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主義」與新冷戰:現實政治利益下,美國盟友如何與中國劃清界線?

「川普主義」與新冷戰:現實政治利益下,美國盟友如何與中國劃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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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新冷戰時期美中軍事與政治同盟國,與舊冷戰時期美蘇東西陣營的對抗,其中最大的不同處是新冷戰時期,同盟國並不是壁壘分明。以日本為例,中日和諧關係對日本經濟有正面影響。如此,美國的國家安全與日本國家安全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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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從貿易出超的議題,現在已經蔓延至國家安全議題。原來中國對美的貿易出超問題,無關與華為5G的電訊科技競爭問題,但觀察貿易戰的發展,可以發現美國已將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重點,美國將華為及中國相關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單,並且連結貿易談判結果與對此黑名單公司的抵制政策。美國白宮貿易及製造政策辦公室(Director of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外演講,也直接連結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議題。反過來說,中國也展開反擊政策,不但對應式的對美國出口產品提高關稅,針對華為事件,中國也準備提出「不可信公司名單」(unreliable entities list)反擊。觀察家認為美中新冷戰時期已經到來。

新舊冷戰的杜魯門主義與川普主義

杜魯門(Harry Truman)為美國第33任總統,任期由1945至1953年,帶領美國國民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於1945年病逝,當時杜魯門以副總統身分繼位,在杜魯門授權以原子彈攻擊廣島及長崎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於杜魯門上任一年內結束,但杜魯門與蘇聯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關係在二戰戰勝後急轉直下,杜魯門於1947年對國會發表演說,揚棄了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提出以財務援助相關國家的軍事及經濟政策,以對抗蘇聯主導的共產國際擴張。在經濟上,美國以馬歇爾計劃對歐洲進行援助,在軍事上,美國於1949年主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成立,從此以後,歷史學者便以冷戰形容美蘇在國際上一場軍事及經濟的對立。

不同於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川普主義(Trump Doctrine)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杜魯門主義出發於美國孤立主義的傳統,引導美國外交政策轉型為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t),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支持美國的盟友對抗冷戰的敵手:蘇聯。川普主義最重要的政策則是「美國第一」,是將美國在前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國際主義,轉變為現代美國孤立主義。而其手段是藉著全球產業鏈對美國金融、科技及市場的依賴,結合貿易談判與國家安全議題,以維護美國及西方文明霸權的持續。川普主義最具體的實現,便在於以中國為目標的科技相關與國家安全之貿易戰。而這就是美中「新冷戰」的背景。

由全球產業鏈看新舊冷戰的不同

舊冷戰時期,美蘇的生產產業鏈與生產的關聯性不強,美國與西歐西方陣營的產業鏈及消費市場與蘇聯及東歐主導的東方陣營相互依賴程度不高。因此,在舊冷戰時期,雙方陣營往往是在軍事及政治的國際舞台上較勁,例如登陸月球計畫、限核條約等,我們較少看到提升關稅的實質經濟對抗。

新冷戰時期,美中的產業鏈與消費市場息息相關,以電子產業及汽車產業而言,蘋果、通用汽車等產業龍頭公司的最大消費市場便是中國。而中國也是其主要的零件及組裝生產基地。這種密不可分的生產及消費關係,使得美國在發動「新冷戰」政策時,頗有投鼠忌器的顧慮。

以GDP而言,美國GDP約20兆美金,中國GDP約12兆美元,約美國GDP的60%以上,若以目前經濟成長率預測未來趨勢,中國GDP超越美國是20年內發生的大概率事件。再考慮人口總數比例及亞洲的成長速度,美國在新冷戰對抗的中國,在經濟實力上遠遠超過舊冷戰時期的蘇聯經濟,加上中國在數位經濟上進步速度與美國並駕齊驅,這也使得美國必須在新冷戰時期採取以貿易為手段,達到遏止中國科技進步的國家安全的戰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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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安徽工廠製造的川普2020年競選標語「讓美國繼續偉大!」|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由軍事政治聯盟看新舊冷戰的不同

舊冷戰時期,蘇聯與其控制的東歐國家成立華沙公約組織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舊冷戰時期,東西兩陣營的盟友壁壘分明,各擁其主。1991年蘇聯解體後,華沙公約組織不復存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接收了部分前蘇聯盟友,基本上,在軍事及政治上,過去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國已經沒有如舊冷戰時期的雙邊對立狀態,各國皆以自己國家利益對不同的事件,與不同的結盟國家進行合作。

新冷戰時期,華沙公約組織已不復存在。美國的頭號敵人不再是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反而是當初由美國一手扶持起來的中國。在軍事對抗上,新冷戰時期的潛在戰場不是舊冷戰時期的歐洲大陸(克里米亞戰爭應該算是前蘇聯體制的內部戰爭),美中的軍事衝突地區是南海及台灣。

