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國度》:學校想把日本女孩教育成什麼樣?她們笑著回答:「機器人」

《聰明國度》:學校想把日本女孩教育成什麼樣?她們笑著回答:「機器人」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漢娜解釋,日本人普遍有種不想給人添麻煩的心態,所以他們會盡量讓自己顯得渺小,保持安靜。「這是個小島。」茱麗葉說:「大家都住得很近,所以才會那麼重視群體和諧。」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露西・克雷韓(Lucy Crehan)

日本的權威、堅韌與不給人添麻煩

(前略)

更廣泛的教育

我造訪日本時,茱麗葉的二女兒莉莉才剛考完大學入學考,所以她熱心地陪我造訪學校,幫我翻譯。她表現得極其出色,不僅幫我翻譯,也告訴我造訪學校時需要注意的許多禮儀。我看到老師和學生出現令我不解的行為時,她也會解釋給我聽。她事先提醒我,拜會當地的初中校長時,要用雙手接過他的名片,而且見面期間,那張名片要一直放在桌上,以免冒犯對方。事實上,那位校長看起來不像很容易被冒犯的人,或者說,即使他被冒犯了,也肯定不會表現出來。他頂著一頭銀灰色頭髮,笑起來眼睛周邊會出現笑紋。態度和藹可親,莉莉和我都覺得他很迷人。

橋本先生讓我理解了目前為止我與其他人的對話內容。他說日本教育的目的是為了「養育孩子長大」,他的解釋為我釐清了後來看到的課程。日本教育不僅教導學生閱讀、數學、科學而已。他說:「日本的教室不僅是學習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所以日本教師不只傳授學術課程,也教倫理道德和其他東西。法律規定教育是為了培養學生的人格,我非常認同這點。」

我坐在校長的辦公室裡,第一次聽到莉莉翻譯這點時,我以為「培養學生的人格」是讓學生發揮個性,鼓勵他們展現個人差異,就像西方教育那樣。然而,在日本,事實正好相反。我在其他的對話及閱讀情境中回想起橋本先生的話時,覺得他所謂的「培養人格」,比較像是英語中的「培養品格」,而不是發展個人的性格。橋本先生接著描述開學時舉行的教師會議。在那場會議上,他們會花兩小時的時間,討論他們希望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橋本先生希望學生有禮貌;家長希望他們學會守規矩,努力用功。我問那幾個女孩,學校想把她們教育成什麼樣的人時,他們先是咯咯笑著說:「機器人。」接著又說:「他們希望我們認真地投入重要的事情;還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價值觀的教育究竟有什麼效果,這很難衡量。資料導向的教育體系可能不會衡量那些效果,也因此大家比較少花時間去思考及培養學生的特質與行為。有些人說,本來就應該這樣,因為學校是把孩子教得更聰明的地方,不是為了別的。但我認為,那是一種疏忽,原因有兩個。第一,培養價值觀其實是有助益的。當你刻意培養學生勤奮好學及堅韌不拔的特質,並明顯地強調努力和毅力的重要時,你也可以因此提高那些更容易衡量的東西,例如分數。當然,這種教育方式有好壞之分,而研究應該可以讓我們知道該在哪些地方導入那種教育。

我覺得學校不該只是「把孩子教得更聰明的地方」還有一個原因,是出於基本面。我在日本時,去了一趟廣島的和平紀念館。可以想見,那是一次令人動容又不安的經驗,也讓我反思了教育的目標。核子技術非常複雜,是由數理成績優異的博學者發明出來的。但是,如果知識是用於破壞性的目的,那又有什麼用呢?如果孩子學會九九乘法表,住家卻被核爆夷為平地,那又有什麼用呢?我們需要和孩子討論這些事情,以避免重蹈覆轍。道德教育很重要,即使多年後有人決定不按下啟動核武的按鈕時,道德教育的效果才顯現出來,那依然值得我們投入。

日本道德教育的定義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廣泛。除了「培養主動追求國際社會和平的公民」以外,也包含跟「個人對工作和學習的態度」有關(例如「始終維持勤奮的態度」)以及跟「個人清潔」有關的目標(「保持儀容整潔」)。然而,我在日本研究時,發現他們的教育主題是強調「教孩子成為群體中的一份子」。這可說是日本教育體系的基礎,也是一種社會化的形式,那會影響學生成長後對自己的看法。事實上,這個流程是從他們一出生就開始了,早在他們接受正規教育之前。

日本的母親與孩子密不可分,那容易讓人產生一種依賴感。日本的孩子出生後,通常和父母睡在同一張床上,直到四、五歲才分開;有些孩子甚至到十幾歲才自己睡(這或許可以解釋,缺乏個人隱私的情侶為什麼喜歡去「愛情賓館」)。茱麗葉告訴我,瑪雅六歲剛上小學時,她有一次去參加家長座談會,聽到校長向他們強調「親密接觸」的重要。校長鼓勵家長繼續跟孩子同床共眠及共浴。那個理論主張,這樣做可以讓孩子瞭解人類關係的重要,如此一來,孩子身為群體的一份子時,會更願意接受個體性必然受到的約束。

