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擔憂「修昔底德陷阱」,但今日美中,真會成為昔日英德嗎?

郭台銘擔憂「修昔底德陷阱」,但今日美中,真會成為昔日英德嗎?
Photo Credit: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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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經貿戰,台灣戰略必須著眼在自由民主的「價值理性」以及全球生產鏈重組的「工具理性」,作錯選擇的下場將如同經歷霸權戰爭的土耳其和芬蘭,但郭台銘卻忽視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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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為了表示對美中爭霸的擔憂,同時展現自身的國際與歷史觀,日前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藉此批評蔡英文政府的外交兩岸政策,希望與韓國瑜跳針式的競選口號進行市場區隔,讓藍營選民理解自己不僅擁有打敗民進黨的論述,更有帶領台灣發大財的真本事。

郭台銘願意「提論述、講政策」絕對有其正面的意義,不僅讓空無一物的韓國瑜成了荒謬的對照組,也讓這場選戰回到了理性的範疇,這對於召喚藍營傳統的知識菁英、經濟選民、中產階級多有助益。

修昔底德陷阱:今日美中,真會成為昔日英德嗎?

郭台銘口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本質與國際關係中的的權力轉移理論十分接近,亦即崛起中的新興強權與既有霸權存在類似「安全困境」的結構困境,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由於欠缺政治互信與充分訊息,往往將對手的各項行為做出負面解讀,在軍事上進行軍備競賽,在外交戰場中拉幫結派互別苗頭,造成雙方惡意與危機螺懸上升,最終走向毀滅性的戰爭,這個故事很熟悉,儼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與英國爭霸的翻版。

事實上,許多國際關係學者認為美中關係正是一戰前夕英德關係的再現,德國經濟學者布倫納梅爾(Markus Brunnermeier)與另外兩名學者持有這樣的觀點。他們在發表在美國《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中的 「北京的俾斯麥之魂:大國如何進行經濟競爭」(Beijing's Bismarckian Ghosts: How Great Powers Compete Economically)文章中即指出:「彼時英德與當下美中兩場競爭,都發生在經濟全球化進程與技術發生突破性創新的時期;都是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挑戰一個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並且都是兩個關係緊密的國家;也都採取關稅威脅、制定標準、技術盜竊、財政權力和投資基礎設施等手段。」

The Tower of London's 'Blood Swept Lands and Seas of Red' poppy installation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One, is seen in London
倫敦塔外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色花海。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引經據典精神可嘉,可惜郭董還是社會科學的外行

郭台銘悲觀認為歷史上只有四次的強權爭霸躲過了戰爭的威脅,對其做了一些不充分解釋,但從論述的邏輯脈絡來看,郭董對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史欠缺專業認識,也突顯了他對美中經貿戰的性質以及當下兩岸關係的局勢的外行。

對於民主國家之間來說,權力的轉移之所以經由和平方式進行,其關鍵在於制度上對決策者權力的制約,責任政治以及輿論監督使得決策者避免以激進手段解決外交危機,多元價值與開放社會也為化解衝突提供更多彈性可行的方案,這即是典型「民主和平論」的解釋。

此外,民主國家在維繫全球政經秩序時往往扮演「霸權穩定」的角色,透過公共財的提供(安全的保證與經濟的誘因)讓小國在其中進行理性選擇,霸權經由物質條件所構成的「國際體系」,以及價值理念與行為準則的「國際建制」管理全球政經制度,雖不完美但具有多邊開放與自願參與的基礎。

然而,民主政治的制度價值在郭董心中,只是用來衡量可否當飯吃的工具罷了。

當極權領導人想發起戰爭,民主多元才是對抗的武器

反過來說,權力制約、責任政治與多元社會制度優勢恰恰是威權政體所欠缺的,權力集中與決策的封閉,使得政策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其所追求的新秩序只是延續黨國體系統治基礎的載體,或是成為其爭取生存空間、遂行經濟殖民掠奪的政策手段而已,其中不僅欠缺公共性與自願參與原則,其治理的方針就是透過壓迫與控制,這可從威廉二世、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毛澤東的思路與具體作為中得到解釋,習近平似乎具備同樣的套路。諷刺的是,郭台銘卻沒有發現歷史的近似性與軌跡。

深入觀察,如果在爭霸的過程中內部出現經濟社會矛盾,導致政權出現正當性危機時,基於保江山的考量,威權政體往往又採取「戰爭邊緣策略」作為圍魏救趙的手段,透過輸出危機與民族主義的動員轉移內部的各項壓力,這是過去阿根廷政府發動福克蘭戰爭的背景,也是北韓金氏父子發展核武製造朝鮮半島危機的動機。

習近平在十九大提出中國夢的訴求,並希望在兩個一百的時程中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定位,其手段正是揚棄過去中共外交上「韜光養晦」與對台政策「寄希望台灣人民」的溫和策略,取而代之的則是更具侵略性的「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與「習五點」。兩岸關係的當下的紛爭,宏觀來說實為中共意圖全球政經秩序與台海現狀,短期來講則是北京轉移美中經貿戰下內部政經矛盾策略,郭台銘責任歸咎在民進黨政府身上,若不是在邏輯上出現倒果為因的謬誤,不然就是難以擺脫紅色供應鏈的利益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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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美中經貿大戰不僅涉及科技經濟利益,同時是兩個政經秩序與典範的選擇,在此背景下,扈從與抗衡顯然就是小國的理性選擇。

在美中經貿戰中,台灣的戰略必須著眼於在自由民主的「價值理性」以及全球生產鏈重組的「工具理性」中,作錯選擇其下場將如同一戰時的土耳其以及二戰時的芬蘭,在經歷了霸權集團的戰爭後,其國家利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這些深刻論點,顯然也是郭台銘所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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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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