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二日》:皇帝都喜歡自吹自擂,但乾隆皇到晚年特別失控

《天有二日》:皇帝都喜歡自吹自擂,但乾隆皇到晚年特別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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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乾隆帝由裸退到退而不休,由移居寧壽宮到仍住養心殿,由頤養天年到緊抓住重大事權。越老越虛榮的他非常在意形象,尤其是在外國、藩屬和邊方的形象。

文:卜鍵

「大事還是我辦」

禪讓後的太上皇帝,傳得最多、傳播最遠的一句話是:「朕雖歸政,大事還是我辦。」(註1)這話為嘉慶元年正月十九日所講。當日太上皇帝在圓明園召見各國使臣,朝鮮使臣一行趕到的較晚,由禮部尚書德明引領至御榻前行跪叩禮,大學士和珅宣旨,第一句便是此語。整段話顯然屬於格式化的客套語,對先前到達叩見的安南、暹羅等國使臣,應當也是這樣說的。

此時子皇帝正側坐陪侍,表情專注虔敬。

何時提出的「訓政」

在所有的清朝皇帝中,弘曆堪稱最喜歡璽印,也喜歡為璽印親撰文字,抒發襟抱或情感情趣。做了太上皇帝之後猶然,不僅用喜字第一號玉料鐫製了「太上皇帝之寶」,專門撰寫了〈自題太上皇帝之寶〉的詩,鐫刻其上,還擁有許多枚小璽,如「猶日孜孜」等。未見他為這些私璽寫作題記,實則也用不著,印文短語本身就是其心跡思緒的真實記錄。

其中有一枚,曰「歸政仍訓政」,直寫上皇在禪讓期的施政理念,簡明準確,十分傳神。歸政,此處指將帝位交付嗣皇帝顒琰;訓政,是說在顒琰處理軍國大政時必須秉承自己的訓示。五字璽文的重心,在於訓政,意思是「皇帝之寶」雖已經授受,管理國家的模式並無多大改變。比起後來的「垂簾聽政」,弘曆似乎不願意也不用繞什麼彎子。

「訓政」一詞的最早提出,應是在禪讓之後,然在早先多次諭旨中,已包含了這層意思。那時乾隆帝雖已有歸政的思想準備,卻也從未說過對朝政放手不管。如三十九年夏月,乾隆帝追出太監高雲從「洩漏道府記載一案」,降旨譴責大學士于敏中、舒赫德等失職,並將一批有牽涉的高官革職,交刑部查審,諭曰:

從前雖有志願至八十五歲時即當歸政,然亦必斟量彼時精神……豈容於此等事竟置不問乎?(註2)

話說得很明白:即便在歸政之後,對於朝政大端,對於違反朝廷法紀之事,他仍會斷然出手,毫不容情。

臨近宣立皇太子之前,乾隆帝關於歸政的思考已趨成熟,在針對福建倉庫虧空大案的諭旨中說道:

看來各省督撫未免因朕明春即屆歸政,以為辦理讞案可以顢頇遷就,輒敢輕為嘗試。殊不知朕綜核庶務,從不任絲毫含混。即嗣位之皇子,朝夕敬聆訓誨,自亦知所秉承,未必肯聽其蒙混。或初年蒞政未能灼知情偽,而朕仰蒙昊眷,精神強固,雖歸政之後,亦豈置天下事於不問!(註3)

藉伍拉納、浦霖一案,老皇帝對各直省督撫提出警告:不要妄想在自己歸政後偷懶耍滑,禪讓之後只要身體健康,頭腦清晰,對天下事還是要關注過問。

冊立皇太子時,乾隆帝當著一眾皇子皇孫和諸王大臣的面,說得更清楚:

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稟承,不致錯失。(註4)