瑪雅上學的第一天,就被分到一個四到五人組成的「小組」。上學的第一個月,她做任何事情都是跟那組同學一起做,之後又會重新編組。日本的孩子跟小組坐在一起,一起做功課,一起吃午飯,一起打掃學校〔看起來很可愛,但我覺得好像穿梭在電影《安妮》(Annie)的孤兒院裡〕。老師稱讚學生時,是稱讚小組;責罵學生時,也是責罵小組。但是從群體社會化的目的來看,小學的行為管理與初中的行為管理看起來很不一樣。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明白這種差異的原因,我是聽了兩位外國人的解釋以後才恍然大悟的。

我和蘇菲亞及她的先生約在當地的星巴克見面,星巴克是和外國人見面的自然場所。他們兩人是在日本擔任外語助教(Assistant Language Teachers,簡稱ALT)時相識的,後來他們收養了一個日本小男孩,並讓他就讀公立學校。我問他們,剛到日本時,日本教育最讓他們吃驚的是什麼。蘇菲亞說:「小學生在校的行為嚇我一跳,他們看起來很糟。上課中,孩子可以站起來四處走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除非老師覺得很危險,才會加以制止。」我問另一位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外語助教亞當在日本小學教書的經歷,他也提到同樣的現象。

「今年在小學裡,我遇到幾個很糟糕的孩子。上課時間擅自離席,到走廊上玩耍,後來我開始教訓他們,用嚴厲的日語要求他們坐下,他們回我:『別對我們大吼大叫!』日籍老師就只是站在一旁,我說:『這是你的課耶!』所以我們這些外語助教都注意到日本的紀律架構不一樣,你不能叫孩子到走廊罰站。在美國,如果你干擾大家上課,我們會直接把你轟出教室,但是在這裡你只能乾瞪眼。」

我和莉莉剛到一所小學的頂樓時,反應也一樣驚訝。我們先是聽到,接著看到一群八歲孩子在附近奔跑,之後又看到老師在後面追著他們。為什麼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日本小學生的行為那麼糟糕呢?我認為有兩個因素。第一是他們的班級通常很大,一班的人數超過四十人時,才會分成兩班,但那也表示有的班級人數多達三十九人。漢娜讀小學時,班上只有二十人,比較輕鬆。但莉莉和瑪雅都是在大班級裡上課,瑪雅說:「所以老師的壓力始終很大,因為他們一個人難以駕馭全班。」但是,光是班級大並不足以解釋課堂上明顯的混亂。班級的規模只是使問題加劇的因素,它放大了一種刻意採用的教學法所衍生的效果。

索菲亞是來日本幾個月後,才注意到那種教學方式。「他們預期學生自己學會該怎麼做,老師不太責備學生,因為他們認為孩子會很自然想要成為小組的一份子,小組成員會鼓勵他參與任務。」換句話說,老師覺得讓孩子瞭解群體的重要、讓孩子自己想要表現良好,那才是優先要務,至於當下維持祥和與安靜不是那麼重要。例如,如果某個孩子離座,不上課,老師可能會說:「黃組還沒準備好」之類的話。當然,這樣做或許可以促使黃組的其他成員譴責那個任性的孩子,並要求他回座上課,讓他們一起完成任務。透過這種方式,孩子瞭解到小組需要他,也學會為群體達成的成就感到自豪。這些感覺和信念在日本社會非常重要,在中學和成年階段始終存在個人的心中。

班級意識和一致性

前面看過,大家對初中生的行為期望提升了很多,但初中時期仍持續強調小組的重要。初中還是有分組,但「全班」這個身分變得更重要,所以他們所屬的群體變大了。他們讓孩子待在同一個小組、同一個教室上所有的課程,以強化這種班級意識。老師到不同的班級授課,學生則一直待在原班上課。學生負責布置教室,張貼海報和學生的作品,海報上有他們一起決定的班級口號。誠如前面橋本先生所言:「日本的教室不僅是學習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

此外,讓班級相互競爭也是強化班級意識的方式。這在學業成績方面是公平的競爭,因為每個班級都沒有能力分班。日本是十五歲上高中時才進行學科分班或選校。班級之間也會比較體育和藝術表演活動,所以他們很注重全班在運動會及年度文化節上的表現。小學從運動會的前幾週開始,就每天騰出幾小時來排練體育活動;在運動會的前幾天,甚至會每天排練一整天。他們對文化表演活動也是如此投入,學生往往會把課餘時間都拿來排練。瑪雅解釋:「我們班花好幾個小時準備文化節的節目,你不希望自己成為害群之馬,讓大家失望。」

