁瑣不說,最根本的障礙是要「依法辦事」,所有措施都必須師出有名,比如要啓動301條款(包括特別301條款和超級301條款)等。關稅最多只是「就事論事」,針對單一或少數商品。除非是對「邪惡國家」,才能以國家利益一封了事。

可是在「懲罰手段」的邏輯上,美國右翼人士進一步把基於公平自願原則的市場開放演繹為「美國給其他國家輸血。」背後的邏輯是:美國實行低關稅是一種「讓利行為」,沒有美國市場,這些國家就無法發展。這種邏輯一方面強調誇大了低稅率和開放市場的單方面單方向的「好處」,無視交易背後歸根到底還是「公平」和「自願」的,也是交易雙方都受益的。老實說,這種過於強調「施恩」的論斷,和中國強大起來後那種令人厭惡的「誰都靠中國賞飯吃」、「不能吃飯砸鍋」的土豪作風沒有什麽分別。但美國右翼人士樂此不彼。

全球化像一切變革一樣,不可能永遠全民受益,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有輸家(比如發達國家的產業工人),這理應有積極的應對方法(比如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不幸的是,「施恩心態」走向反面,再進一步演繹下去就是,美國給全世界「輸血」,國際貿易成為「虧本」買賣,這又回到了重商主義的思路。更不幸的是,「輸血論」由於邏輯直接,美國式的「受害者情結」容易煽動情緒,輕易地挾持了話語權。這使川普政府得意挾持「民意」(民粹),抛開世貿規則(除了一開始還弄出個特別301條款裝樣子),重新揮舞起高關稅大棒。

如果說,在上任之初,川普的關稅還主要針對貿易問題,那麽近來,川普已經越來越變本加厲,進入「走火入魔」的狀態。他既把關稅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key」,也絲毫不把承諾和規則放在眼内。比如,他引以為豪的「美墨加三國貿易協議」還墨跡未乾,他在推特上威脅墨西哥,如果不阻止中美洲難民,就把所有的墨西哥商品加5%的關稅,以後還可能進一步升高到25%。這真是一個「禮崩樂壞」的年代。

可見,川普的關稅大棒,是幾種思維的混合物:既來源於一種根深蒂固的對高關稅有利經濟的迷信,來源於80年代「防禦性關稅」的成功經驗,來源於「鼓勵手段」和「懲罰手段」在以往的無往而不利,更來源於一種被扭曲的「施恩」心態和「受害者情結」。在這種思維之下,全球經濟「脫鉤化」是難以避免的。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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