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中國場】404 Not Found,無人能抗的「消聲中國」

【2019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中國場】404 Not Found,無人能抗的「消聲中國」
photo credit:Andy Wong/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政府的社會管控,重點從來就不是科技有多厲害,而是讓人們感到恐懼,變成消極無奈、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者,讓人產生心魔自我審查,更要讓人們最終忘記反抗或不想反抗。

文:劉雨婷|特約記者報導

九州風雷下的舉國沉默-無人能抗的消聲中國
2019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中國場

(編輯前言:為了保護中國場的兩位中國獨立媒體從業人員主講人,本篇報導採取化名阿立和小玫,並省略足供辨識其身分之紀實內容,祈請讀者理解海涵。)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唯有如狂風巨雷般的力量,才可讓死氣沉沉的社會重獲生機;然而,當社會需要這股力量時,舉國上下卻是一片沉默,沒有人敢出面。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引用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兩句,形容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無人敢反抗的「消聲」中國社會。

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中國共產黨建國七十周年、和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然而中國卻面臨各類媒體及人員被打壓、網路管控益發限縮、自由公民社會被扼殺之困境。卓新基金會亞洲新聞論壇此次邀請中國獨立媒體從業人員阿立(化名)和小玫(化名),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林元輝擔任主持人、政治大學傳播學系郭力昕教授和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與談,和大家介紹、討論現今中國社會的媒體新聞自由情況,以及建構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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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中國場主講人,特隱姓埋名藏形(右一);林元輝教授主持(右二)、郭力昕教授(左二)和羅世宏教授(左一)與談 | 劉耘天攝

中國獨立紀錄片:從追求藝術到改變社會

為何我只是個追求藝術的文藝青年,卻在拍片後被官方視為國家敵人?

曾經因為紀錄片內容觸碰到了部分社會現實,而被警方約談的獨立導演阿立坦言,被政權監視的壓力和威脅,讓他曾恐懼到打算結束創作生涯,不斷質疑自己當初拍片的目的和意義何在。也因為心懷疑惑,讓他毅然決然繼續透過拍片和採訪,走向對抗社會的一方,尋找在中國拍攝獨立紀錄片和身為紀錄片導演的意義。

忌憚於電影的強大渲染力恐動搖統治權,中國政府自1949年以來便嚴加控管電影的製作與放映,社會長期處在資訊封閉的情況。直到1997、1998年市面上出現了盜版電影、低價微小但畫質不錯的攝影機器(簡稱「低微機器」)和盜版剪輯軟體,大幅降低影像創作門檻,也促使資訊自由化和文化覺醒。

對此,郭力昕補充說明過往台灣也有類似的經驗,「Copyleft(公共版權)還是有它一定的道理。」除了1950年代的盜版西洋黑膠唱片,1960、1970年代的盜版原文書,被指定成大學教科書,大幅提升台灣知識界水準。他自嘲,盜版文化雖有違反智慧財產權的道德瑕疵,但只要想到盜版來源的西方國家多是曾掠奪他國文化的新、舊帝國主義者,或許可將盜版行為視為讓這些國家贖罪的方式,讓自己達成道德平衡。

當影片產製可以由個人獨力完成,不用受限於官方,注重創作空間的獨立紀錄片得以開始發展。然而自從2007、2008年,紀錄片導演艾曉明艾未未等人將自己的作品上傳到網路,拓展傳播管道,也拓展了紀錄片的功能-讓影像介入社會、改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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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一直以藝術即行動為理念,他的作品除了大規模的現成物雕塑作品外,更活躍於建築、紀錄片、行動等等。由於他的異議、行動者的特色,使得他遭受中國官方的壓抑,2011年他遭中國扣押、並限制出國,直到2015年才重得出國權力。
當時中國轉變成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我覺得是有的。

阿立表示,早期獨立紀錄片的導演們,多半將紀錄片視為藝術作品,並無特別的政治意涵,然而艾未未等人卻不一樣,他們是透過紀錄片呈現社會問題,喚醒大眾的公民意識。如艾曉明的紀錄片《天堂花園》,片中呈現識分子們挺身而出,要求政府處理約會強暴的問題。民間力量復甦,社會看似有轉機,甚至出現線上呼籲與線下聚會合而為一的情況,八百多位網民齊聚在法院門口,抗議三網友案件被非法審判。

