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18年惡夢連連後，港人難道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1973年8月，兩名劫匪在行劫瑞典首都一間銀行期間，挾持了四位職員與警方對恃了近六天之久。劫匪最後投降被捕。但有關人員驚訝地發現，被挾持的人於事後不但沒有憎恨劫匪，反而感激他們沒有嚴重傷害自己，並對警察的圍剿不以為然。

心理學家對這種情況其實早有所知，那便是受害者長期受到施虐者的威嚇之下（例如在集中營之內），有可能因為一種微妙的心理自我保護機制，對施虐者產生了一種服從感甚至認同感。猶有甚者，他們更可能對反抗施虐者的人出現憎厭情緒，原因是怕因此而導致施虐者的報復並連累自己。由於1973年的事件被廣泛報導，所以人們後來把這種情況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Stockholm syndrome）」或「人質情結」。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一群小販長期被黑社會強迫交保護費，而小販為了謀生只得逆來順受。但黑社會貪得無厭將保護費大幅提高，一個小販忍不著報警求助。黑社會得悉後一把火把小販的攤檔燒光。你道小販們最惱恨的會是哪個人？不用說是報警的人多於無惡不作的黑社會分子。這便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案例。

可悲的是，香港人在異族統治之時已經有過這樣的經歷，而在回歸祖國之後，又再經歷一趟同樣的精神扭曲。

筆者所說的，當然是自回歸以來，北京政府不斷發放一些威嚇的言論，以打壓普羅大眾對民主和公義的訴求。結果是，要求平反「六‧四」、追究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要求釋放劉曉波、堅持追究毒奶粉事件、追究李旺陽的死因、要求解除對劉霞的非法軟禁、爭取廢除功能組別、堅持真普選等等，都被列為「反中亂港」和與「中央對抗」的表現。

我們或者可以說，英佔時代的討好洋人是逼不得已，而回歸之後討好北京也是逼不得已。筆者不會反對某些人百般鑽營要成為「人大、政協」，畢竟清兵入關之後也總得有漢人出來做官。

筆者感到心痛的，是普羅大眾（而非上述那幫人）在「謊話說了一千遍便成為了真理」以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淫威邏輯」之下，心態於不知不覺間出現轉變：是非之心變得愈來愈薄弱，而咎罪受害者和反抗者的傾向變得愈來愈自然…。（少女被強姦是因為她衣著太暴露？在天安門靜坐的學生被屠殺是因為他們太固執？）

「愛之深、責之切；是其是、非其非」的道理真的那麼難以明白嗎？

Photo Credit: 林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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