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司法獨立」，不是「禁止外部成員監督司法」的意思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細看憲法架構，想以司法獨立為由來阻擋無法官資格之人對司法的監督，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想法，近來修法倡議，其實只是把《法官法》立法時暗渡陳倉刻意複雜化的程序改正而已。
文：邱子安
近日或有檢察官被監院彈劾後，眾人集體發聲以司法獨立為由反對；或有立委修法想增加評鑑委員會的外部成員，而被扣上有利親綠民團的帽子，也被認為危害司法獨立。
如果跳脫出個案或個別政策，其實，外部調查監督、法官審判違失的框架，本來就是我國憲法上設計的司法監督框架，反而是在2011年修《法官法》時將個案評鑑法制化的規定，讓人民看似多了一個檢舉管道，但實際上是進一步退兩步。
不僅如此，無論法律層次的司法監督體制如何變化，檢察官、法官違法失職最後均由法官審判，嚴格來說不能算作「外部」監督，檢、審等司法官僚想用司法獨立當作逃避監督的說詞，不是驕縱就是心虛，不該做為未來強化司法監督外部力道的藉口。
外部監督，本來就是憲法中司法框架的一部分
正本清源，就必須從憲法的框架性設計談起。
憲法規定違法侵害人權的公務員應受懲戒，並規定法官非經刑事判決、民事禁治產或懲戒處分，都不得免職，而懲戒由司法掌理，這一方面是對司法獨立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對司法官員的監督，懲戒處分因為司法不告不理的性質，必須有人起訴，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有彈劾司法院人員的權限，與司法懲戒連成一貫。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298、491、583號均闡明行政上的懲處，是司法懲戒權透過法律授權給行政首長行使，實質上屬於懲戒；也就是說，如果行政內部為了監督違失的公務人員而調查、處罰，包括稍後要討論到的法官、檢察官個案評鑑，本來就應該視為憲法之下懲戒的一環。
在此架構下，想以司法獨立為由來阻擋無法官資格之人對司法的監督，本來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想法，因為掌有此憲法原初權限的監察委員，本都外部於司法、行政，沒有一個是司法自己人，而用法律授權增加給（司法）行政的監督機制，其實就算每個評鑑委員都不是法官，也不會違反司法獨立，至少這部憲法設計的司法獨立與這些司法官僚的說詞不同。
這些司法官僚把話說一半而沒有揭露的是：調查、移送了違失後，是由法官接手審判，在公平的審判中可以避免危及司法獨立。司法官僚的過度反應，只要「外人」對司法有意見，就動輒指控侵犯審判獨立，此心態不是驕縱就是心虛。
驕縱，是認為自己太尊貴了，甚至不允許稍加懷疑，然而對違失的調查，就有如犯罪的偵查，當然不可能如同後端審判，百分之百確定才能出手，而必須允許在事態不明、法律見解未定時，就有監督作為空間；心虛，則是深知訴訟的機器可能不會很公正，就算沒有充分證據或強烈確信，但誰站上被告席誰倒楣，檢、審自己可能在工作中看過太多這種例子，一個案子更了五、六審甚至十幾審，都沒有法官有膽跟同僚意見不同判決無罪，所以當自己因行政責任也站上職務法庭被告席時，也認為法律不會對自己公平。
然而，無論是驕縱還是心虛，不更證明了司法需要外部監督，才能遠離官官相護嗎？
《法官法》退場機制改革，其實是進一步退兩步
2011年增訂《法官法》，增加「個案評鑑」的機制，人民如果訴訟權利受侵害，似乎有具體管道可以檢舉，維護權益；但對比過去法官懲戒的制度，就會發現這個改革是進一步、退兩步，而被譏為「法官保護法」。
《法官法》之前的法官懲戒，雖然沒有專屬檢舉管道，不過司法院可以依照1985年修訂的《公務員懲戒法》第19條，將違失的法官移送到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今日的《法官法》則規定，有七款事由可以提出個案評鑑，在「中介團體」提出後，如果成立可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由監察院審移送《法官法》所成立的職務法庭審判，例外才由司法院逕送監院而不經法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也準用這套制度。這裡其實還涉及長年爭論檢察官是不是司法官的問題，即使用最寬鬆的標準，認為檢察官與法官保障程度一致，檢察官的外部監督仍是憲法與法律的要求。
這套法官、檢察官的退場機制，看似能讓台灣的檢、審負起責任，新舊制環節相比較卻更顯累贅，當事人雖可提出檢舉，卻要法官三人、檢察署、律師公會、監督司法之基金會等提出才可成案。
在公懲法時代，法律雖無明定窗口，但當事人可向政風處逕行檢舉，由司法行政體系定奪是否處理，反觀《法官法》規定評鑑委員會的調查、決議是必走程序，例外才可以由司法院逕提彈劾；然而舊公懲法時代司法院可直接送公懲會，甚至不用透過監察院，《法官法》等於多塞兩道關卡。
《法官法》在台灣倡議十幾、二十年，立法時有白玫瑰運動助拳，個案評鑑、職務法庭構成的退場機制，表示外界期望強化監督，但司法官僚主導的草案，其實讓懲戒檢、審的程序更加繁雜。
強化外部監督，才是台灣司改該繼續走下去的路
台灣司法不受外界信任程度甚高，因而亟需強化外部監督，這也是憲法追求的；憲法為了平衡追查、起訴違失的外部性，而規定移送後由司法作成懲戒處分。無論是由監委來彈劾、主張增加評鑑委員會外部成員、主張讓評鑑委員會有權直接移送職務法庭，都是在強化外部監督的力道，而在終局決定由司法定奪的憲政框架下，這些外部監督的強化無論如何，都不會危及審判獨立。
尤其評鑑委員會增加外部成員的想法，對準的是性別、少數族群等團體，怕得是檢、審教育養成過程相當封閉，而不理解與自己出身不同的女性、同志、新住民……等在訴訟過程中所受不法待遇，反對者指控「親綠團體」時，可能應該反問自己，為何自己未與這些弱勢團體建立長期合作、信任關係？
強化司法的外部監督力道，是台灣司法改革中應持續走下去的道路，近來修法倡議，其實只是把《法官法》立法時暗渡陳倉刻意複雜化的程序改正而已，司法官僚假借審判獨立混淆視聽，實在是台灣司改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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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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