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援反送中,卻忽視同婚公投」,指控民進黨精神分裂有道理嗎?

「聲援反送中,卻忽視同婚公投」,指控民進黨精神分裂有道理嗎?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獨裁政權伸長了手意圖染指,香港社會拒開民主人權的倒車,卻有人只想開嘲諷,不在乎這些基本人權價值就算了,還要興風作浪來博取注目。

文:易俊宏(台灣綠黨中央執行委員)

香港為著《逃犯條例》的修法爭議,在超過百萬人上街的遊行後,包圍了立法會。同在中國北京獨裁政權的壓迫下,台灣社會也深刻感受到「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威脅;基於守護言論自由和民主價值,許多聲援活動也紛紛動員。可是,於此同時,也有人藉由消費這些人權價值,藉以來凸顯自己的存在感。

誠然,每個人都有自我表達的權利,但是若是指鹿為馬或是不當類比,最後以訛傳訛,就是有失公允了。企圖誤導輿論不說,還加深社會對立及分裂;這種只圖自己短期政治利益而操弄民粹的政客,委實是台灣民主深化中必要的挑戰。

例如,有人刻意曲解台灣在性別人權的保障落實,指控民主進步黨有精神分裂:一方面聲援香港百萬人的遊行抗議、一方面又忽視台灣七百餘萬票的公投結果。乍看之下,好像是「民主自助餐」:想要的法案強行三讀通過、無關的法案樂得聲援收割,換取「進步」形象。真的是這樣嗎?

64293635_2373454869604051_85165603843274
Photo Credit: 本文作者提供

其實,台灣國會正是服膺公投結果,才三讀通過的專法;下一代幸福聯盟理事長曾獻瑩似乎忘記了,他們當初的主張正是:不修民法(公投10案)、另立專法(公投12案)。遂行公投結果而通過的法案,如今卻被反過來說不尊重公投結果,不管怎麼做都可以有話說,我不確定是什麼樣的信仰,能夠允許這樣子的空口白話。

其次,香港社會要如何規定《逃犯條例》,跟台灣社會要如何保障「同性婚姻」,脈絡背景根本大相徑庭。

香港自「九七回歸」後,一路以來的問題不斷:香港居留權爭議(1999)、法輪功受壓迫(2001)、爭取真普選(2004)到後來的「佔領中環運動」(2014)......中國政府允諾的「一國兩制」顯然跳票,中國人大量稀釋了香港的社會福利跟醫療資源,然而中國熱錢也帶來的高房價跟高物價。二十餘年來的社會期待落空,《逃犯條例》或是導火線,引爆了這些日子裡的民怨。

目前簡稱「反送中」的香港社會運動,主要堅守的理念是言論自由跟住民自決,這跟台灣保障同性婚姻的狀況完全不同:難道台灣有因為保障了同性婚姻、就把反對者抓起來嗎?況且同性婚姻專法是符合公投結果的吧?不當類比,是有心誤導還是真心反智,都不是好事。

話說回來,「同性婚姻」是擴大保障對象、原非零和政策,本來該怎麼樣的還是照舊:通姦罪還是通姦罪、異性戀還是可以結婚、人類還是不能跟摩天輪結婚、還有爸爸媽媽也沒有變不見。這是一個相對進步的人權保障法案,也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中明文肯定的部分。這些都跟香港《逃犯條例》的爭議,完全不同:

北京政權政權的思想控制、舉世皆知:關鍵字屏蔽、網路言論審查,讓中國人若想擺脫思想洗腦、就得先學著網路翻牆。公開的網路言論就更嚴格了,任何立場與當權政府相異的言論,都可以直接定罪,至少現在《逃犯條例》要修法的版本,就是「中共說你犯法就犯法,不需經過當地立法會審查,直接引渡到中國審判」。

當獨裁政權伸長了手意圖染指,香港社會拒開民主人權的倒車,卻有人只想開嘲諷,不在乎這些基本人權價值就算了,還要興風作浪來博取注目。今天取用「民主自助餐」的並非執政黨,而是那些自以為「民主」、「進步」的保守派人士。而這些政客們是否會得逞?

操弄民粹的政客之所以會得逞,是因為「政客只在乎下一次選舉,而政治家會關注我們的下一代」。請注意:沒有「政客」會承認自己是政客。而每個操弄民粹的人,都會說自己在關注「下一代」。但是要如何區辨這些偽裝?檢視政見、就事論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我們難以根除歧視、也應該保留不同主張的言論自由,但是作為一個制度與政策,我們手上的選票其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螢幕快照_2019-06-13_03_33_41
Photo Credit: 本文作者提供

在台灣的選舉造勢場合中,太多的感性訴求與口號,容易壓縮了檢證與對話的機會。動不動就反問「好不好」、「是不是」這種「封閉性的問題」,其實背後隱藏的邏輯,就是對立;台灣的政治已經太多對立了,而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對話。用理性思辯取代感性衝動,讓公民文化不只是在同溫層裡取暖,而是能在不同主張間相互聆聽與理解,這是當代代議政治亟需的解方,也是教育部青年署、文化部、社區營造協會......等多個公私單位,多年來一直在倡議的「審議民主」。

「投票」這個行為,很容易;但是為何投票、知不知道自己在投票的意義是什麼......選舉制度誠然是代議政治所必須,但攸關於社會秩序跟我們每天的生活,「政治」絕對不只是「選舉」。如果我們可以從自己開始改變選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影響公共治理的影響,特別是藉由民間組織、公民團體的倡議行動,翻轉政治人物權威式的「父母官」角色,從而落實「代議士」、「公僕」的積極意義,也藉此讓決策資訊的公開透明,得以修補台灣社會低落的公共信任,那麼更好的台灣社會,必然指日可待。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