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移動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資本與國族

柄谷行人《移動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資本與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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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的預言性,並不是因為馬克思試圖預見未來,而是因為他回溯到產業資本主義確立以前的「形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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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國家、資本與國族(nation)

我在先前的論述中反覆強調,馬克思為了思考產業資本主義,而回頭探討商人資本(M-C-M’)。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無視於十九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發展。剛好相反:我之所以強調這件事,正因為產業資本主義,以及與之對應的意識形態——古典馬克思主義就是以它為基礎——阻礙我們觀察資本主義的現代發展。許多人批判《資本論》,認為它無法說明後來的時代;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則持續努力,試圖以「創造性」的方式發展《資本論》的觀點。但那不是我在本書裡想做的事。馬克思沒有探討帝國主義、股份公司(資本與經營的分離)、金融資本、凱因斯主義等等事件,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些真的是馬克思連想都想不到的新鮮事嗎?

事實上,這些事件的「形式」在產業資本主義確立之前,早已存在。舉例來說,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從十九世紀末,金融資本的時代(以資本的輸出為特徵)開始的。但是,所謂金融資本,其實就是借貸資本與獨占產業資本黏合之後的型態,它的形式在重商主義階段即已存在。此外,帝國主義也是從「重商主義=君主專制」時代開始就有的東西。帝國主義和古代、中世的「帝國」不同,已經是以商品經濟的原則為根據。英國的自由主義帝國,建立在之前重商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掠奪的成果之上。從這個角度看,帝國主義階段並非自由主義階段的變質,而應該視為「被(自由主義)壓抑者的回歸」。

對十九世紀末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金融資本的支配——或者說帝國主義——是新奇的事態。那是因為,儘管他們強調馬克思是「產業資本=古典經濟學」的批判者,卻沒有發現自己深深受到古典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所感染。產業資本主義的確立與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將先於它們存在的形式,深埋在地底。產業資本的意識形態——韋伯稱之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並予以肯定——仍然活在今天。因此,只要出現任何違反它的事態,就會引起騷動,好像發生了什麼決定性的變化似的。

以近年的例子來說,所謂的「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就是這樣的事態。「賭場資本主義」指的是人們不再相信勤勉的生產與公平的交易,一窩蜂地從事「商人資本式的」投機。但是,這完全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變質。馬克思早就說過,「資本制生產模式下的所有國民,週期性地被這樣的妄想附身——想要不經過生產過程的媒介就能賺錢。」(《資本論》)

《資本論》本身,反而比那些配合後來的事態「發展」其觀點的理論,更能切合今日的事態。然而,《資本論》的預言性,並不是因為馬克思試圖預見未來,而是因為他回溯到產業資本主義確立以前的「形式」思考。如前所述,為了考察產業資本,我們必須回到商人資本的公式。商人資本從價值體系的差異獲取剩餘價值。不過,產業資本也是一樣。只是,前者從既有的空間上的差異獲取剩餘價值,後者則透過時間上的差異,或是製造新的空間差異,以獲取剩餘價值。但是這並不妨礙產業資本從事商人資本式的活動。對資本來說,從哪裡得到剩餘價值都無所謂。

一般人把資本制經濟區分為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帝國主義、後期資本主義等等歷史階段。但如果我們以為這些階段之間有什麼根本的變化,那就錯了。舉例來說,一般認為「後期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勞動者大量轉移到服務部門與販賣部門,同時知性勞動變得重要。但是,馬克思在談到「產業資本」的時候,就曾經這樣說:「這裡所說的『產業』的意思,只要是以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不論哪一種生產部門都包括在內。」(出處同前)。「有一些特別的產業部門,其生產過程所生產的不是新的物質產品,不是商品。這樣的產業部門中,唯一在經濟上重要的是交通業。它包含了運送商品與人的運輸業,以及單純的資訊傳送——書信、電報等等。(中略)其效益與運送過程——也就是交通業特有的生產過程——聯結在一起,不可分離。」(出處同前)。

在這個意義下,對資本來說,剩餘價值是從「物品」得來,或是從「資訊」得來,沒有任何不同。就算產業資本的主要領域轉移到「資訊產業」,資本的性質也沒有任何變化。正如模控學的創始者維納所說,所謂資訊,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觀念,就只是差異