與其對朝鮮等使臣所說相吻合。數月後在傳位詔書中,他再一次強調這一點:「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註5)畢竟兒子已然登基,措辭中留了些餘地,而意思則沒有絲毫改變。倦勤,語出《書・大禹謨》「耄期倦於勤」,謂帝王厭倦於政務之辛勞。從弘曆一生行政(包括禪讓後的三年)來看,應是從未「倦勤」,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未歸政時,乾隆帝所說多為「訓誨」、「訓諭」,意為對嗣皇帝指導點撥,以避免顒琰初政之失誤,用心良苦,也彰顯了對家國黎民的負責精神。禪讓之初,弘曆由皇帝變為太上皇帝,不是退位,而是升位和提格。他對一般祀典和日常事務不再涉及,而重大軍情與高層人事任免,仍是親力親為。

歷來做帝王者多喜歡自吹自擂,弘曆尤甚,進入老年後益發不可控制。光是一個默禱和歸政,就述說過無數次,反反覆覆,總在渲染自己的英明睿智。而一念之誠又與過思多變攪拌混雜,由裸退到退而不休,由移居寧壽宮到仍住養心殿,由頤養天年到緊抓住重大事權。越老越虛榮的他非常在意形象,尤其是在外國、藩屬和邊方的形象。

他對眾使臣宣稱「大事還是我辦」,接著又諭知派員進貢的廓爾喀國主禪讓之事,並特別說明:「嗣後天下庶政,以及撫綏藩服事宜,嗣皇帝悉遵朕指示辦理。」(註6)同日又敕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曰「惟訓嗣皇帝聽政精勤,亹承家法」,曰「本年朕傳位嗣皇帝,改元嘉慶元年,然猶訓政維勤,孜孜不倦。」大約這是太上皇帝最早提出的「訓政說」,時間在嘉慶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後來上皇敕諭和皇上諭旨之中,也多次使用,如「敕幾訓政」、「每日訓政」、「孜孜訓政」、「訓政皇帝」、「皇帝日聆訓政」……不一而足。

比較「訓誨」、「訓諭」與「訓政」,內涵雖未見大的差別,然前二詞對個人,儘管這個人是皇帝;後則指稱政體,指一種決策體制。同光間先是兩宮皇太后,再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用得較多的,便是「訓政」之說。

改元後的首開經筵

二月初,顒琰舉行即位後的第一次經筵,為此先告祭奉先殿,再親自到傳心殿行禮,並明確說是奉太上皇帝的旨意。弘曆對此格外重視,半個月前即專發敕諭:「著皇帝於二月初四日御經筵。」我們注意到:次年正月上皇同樣專發有關 經筵的敕旨,既體現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展示了對兒子德行學業的關心。

經筵作為專為帝王設立的講席,由來久矣,至宋代始漸漸定型。宋朝大儒程頤曾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註7)將皇帝治統與儒家道統相挽結,可證經筵在當日地位之高。進入清代,循前明之例不設宰相,經筵之設成為臣子進諍言、規諫的重要渠道,與國家治亂所關更鉅。康熙帝特重經筵,認為不獨要對皇上啟悟規諫,也應兼有「訓導臣下」的功能,諭令「自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俱侍班」(註8),作為旁聽生。至於講題,則慎選經史中詞句為之,闡釋論說不離國家大政,有時亦緊密聯繫時局。

乾隆帝自負飽讀詩書,學養深厚,在登基後的首次經筵大典,即開創新例:直講官講述之後,皇帝要宣示御論。所謂御論,即皇帝根據講題引申闡發的論點,弘曆對此極加鄭重,所論皆出於親筆撰作。於是經筵的主講人變成了皇帝,宣講御論成為最重要的環節,經筵有了實質性變化。皇上弘宣御論之時,大學士率九卿以下所有官員群跪敬聆,聽後還要由內閣首輔或資深大學士捧場,講一通「親承聖訓,曷勝誠服」云云。

舉行經筵,作為朝廷嘉禮之一,儀節簡潔莊重,據記載:

是日,滿漢講官具補服,袍用蟒袖,及侍班內閣滿漢大學士,六部滿漢尚書、侍郎,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詹事府滿漢堂官各一員,各具補服至文華殿丹墀兩旁序立;侍儀滿漢給事中各一員,滿漢御史各一員,補服於兩旁稍後立,起居注官四員,補服立於西階下……。(註9)