歷史上美國在亞洲並沒有成功地成立如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般的區域多邊軍事聯盟,1954年成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由於成效不彰,已於1977年解散。目前美國與盟國多為雙邊的軍事聯盟,最主要的軍事聯盟國為:日本、韓國、菲律賓、澳洲。美軍在日本與韓國皆有大量駐軍及設立軍事基地。在新冷戰時期,美國應該會加強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聯盟,未來不排除設立多邊的地區性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組織。

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政治同盟佈局也有快速的進展,習近平上台後,以經濟為手段拓展在亞洲政治及軍事的影響力,例如在哈薩克斯坦及土庫斯坦的原油及天然氣進口,與巴基斯坦的港口建設及經濟走廊,在東南亞與泰國及緬甸軍政府的合作,皆與美國針鋒相對,建立未來新冷戰時期對抗美國的戰略實力。

若比較新冷戰時期美中軍事與政治同盟國,與舊冷戰時期美蘇東西陣營的對抗,其中最大的不同處,應該是在新冷戰時期,同盟國並不是壁壘分明。以日本為例,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軍事同盟國,但日本也力圖與中國保持友好的政治經濟關係,主因是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有重大的經濟利益,中日的和諧關係對日本未來的經濟有正面影響。如此,美國的國家安全與日本國家安全未必一致,這也是在新冷戰時期,美中的盟國關係錯綜複雜,不會與舊冷戰時期一般涇渭分明。

美中俄關係在新冷戰時期的動態平衡

舊冷戰時期蘇聯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中蘇共產黨的失和,1956年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正式展開清算史達林運動,毛澤東對此極度不滿,而與赫魯雪夫路線分道揚鑣,中蘇共產黨的分裂使得蘇聯在亞洲的影響力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後中美雙方的和解及建交,間接促成了中共改革派的興起,進而展開西方式市場經濟改革,並且在美國的支持下,大中華經濟體系與美國全球化生產鏈合而為一。中共與美國和解後,造成蘇聯在經濟上失去了最大的盟友,蘇聯在80年代的經濟衰敗,與中國經濟改革及快速成長,形成重要的對比。

但現在美中俄關係在新冷戰時期不同於舊冷戰時期,中國在遭受美國的強大壓力後,在政治及軍事是積極的向俄羅斯靠攏,中俄雖然有歷史上的恩怨情仇,但在現實政治考量下,也需要擁抱取暖。

習近平近期頻頻訪問莫斯科,尤其在今(2019)年中俄建交70週年的背景下,中國與俄羅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形成,與習近平參與聖彼得堡經濟論壇(6月6日至6月8日)簽署了23份經濟、投資、工業與教育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共同投資十億美金的俄中科技創業基金,華為並與俄羅斯最大的電信業者MTS簽約,將在2020年開始替俄羅斯進行5G建構。一方面,中國希望藉由俄羅斯的合作再度對美國及歐洲形成反制;另一方面,俄羅斯期望也為自己加強網路商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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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新冷戰對全球化的影響

中國未來將縮減對美國及西方科技的依賴,基於中興及華為事件的教訓,中國將全面加強晶片及相關軟硬體的自製率,這個政策將會對目前電子業全球化生產鏈有重大的影響。

此外,在金融及企業融資方面,中國有鑑於在伊朗石油禁運事件,美國以美元結算系統的控制權向其他國家施壓的經驗,中國將加強以人民幣及非美元貨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的政策,以規避未來美國可能對中國進行更進一步的經濟制裁的美元結算系統風險。當然,美國在全球科技及金融的控制能力不是短期可以被取代的軟實力,中國在這場由以國家安全為考量的貿易戰爭,目前居於劣勢,因而勢必要做短期的政治妥協。

事實上,我們已經可以在中國的政策及龍頭公司的策略調整上,看出一些未來變化的端倪,中國電商的龍頭阿里巴巴原來於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近期宣布將回香港交易所進行第二上市,這是中國企業規避未來中美衝突政治風險的一個趨勢。

此外,於6月13-14日進行的上合組織峰會(SCO)上,中國拉攏印度加入以中俄印為主的新型態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覷。也許華為事件短期可能會妥協落幕,但長期的美中國家安全的對立問題不會消失,美國會不斷的對中國現行的政府補貼型計畫經濟體系施壓,中國基於維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穩定性(維穩)的考量,也不可能全面調整政經體系,以迎合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標準。在此長期結構問題的對立下,川普主義是否在美國政權輪替後會持續執行,而中國共產黨的黨國一體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否獨立於以美國為主的全球經濟體系,繼續成長並取代美國的龍頭地位,這些都將是我們在未來新冷戰時期拭目以待的重要觀察點。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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