然而,自2010年十月突尼斯發生茉莉花革命後,一切都變了。

政府非常蠻橫地把所有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都當做社會運動的一部份。

2011年,官方開始嚴格控管網路,試圖掐滅可能的革命之火,尤其盯上涉入社會議題的獨立紀錄片。許多導演陸續被警方約談、審訊,影展也被強硬打壓,一路從斷電升級成警方暴力驅趕,這才有了開場播放那段警察強制結束北京影像展開幕式的混亂畫面。

2014年,公開獨立影像展被全面封殺,紀錄片導演們和1989年後的中國文學一樣分成三派,一派選擇轉入地下化,一派選擇迎合官方,還有一派選擇流亡海外,心繫祖國繼續創作。

生機勃發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從此陷入一片寒冬。

中國網路生態:防不勝防的言論審查

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也是今年台灣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同婚專法草案的日子。原本當天微博屏蔽了所有LGBT相關議題,但中午草案通過時,許多翻牆和牆外的用戶紛紛將消息回傳,忽然微博便解除相關屏蔽,讓「517國際不再恐同日」和「台灣通過同婚」兩關鍵詞登上熱搜排行。經營中國獨立媒體的小玫表示,這種矛盾的操作充分反映現今中國網路管制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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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國際不再恐同日」和「台灣通過同婚」兩關鍵詞登上微博熱搜排行。圖:翻攝自微博
一個議題能談不能談,本來就是模糊的。

她分析,這些被賦予屏蔽權的機構,如媒體公司、警察和官方負責管理媒體的宣傳部門等,其評判標準不過是自己揣摩政府的意思罷了,而非有明確規範。有些可能本來沒什麼的事情,因為很多人關注、為防民意聚集而被屏蔽;有些看似敏感的話題,卻可能因為官方遲遲沒有明確禁止,媒體公司順應開放……網友只能隨機應變,自然限制了發言自由。

「在中國發表訊息就像衝浪,每天的天氣風力都不一樣……它是有一定規律的,但你沒法很精確地說出來,你只能從每天的工作中去『感受』。」

小玫進一步用手繪圖形容如今的中國網路生態,言論界線就和圖上方格內這些亂七八糟、有著各式方向紅線一樣,是隨機且不可預測的,令人避無可避,只能自己注意。然而,讓這些機構和網民們害怕觸碰紅線、願意自我審查的真正原因,和官方在2011年成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簡稱「網信辦」)有高度相關。

網信辦的職責正是監控網路媒體,一開始嚴抓無照製作深度報導的網媒和娛樂八卦,後來改打壓疑似汙衊過往歷史英雄人物的用戶,處罰的力度也越趨嚴厲,從關閉用戶帳號7~24小時,變成關帳7~30天,嚴重影響網路使用,進而讓營利導向的媒體乖乖服從。

審查從來就不是針對真正假的訊息。

儘管政府管制甚嚴,但中國網路假新聞問題卻十分嚴重,像是每月有十億活躍用戶的微信,上頭許多公共號帳戶其實就是內容農場,推播文章給追蹤者賺取流量獲利,卻沒有任何監督其內容真偽的機制。小玫無奈表示,這是因為官方控管網路言論的目的,並非為了追求真相。羅世宏也同意她的看法,直指眼花撩亂的資訊海也讓民眾看不見當代問題和敏感議題。 

儘管資訊爆炸,但是你看不到真相。

訊息審查嚴重,也同樣深受假訊息困擾,讓人們看不見真相——這便是如今的中國網路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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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中國獨立網路媒體:穿梭在紅線間挖掘真相

過往,中國政府以證照制度來控制傳統媒體,明文禁止沒有拿到營運牌照的媒體以及通過考試、拿到新聞記者證的記者製作、報導新聞。然而,營運牌照往往是有國家資本或認識政府高層的公司才拿得到,記者證還歸公司所有,當記者離職或跳槽後,需再重新考試來取得資格,處處設限危害新聞自由。但網路的出現,卻讓官方管控的天羅地網出現破口,異議之聲得以透過獨立網路媒體傳出。