這是迎候皇上大駕的場面。皇帝則常服而來,跟從侍衛也不甚多,以示謙遜親切。自五十五年始,乾隆帝命適齡之皇子皇孫皆隨駕,參加經筵,於是在文華殿內東西侍班的臣子之外,又多了一排金枝玉葉,當日的皇十五子永琰,也在行列之中。

六十年春二月,乾隆帝舉行仲春經筵,直講官德明、金士松進講《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老皇帝在御論中暢談自己的人生體會,曰「蓋天地之德,無所為大小也」,復曰「先識其小,後習其大」(註10),層層思辨,皆稱精警深透,也內蘊著實政中的大小兼得。侍班大學士為阿桂和王杰,少不得有幾句頌聖之讚語。這是乾隆帝的最後一次經筵,顯然有無限感慨,事先往傳心殿親身致祭,事後又在文淵閣賜茶,每一處都留下了詩篇,且加寫了長注。吟經筵的一首為:

對越崇祠致敬虔,文華咫尺御經筵。

居今稽古春中月,望道勤民六十年。

敦化流川那小大,達聰明目勖仔肩。

丙辰講席應兒事,詩示心傳及政傳。(註11)

是時雖未明立太子,乾隆帝已經宣布明年經筵是兒子的事了。詩後附記亦說:「明年正月上日即當歸政,嗣後經筵為子皇帝之事,予可以不復御文華殿親講矣。」不無悵戀。弘曆把經筵當作講堂,對歷年來的御論講稿甚為珍惜,六十年間共得九十八篇,彙編成冊,頒賜近臣。

成為太上皇帝後,弘曆對嗣皇帝的經筵頗為關注,從直講官到所選題目,皆親自審定。經筵照例設在文華殿,除卻原先跟從大駕而來的一列皇子皇孫不見了,其他一切照舊,直講官也是去年的四人。

德明,滿洲正藍旗人,官學生,曾長期在太常寺任職,贊引乾隆帝行禮多年,歷仕太常寺少卿、禮部侍郎、內閣學士、吏部左侍郎,五十八年晉禮部尚書兼正紅旗滿洲都統。他以「熟諳典禮,小心勤慎」,深得乾隆帝信任,自四十八年充任經筵講官,頻頻擔任直講(註12)。

金士松,江蘇吳縣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朝考第一名,改庶吉士,長期擔任文學侍從,直懋勤殿、南書房,充任日講起居注官,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左侍郎,五十四年充經筵講官,頗得弘曆賞識。選定此二人作為此次經筵直講官,表達了上皇對子皇帝的深切關愛。德明和金士松進講《大學》「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來自《詩經・小雅・南山有臺》。講畢,嗣皇帝發布御論: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如保赤子,遹求厥寧。下民傾心感戴,若依父母。蓋以民心為己心,同其好惡耳……民愛君如父母,為君者奚可恃尊養而忘敬畏哉?必存父天母地之敬心,祈天永命,則天錫豐年,克綏郅治,錫福萬方,斯不負為民父母之稱。蓋必本於敬天,方能大成君道,懷保小民也。(註13)

原詩五章,每以南山、北山之草木對舉,比喻起興,命意則在於頌聖,在於讚美和祝福周王。全詩基調歡快,層層渲染,以祝願君主健康長壽、子孫綿長收束,適用於燕饗時演奏。擇選此詩作為新帝第一次經筵的講題,用意誠美,卻沒為新帝的御論留下太多發揮餘地。顒琰所論,從為君之道生發開來,句句扣題,又特特突出為君的「敬心」、「敬畏」,以及為民的「孝思」、「感戴」,用意悠深。

接下來,直講官多永武、胡高望進講《易經・乾》「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多永武,滿洲鑲黃旗人,司職贊禮郎多年,屬於滿員中精曉禮典者,時為禮部右侍郎。胡高望,浙江仁和人,二十六年高中榜眼,久任文學侍從,時為吏部右侍郎,在上書房行走。二人在乾隆六十年第一次充任經筵講官,顯然留給弘曆的印象頗佳,命以再任新帝經筵直講官。所講是《易經》最為人關注的名句之一,注疏解析亦因人而殊。講畢,顒琰宣講御論,將主要幾家的釋讀融會貫通,亦屬不易,曰:

乾德首元,生物之始,於時為春,於人為仁,眾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於時為夏,於人為禮,眾美之會也。君子體乾,養民育物,宅心寬大,使遂其生生之性。如上天發生萬匯,陽和翔洽,亭育生成,歲稔民安,諸福匯集矣。蓋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於心;以禮為制,則無一物不納於度。咸臻大順,合揆自然,春生夏長,各順其序。人君敬天愛民,仁至義盡,咸熙庶績,協和萬邦,符大哉乾元之道,又本於健行不息,則悠久無疆,與天地合其德。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矣。(註14)

直講官為滿漢分設,先以清語(即滿洲話)講論,然後才是漢語。乾隆帝發布御論,皆以清語,子皇帝自也不能例外。這是一種政治導向,示以不忘根本,亦有意在體制上提倡滿族語言文化。此年顒琰已然三十六歲,長長的皇子生涯中,讀書騎射是每日之功課,不光對儒家經典爛熟於心,清文自也不敢淡忘。加上多年來傾聽父皇用清語發布御論,必也會精心準備,開講時字正腔圓,侃侃而論。有意思的是:講後並無大學士出來作例行的讚頌。

子皇帝是一個謙和謹嚴、事事認真、不出紕漏的人,也許就是他,婉拒了這一不在禮典的馬屁程序。


註釋

  • 註1:《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一二。
  • 註2:《清高宗實錄》卷九六三,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乙亥。
  • 註3:《清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四,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
  • 註4:《清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六,乾隆六十年九月辛亥。
  • 註5:《清仁宗實錄》卷一,嘉慶元年正月戊申。
  • 註6:《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九四,嘉慶元年正月戊辰。
  • 註7:《二程集》卷六,論經筵第一箚子,54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 註8:《清聖祖實錄》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八月辛丑。
  • 註9:《清會典事例》卷三○八,〈禮部十九・經筵〉。
  • 註10:《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七○,乾隆六十年二月甲寅。
  • 註11:《清高宗御製詩》卷九四,春仲經筵,見《清代詩文集彙編》第三二九冊,338頁。
  • 註12: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十,〈卿貳五十・德明〉。
  • 註13:《清仁宗實錄》卷二,嘉慶元年二月庚辰。
  • 註14:《清仁宗實錄》卷二,嘉慶元年二月庚辰。

相關書摘 ▶ 《天有二日》:嘉慶帝做為天子的首要之務,就是當個好兒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天有二日?─禪讓時期的大清朝政》,三民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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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鍵

1796年2月9日,乾隆帝弘曆正式舉行禪讓,將皇位交與十五子顒琰。這是宋代之後唯一的一次內禪,為期三年零三天。太上皇禪位後不去東區的寧壽宮,仍居於皇帝處理政務的養心殿,聲稱「大事還是我辦」;而嘉慶帝已經即位,定期在乾清門御門聽政。

雙日照臨,不能不說是一種危險的政治結構。

本書以清宮檔案為基礎,致力於如實勾畫當時的歷史場景,真切再現那些重要人物,其中有弘曆、顒琰父子,有德不配位、終罹大禍的和珅,也有阿桂、王杰、劉墉等忠直大臣。國家發生了嚴重的內亂,經濟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官場腐敗,將星隕亡,士氣低落,國勢和國運都在加速走向衰微。通過檢閱史籍和檔案,我們能見出弘曆父子對世界大勢的隔閡,能見出他們為朝政的嘔心瀝血,也能見出他在89歲時、對死神的到來仍未做好準備。就在病逝的當日,弘曆寫下最後一首詩《望捷》,希望早日平息動亂,讀來亦令人感動。

父慈子孝,是禪讓期間的執政基調。在子皇帝顒琰心中,父皇仍是那唯一的太陽。這不應視為一種策略和隱忍,而是出於孝心,發乎天然。至於對受上皇寵信多年、對自己也極盡討好的首輔兼首席軍機大臣和珅,那就是另外一檔子事了。

天有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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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