馬克思將一般生產與價值生產區分開來。勞動是否具有價值生產性,和它生產的是什麼東西沒有關係,而是看它是否能夠生產「差異」。所以,勞動型態的轉變,並不能改變資本制生產的形式。舉例來說,美國馬克思主義批判家坡斯特(Mark Poster,1941-2012) 提倡「 資訊模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 的概念,以取代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模式」。(《資訊模式論》)。但是,他的主張雖然修正了從生產的觀點觀看歷史的「歷史唯物論」,卻無法構成對《資本論》的批判。因為,《資本論》處理的問題沒有別的,就是探究「資訊(差異)生產=資本制生產」組織全體社會的「力量」。

還有一部分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注意力放在消費社會中商品的多樣化,以及其迷惑人心的效果,彷彿這樣做可以為《資本論》帶來決定性的修正似的。他們經常引用班雅明的句子:「這一份嶄新,是獨立在商品使用價值之外的特質。」(〈巴黎,十九世紀的首都〉)。但是所謂的「嶄新」不是別的,就是「差異=資訊」。簡單來說,從「剩餘價值得自差異的生產」這個想法來看,上述的主張其實了無新意。我們必須始終從商人資本的公式M-C-M’來思考「資本」。這個公式能讓我們明白,產業資本主義階段性變化的形式,其實就是過去資本型態的「被壓抑者的回歸」。

華勒斯坦的「近代世界體系理論」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就是否定「世界經濟是各個『一國經濟』(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ies)的總和」的看法。但是,這個論點之所以看起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只是因為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認知到馬克思其實是國民經濟學(polis的經濟學)的批判者。他們把馬克思的著作,當作國民經濟學的延伸來閱讀。「古典派經濟學=自由主義」否定「重商主義=君主專制」——那其實是他們本身的起源——並且主張經濟與國家的分離。但是,他們的主張從兩個方面隱蔽了歷史的起源。

如前所述,資本制生產是在重商主義國家中,從國家的投資與保護開始的。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德國、法國、日本)中,國家對經濟的介入是眾所周知的,但其實英國也是一樣;英國的產業革命,是在國家豐厚的資助下(為了奪取世界霸權)進行的。然而,自由主義者隱蔽了這個事實。在他們的論述裡,資本制經濟彷彿是在國家之外形成的,可以自主存在。因此我認為,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的概念,指出了一件重要的事:「專制主義=重商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是近代的起點,而且從那時候到現在,其本質從未改變。即使國家內部的人看到的是民主主義與產業資本主義,但對於國家外部的人來說,所有的國家根本上都是「專制主義=重商主義」的。「自由主義」也是它的一種型態;那只不過是霸權國家採取的經濟政策而已。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國家「置入括號」而不論,但那並不表示他忽視國家的存在。相對於德國重商主義的國家經濟學——馬克思稱之為通俗經濟學——《資本論》主要的課題,在於掌握資本運動的原理。他之所以能夠將國家「置入括號」,是因為國家的介入仍然必須遵從資本制經濟的原理,沒有其他選擇。也就是說,「經濟外的強制」是沒有作用的。專制主義國家與封建國家(經濟與政治無法分離)的不同,就在這裡。但是,這樣說並不是否定國家存在的原理(掠奪-再分配)與資本制經濟的原理(商品交換)不同。而且也無法否定,在這個意義下——也就是與歷史唯物論的「上層結構的相對自主性」不同的意義下——國家具有某種自主性。

《資本論》事實上缺乏對國家的論述。這件事讓馬克思主義者要不是輕視國家的重要性,就是反過來,回過頭尋找馬克思在《資本論》之前發表的國家論。一般而言,早期的馬克思認為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中期的馬克思,則將國家視為階級支配的裝置。但就像先前說過的,我們在《霧月十八日》中看到的省察,已經遠超過上述這些單純的看法。那麼,在寫作《資本論》的時期,馬克思怎麼看待「國家」?想要知道這一點,我們該做的,不是收集《資本論》中相關的隻字片語,也不是以他早期、中期的國家論為依據;我們只能運用《資本論》的方法,自己思考「國家」的問題。馬克思為了思考資本制經濟,從自由主義回溯到重商主義,並且從產業資本回溯到商人資本。同樣地,為了思考國家,我們必須回溯到布爾喬亞法治國家之前的國家型態。