大家每天都在發訊息。

訊息爆炸的現象雖稀釋了民眾對議題的關注度,但卻也讓政府沒辦法掌握所有訊息。官方試圖藉由擴充新聞的定義進行管制,但因定義模糊、整體訊息仍過量,故目前多採取事後屏蔽或是選擇性執法的方式,殺雞儆猴、威嚇其他意見領袖或網路媒體不要輕舉妄動,為網路新聞帶來不小衝擊。

小玫分析,一來是需要長期調查的深度報導數量下降,因為議題的熱度太短,至多一星期後便少人關注,投資報酬率並不划算;二是願意出面接受訪問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大家害怕誤觸緊縮的言論紅線;三是新聞的傳播受限,因為真相可能會被相關機構的審查或屏蔽掉,讓關心的網友們難以了解事實為何,眾說紛紜的結果導致現今中國網友們多只相信「自己相信的版本」,無論故事是否過於陰謀論,也都比官方版本還來得有可信度。

2017年底,網路新聞爆出有幼兒園疑似帶退役軍人看小孩子的裸體的猥褻事件,由於牽涉到兒童安全,引起網友們的熱烈關注,事件出現多種論述版本,政府因而全面封殺了相關新聞追蹤報導,甚至是屏蔽了顏色三原色示意圖,只因為該幼兒園是以這三色來命名的。雖然官方最後以幼兒園涉嫌虐童結案,網友們雖不買帳,但已無人知曉真相。

404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

當顯示404 Not Found的網頁成為中國網友們被屏蔽的日常時,自然有人將此挪移成藝術創作主題,藉此反諷政府的過度屏蔽與箝制,賦予了404在中國社會上獨特的文化意義。但也是在這樣受限的網路環境,小玫認為民眾因此體會到新聞報導的價值所在。

長期以來,新聞被中國政府當作宣傳工具,大眾對其獨立性缺乏認知,加上過往資訊封鎖甚嚴,少有人會去質疑新聞的可信度並花時間翻找、求證相關資訊。但隨著網路技術進步,流通的資訊讓民眾開始意識到官方壓制、隱瞞事件真相的情況,現今網友們較願意費時去找可靠消息來源,支持認真做調查的新聞報導,也較會分辨網路謠言,為製作真相報導的小型獨立網路媒體,以及為少數發聲的組織帶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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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以專業、長篇的報導去建立公信力。

小玫分享自己的經驗,雖然小型網媒人力不足,沒辦法兼顧及時新聞,但他們以深度報導取勝,觸碰的是官方不願多談的議題,塑造自己新聞可信公正的品牌形象,讓追蹤者記住他們。即便後來帳號被封了,需將陣地轉移到其他平台上,追蹤者也能循線找到他們。她認為,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報導建立自己的論述,吸引認同或相近立場的讀者,將消息傳播出去。

做好被消聲的心理建設,對從事這行的人來說很重要。

穿梭在網路資訊言論紅線間、製作真相報導的獨立網媒,免不了有踩到官方底線而被封殺或刁難的時候,尤其近年網路言論空間越來越限縮,和官方對抗的風險與壓力越來越大,如何調適並繼續堅持做報導,是她認為這行未來最大的挑戰。

我覺得互聯網的記憶力並沒有到達一鍵刪除就全沒了的地步。

面對管控趨嚴的中國網路社會未來,小玫倒是十分樂觀。她笑稱,在網路上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資訊難以被完全抹滅。現在的網友也十分厲害,為了保留訊息,練就一秒將全文截圖保存的功夫。儘管報導可能無法觸及很多人,但她認為,只要有一個人看到了,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已達到當初他們發布消息的目的。

不能公開自稱是記者或新聞媒體,就用英文Media或自媒體一詞來代稱;若文章被刪,就把它轉成截圖發布;若截圖被屏蔽了,在圖上塗鴉加工轉發也可以再撐一段時間;被官方禁言關帳,就發惡搞P圖抗議……見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苦中作樂,正是中國獨立網路媒體能持續穿梭在政府紅線間,挖掘真相並發聲的行動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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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決絕前行的民間力量

