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友誼和正義最有發展空間的政體,是民主

《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友誼和正義最有發展空間的政體,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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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亞里斯多德還用「國家之船」的比喻來說明公民和諧。公民同胞是同一個社群裡的夥伴, 就跟水手一樣。而各自的能力也是個人獨有,但他們追求的都是同一個目標,「安全航行是所有人的事」。

文:伊迪絲.霍爾(Edith Hall)

「安全航行是所有人的事」

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理論裡,我們與其他公民的關係,屬於特殊類別的實用友誼,因共同的利益而存在,當共同的自我利益消失時,這種友誼也就結束了。組成城邦的個人之間若缺乏友好的合作關係,城邦就無法順暢運作。伊斯梅爾.卡達萊(Ismai l Kadare)的《阿伽門農的女兒》(Agamemnon’s Daughter, 2003),就深刻地描寫出所有人際關係在失序的國家裡,可能會退化成什麼樣貌。

這部小說用尤里庇狄斯的悲劇《伊菲革涅亞在奧利斯》(Iphigenia in Aulis)(亞里斯多德恰巧也很喜歡這部作品)中女主人翁的犧牲為範例,訴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阿爾巴尼亞泯滅人性的政權造成的後果,普遍的道德墮落折磨著在不負責任的政府統治下的每個人民。卡達萊讓人得見,當人心只感覺得到恐怖時,所有人是如何處在失去道德標準的險境:

每一天我們都感覺集體內疚的齒輪和輪子將我們進一步往下壓。我們不得不表明立場、指控、毀謗——先是對自己,然後是對其他所有人。這真的是很狠毒的方法,因為一旦貶低了自己,要污辱周遭的所有人就很容易。每過一天、每過一個鐘頭,從道德價值上剝下來的肉又多了一些。

亞里斯多德理想中的國家正好相反:國家是主要關係的放大。一個好的城邦政府,會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需要以公民之間的友誼為基礎,也會促進這種友誼。

亞里斯多德把這種公民友誼的基礎稱為「公民和諧」(civic concord),以形容對同屬一國的其他個人堅定不變的態度。這種態度包含善意和相互承擔的責任,目標是以符合道德良知的方式,確保每個人都得到最妥善的安排。遺憾的是,永遠會有公民無法參與公民和諧計畫,就像他們永遠無法在私生活中建立真正的友誼,「因為他們總想得到超乎自己應得的利益,該承擔的工作和公共責任卻能推就推」。亞里斯多德說得很清楚,只愛自己,而且拿取的社會資源超過自己應得分量的人,理應受到譴責。此外,「人不能既想從群體中賺錢,又期望得到群體的尊重;人不會想從朋友身上賺錢」。但只要大多數的公民彼此以朋友相待,整個國家都可以追求幸福。

公民之間的實用友誼,其運作範圍比職場或學校裡的實用友誼大得多。不過亞里斯多德強調公民同胞的關係是一種友誼,是因為他認為幸福的城邦不應該超過某種規模。他驚愕又不以為然地提到巴比倫,說它大到「被攻陷時,有好大一部分的市民三天後還不知道」。人口過多也會導致貧窮;他提到科林斯(Corinth) 有位立法者主張,最好的政策是始終維持同樣的人口數。亞里斯多德相信,公民社群要運作良好,它的規模就跟船一樣,自然有其限制。一艘船不能太小(不比一隻手臂寬),也不能太長(大約四百公尺),否則都會無法有效運作。即使在公元前四世紀,他也似乎更擔心人口過多,而不是太少的問題。

他還用「國家之船」的比喻來說明公民和諧。公民同胞是同一個社群裡的夥伴, 就跟水手一樣。「雖然每名水手各司其職——有人划槳,有人操舵,有人眺望,還有人負責其他類似的特定任務」,而各自的能力也是個人獨有,但他們追求的都是同一個目標,「安全航行是所有人的事」。同樣地,在幸福的國家裡,雖然公民從事不同的職業,但整個社會的福祉就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民主體制可能做出更好的決定

個人關係是政治共同體的支撐力量,而亞里斯多德就藉由個人關係的健康程度,來思考政治體制。他仔細比較了古希臘的四種體制——民主制、專制、貴族制以及君主制( 偶爾還會加上第五種——結合數個種族, 由一位「大王」(pambasileus) 統治的超君主制,這個設定可能是用以形容馬其頓的帝國計畫),而這些比較與討論對政治思想和政治實務都產生了不可計量的影響。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首度被翻譯成現代語言,並且被上述體制的擁護者加以運用的那一刻,歐洲政治理論的詞彙也就問世了。一六四九年一月,英格蘭國王查理一世被斬首,一個月後,思想家約翰.密爾頓(John Milton)的《論國王與官吏的職權》(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出版,主張在國王只對上帝負責的情況下,弒君有理,書中就使用了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裡對君主所下的定義。

亞里斯多德最嚴厲批評的是專制,他說殘暴的專制會打壓公民培養自尊與自信的任何活動。這些活動顯然包括了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哲學家在做的事——「組織研究圈及其他討論會」。今天,我們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樂於生活在壓制自學或討論的體制之下,事實上,應該說除了民主以外的體制,我們都無法接受。全世界有超過半數的人們,目前都是生活在選舉制的民主國家,但是以亞里斯多德的道德標準來看,這些國家之中有很多都大舉接受全然的惡行:大多數的統計資料都顯示,現今只有不到四成的人們,是生活在尊重基本人權及法律規範的國家。對於使用酷刑來挖掘資訊的政權,亞里斯多德是這麼回應的:別再那麼做了,因為沒有用。就如他在《修辭學》裡冷冷地說,「遭受酷刑的人很可能會以假亂真。有些人為了隱瞞真相而準備忍受一切;同樣地,也會有人為了想快點擺脫酷刑,而對他人做出虛假的指控。」

他知道民主會衍生很多問題。在一段多少世紀來都擲地有聲的敘述裡,他承認對財產所有權的監管會導致不滿:「如果享受產品和生產工作這兩者最後並不對等,做得少卻拿得多或享受得多,和做得多卻拿得少的兩種人之間,一定會產生抱怨。」他嚴肅地做了結論,認為這些是難以解決的問題:「整體來說,要共同生活並分享所有人類事務並不容易,尤其是分享類似這樣的東西。」不過,即使只是有居住權的外國人,不具備公民的權利,他還是選擇在雅典度過了三十載以上的成年人生, 因此他想必並不認為民主體制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