但是,我們不能回溯到過於遙遠的過去,比方封建國家或亞細亞式專制國家。我們應該考察的,是近世的專制主義王權國家。人們常說,專制主義王權的經濟與國家是結合在一起的。但事實上,經濟與國家正是從專制主義王權開始分離,然後再度結合。過去在封建國家中,經濟與國家曾經是同一件事。具體來說,這裡所謂的「分離-結合」,就是專制王權一方面支持商人資產階級的活動,同時也從他們身上確保稅源。那是作為經濟政策的「重商主義」,同時因為依賴世界貨幣(黃金)——當時國際貿易的結算手段——而存在,所以也是「重金主義」。

專制王權廢除了封建式的「經濟外強制」,制伏了數量龐大的封建諸侯,將他們的封建領有權轉變為私有權。此外,透過貨幣納貢制迫使農業共同體加入商品經濟,也促使封建制經濟重新整編為布爾喬亞體制。這個過程就是一般所說的「原始積累」。無須贅言,這是因為世界資本主義中各國之間的競爭而發生的。

專制主義國家與重商主義的掛鉤,就是基於上述的理由。英國在打倒君主專制、確立「產業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後的階段中,將經濟與國家表述為彼此分離的兩件事。但就像我們說過的,實際上並非如此。自由主義者主張應該盡可能縮小國家的行政規模與權限,也就是所謂的「小政府」。但是,這樣的主張只不過是為了替大英帝國的經濟政策幫腔。而且,英國擁有龐大的殖民地,「小政府」根本不可能實現。英國之外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就更不用說了;國家與經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到今天仍然是如此。國家本質上是重商主義的。

反過來說,對於重商主義的考察,能夠讓我們了解什麼是國家。馬克思說,「貨幣拜物教」是重金主義的典型症狀;但同時他也說,一旦面臨經濟恐慌時,嘲笑「貨幣拜物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一夕之間就變回重金主義者。馬克思所指出的這一點,放在國家論也是一樣的。

布爾喬亞民主國家的人們相信主權在民,政府只是人民的代表。對他們來說,「專制君主=主權者」早已是個過時可笑的觀念。但是,威瑪體制時期的思想家施密特指出,如果只在一國之內思考,握有主權的統治者是隱形的;但是在非常狀況下(戰爭),主權者將以決策者的姿態現身。(《政治神學》)。雖然這個理論後來成為施密特為希特勒這個「握有主權的決策者」正當化的藉口,但是它確實包含了無法簡單否定的重要問題。

舉例來說,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所探討的,就是同樣的問題。在打倒專制王權的一八四八年之後,路易波拿巴如何成為「握有主權的決策者」?馬克思分析了這個過程。他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在代表制議會與資本制經濟遭遇危機的時候,「國家本身」就會浮出檯面。皇帝也好、「領導」也好、天皇也好,都是國家的「人格載具」,「被壓抑者(專制主義王權)的回歸」。

在專制主義王權中,「王」是主權者。但是,這時候的「王」已經和封建時期的國王不同。實際上,在專制王權中,「王」只是填充主權者這個空間(位置)的人而已。黃金只是因為被置於一般等價型態的位置,所以成為貨幣,但人們卻認為黃金本身就是貨幣——馬克思稱這樣的想法為「拜物主義」。他用了這樣的比喻:「這種想法上的制約是非常奇妙的。舉例來說,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王』,只是因為其他人對他以臣下自居;但人們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們相信,因為他是『王』,所以自己是臣下。」(《資本論》)。

但這不只是個比喻而已;專制主義王權真的是如此。就像古典經濟學認為重金主義是一種幻想,民主主義的理論家也否定專制主義王權。但是,即使專制王權的體制消失,它占據過的空間卻留了下來,像一張空椅子一樣。布爾喬亞革命可以將「王」送上斷頭台,卻無法抹除「王」的位置。在通常的狀況下,或是在一國之內,我們看不到這件事。但是,在非常時期,也就是恐慌或戰爭中,它就清楚浮現。