這種決絕的態度,才讓獨立紀錄片有抵抗拒絕妥協的精神。

聽完兩人的分享,郭力昕對阿立遭遇威脅後,仍勇敢往抵抗的獨立紀錄片道路邁進感到敬佩。他表示,號稱最激進的北京宋莊獨立影像展,在2011~2014年被官方打壓的期間,即便沒有觀眾,導演們仍每年徵求影片,大家聚集在某人的家中、地下室,彼此交流、討論、製作相關刊物,費盡心力要留下些甚麼紀錄,正彰顯了這種硬頸的精神。

羅世宏也稱讚擁有強烈作為紀錄片導演使命感的阿立,認為他想找出這代導演應該走的路,此事不只是單純回答自己的疑問,更是在建構這代流亡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們所代表的意義,實可作為其他年輕的導演們的示範。

不管是生產方、傳播方、一般讀者,都是可以形塑下一階段的潛在力量。

此外,羅世宏認為中國政府對網路抱持著既利用又防範的態度,甚至曾考慮關閉微博,證明了網路的確擁有強大傳播能力,不應輕易放棄這重要的資訊突破口。

他以回合制來比喻,第一回合官方很害怕網路,現在第二回合官方嚴厲掌控,讓所有人覺得網路已然淪陷,但其實還有無法預料的第三回合可以努力,媒體及一般大眾都不應輕忽自己的力量。

中國還是有許多人,努力在夾縫中尋找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有鑑於近來年輕人的反中情緒高漲,郭力昕也提醒大家,兩人的反抗案例雖證實了中國社會慘況並非空穴來風,但同時也證明了中國社會仍有一批明知不可而為之的人,努力想改變這樣的狀況。然而,這群人卻常在反中的話語框架中被遺忘、和中國政府一起被批判,像是傅榆導演《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片中的陸生蔡博藝,他雖積極投入台灣的社運,卻在太陽花學運一同被罵作「支那人」。

郭力昕認為,面對中國這群希望改變、嚮往台灣公民社會的人,台灣社會應有智慧結合這些人的力量,而非視他們為敵人,才能讓台灣成為有辦法可以對抗強權的地方。

社會反抗精神不死

或許是受到講者和與談者們的精神感召,問答環節中有多位陸生詢問講者可以如何面對現在的處境。面對下一世代積極的力量,阿立和小玫也侃侃而談,分享自己的看法。

小玫認為,現今中國網路大環境中,人人噤若寒蟬,自媒體們雖還未能開啟不同族群的對話,但光能凝聚同溫層便已有重要的意義,表示社會上仍有人認同改革的需要。此外,同溫層內的人雖然可能對大理念有共識,但對於小議題的想法仍可能分歧,有賴自媒體作為溝通的管道,凝聚認同才找出解方,可能也無心力和原先便歧視該理念的族群對話。

以她所經營的自媒體來說,除了追蹤事件的後續處裡跟揭露真相外,也很重視揭露政府如何封殺資訊的知識上,希望能讓民眾了解現今的資訊環境形成的脈絡,埋下未來起身行動的意識。

很多事情,若我們事先認為很可怕,我們就不會去做了。

推動社會改革所獲得的價值與成就感,是阿立願意繼續拍攝獨立紀錄片的動力,但他並不否認在中國政府的管控下,從事行動十分危險,他也曾害怕過。但根據他過往的工作經驗中,有太多的巧合讓他相信,很多事情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行動者只能堅守自己的理念,縝密規畫所有行動,懂得隨機應變,把該做的事做好,其餘的就交由上蒼定奪,「有時真的要把自己交給命運,你做的是正義的事、好的事,你有可能就沒事。」

只要有人繼續反抗,努力發出異議,這個國家就有可能改變。

羅世宏也鼓勵在場的聽眾,未來中國社會發展可能「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然而,正如兩位講者的經驗,只要人們願意付出行動,仍有許多可操作、努力的空間,而非想像中的窒息。

他提醒我們,無論中國政府運用什麼高科技進行社會管控,它的重點從來就不是科技有多厲害,而是讓人們感到恐懼,變成消極無奈、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者,讓人產生心魔自我審查,更要讓人們最終忘記反抗或不想反抗。這才是官方設置諸如人臉辨識信用評鑑系統、地鐵站監控手機資料等設備的真正目的。

與其整天悲嘆國將不國,不如挺身而出行動,拚搏一線生機,這正是中國獨立媒體從業人員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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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