讓我們來看看受到施密特讚賞的霍布斯吧。霍布斯為了說明主權者的形成,構想出「所有人把自然權讓渡給單一個人(利維坦)」的過程。這和所有商品只把單一商品置於等價型態(貨幣),然後彼此透過貨幣形成關係,過程是一樣的。霍布斯早已捕捉到馬克思在下列文字中所描述的現象:「最後到了第三種型態,商品世界終於獲得一般的、社會性的相對價值型態。那就是——而且只是——屬於商品世界的所有商品,除了一個例外,全部被排除在一般等價型態之外。」(《資本論》)。也就是說,霍布斯其實是從商品經濟來思考國家的原理。而且,他是第一個發現這個事實的人:「主權者」(和貨幣一樣)並不是存在於「人」身上,而是存在於型態(位置)之中。

霍布斯的《利維坦》,完成於清教徒革命的時期。那絕不是為了擁護革命之前的專制王權而寫作的。專制君主的權力來源根據,是「君權神授說」。簡單來說,那就是「王因為是王,所以統治臣民」的想法。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並不適合專制王權。事實上,他的理論適用於光榮革命之後的君主立憲議會制。他所說的「社會契約」的意義,其實是為議會的多數決支配——少數派就算反對,也必須服從決定——提供了理論根據。但是,為什麼人們總以為霍布斯是專制國家的理論家?那是因為他強調「主權者」的概念。

然而,他強調的並不是擔任「主權者」的人格存在。他所說的是,只要國家與國家之間無法形成超越它們的社會契約,國家(主權者)就會一直存在。這意味著,即使專制君主因為清教徒革命而消失了,「主權者」的位置仍然留存。國家主權是一個空間(位置);被放到這個位置的人就成了主權者。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被放到這個位置的是立憲君主。「主權者」這個位置一直都在,就算共和制也是一樣。「國家」或是「主權者」的位置,和被置放在這個位置上的人(國王也好、總統也好)是不同的兩件事;這一點我們必須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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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心靈工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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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譯者:林暉鈞

不義在遠處發生,沒看見不等於不存在。
突破資本主義的毀滅性漩渦,我們可以怎麼做?
享譽國際的重量級思想家柄谷行人,苦鬥十年以上的經典之作

你的行為,永遠不可以把人性——你的人格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僅僅當作手段來運用,必須始終視其為目的。——康德

乍看之下,商品是簡單平凡的東西。然而對它進行分析就會明白,它其實是很麻煩的東西,充滿了形而上學的歪理與神學的偏執。——馬克思

本書是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於2001年出版的劃時代著作,首次提出以交換模式觀察歷史的觀念,更提出「資本-國族-國家」三位一體的視點,以及超越之道,開啟日後《世界史的結構》、《帝國的結構》等重量級著作的思考工作。

柄谷行人深感資本主義帶來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環境破壞,甚至讓第三世界承受第一世界經濟進步製造的惡果,試圖結合近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與哲思,建構出具實踐性的思想體系以改變世局。

全書緊扣「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概念,在倫理與政治經濟學領域,以及康德式批判與馬克思式批判之間移動、轉碼(transcoding),試圖回答足以扭轉現今局面的幾個關鍵問題,如:道德有無普遍性?如何超越資本主義?

在本書中,柄谷找到了對抗資本制經濟的可能——從「流通過程」(受雇、購買)下手,將能創造出不同本質的市場經濟。從這理念出發,他鼓勵成立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的生產與消費對抗大財團,以期突破資本主義的重圍。

只有當勞工運動同時也是消費者運動,才能突破它局部性的限制,具有普遍的意義。——柄谷行人

本書特色

  • 《世界史的結構》的源起,面對資本主義苦鬥十年的結晶!
  • 從康德與馬克思思想獲得啟發,在「移動」與「視差」中探討:道德是否有普遍性?我們是否可能超越資本主義?
  • 不當資本主義的順服者,我們可以怎麼做?納入純然異質性的「他者」,找到實踐的可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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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心靈工坊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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