這些做法都培養了一種歸屬感,以及對班級成果的共同責任。日本的行為管理方法也助長了這種思維。在小學裡,他們是以小組為單位獲得讚揚或遭到斥責。到了初中,全班的表現才是重點。這就是所謂的「連帶責任」(レンタイセキニン),亦即集體責任。老師通常不會只罵調皮搗蛋的孩子,一個孩子行為不當,全班都有責任確保每位成員遵守紀律,否則全班都會連帶受罰。

這種集體責任是以一男一女擔任「班級幹部」的模式來確立,幹部的責任是確保全班守秩序及準時。由於幹部是由每個學生輪流擔任,學生比較願意聽從幹部的指示,因為他們也希望輪到自己當幹部時,同學也願意服從。可憐的瑪雅當過好幾次幹部,有一次學校去當地的國家公園旅行,剛好輪到她當幹部。由於一些同學踩著鞋根走路,老師把她叫到面前來訓斥了一番。

聽瑪雅講述那個故事時,我愈聽愈惱火。儘管我喜歡「孩子有集體責任感」的概念,但今天要是換成是我的孩子因為別人不守規矩而遭到責罵,我不知道我會有什麼反應。茱麗葉覺得她難以忍受日本教育體系裡的這個元素,因為她是來自英國,她不像多數的日本父母那樣,自然而然把那種教育方式視為理所當然。集體認同和集體責任之所以棘手,不單只是因為懲罰不公而已,也因為那對任一種個體來說,都有潛移默化的負面影響。

我和亞當趁著他的休息時間,在一間空教室裡談論日本的社會化,他精簡扼要地提出以下結論:「我喜歡社會化那一面,但是要讓這裡的學生跳脫框架思考,學習思辨,還不如去看牙醫。因為他們不想犯錯,不想跳脫框架。他們本來就不該跳出框架,不該脫離群組。」

莉莉也權衡了這種教育的利弊:「在學校,這種群體思考有好處,也有壞處。你感覺自己跟其他人比較親近,因為你們一起經歷了辛苦的過程,例如老師吼著要求你們齊步走等等。但另一方面,你也覺得自己受到控制,不能發表意見,不能有異於組員的想法。」

我不太理解「身為團隊一員」和無法「跳脫框架思考」的關連,所以我問了茱麗葉和漢娜,她們給了我兩個日本概念,幫我理解了那兩者之間的關連。第一個是日本俗諺:「突出的釘子易挨鎚。」那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與眾不同或製造麻煩,就會遭到處置,不然他們的行為會影響整個群體,導致群體失調。另一個概念是「麻煩他人」(めいわく,日本漢字是「迷惑」)。漢娜解釋,日本人普遍有種不想給人添麻煩的心態,所以他們會盡量讓自己顯得渺小,保持安靜。「這是個小島。」茱麗葉說:「大家都住得很近,所以才會那麼重視群體和諧。」

身為西方人(又習慣自由發表意見),我聽完這些說法的最初反應是,你根本不該搥打那些突出的釘子,事實上,你反而應該鼓勵他們擺脫那個木造結構。但我現在回顧當時的反應,不禁懷疑日本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西方」)是否正好處於兩個極端。日本人努力塑造孩子的個性,使他們在社會上和睦相處。也許,我們對個人化的推崇,常放任孩子展現反社會的行為。我們擔心偶爾告訴孩子「你的意見沒有用」或「你的行為不恰當」,會壓抑他們正在發展的性格。如果我以前教的十年級學生懂得不給別人添麻煩,那確實是美事一樁。他們亟欲展現自我的心態,不僅為我添麻煩,為彼此添麻煩,也為考試添麻煩。我之所以這麼說,不只是因為他們若是收斂一點,我可以教得更輕鬆。這些孩子畢業時,我們不也是希望他們待人有禮體貼,懂得何時該發言,何時該聆聽,何時該批評,何時該接受現狀嗎?

然而,我也懷疑日本在這方面是不是做得太過火了,他們似乎讓孩子覺得自己永遠沒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機會。大阪教育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秋葉英則(Hidenori Akiba)解釋,日本的從眾和同化「使大家容易排斥稍微不同的行為」。遺憾的是,由於學校強調「集體責任」,那些突出的釘子往往是在同儕壓力及霸凌下遭到壓制。當然,霸凌是世界各地都有的現象,由於學生和學校都不願通報,嚴重的程度難以衡量。但日本的霸凌似乎有某種特色是源自於他們獨特的課堂文化。研究顯示,日本舉報的霸凌案件中,有80%是集體行為,是全班欺負一名學生,而不是一兩個壞學生霸凌別人。日本的霸凌比較可能發生在教室裡,而不像其他國家是發生在校園裡。十到十四歲之間,學生說看到霸凌發生會介入處理的比例逐年下降。隨著年齡成長,他們支持被排擠者的可能性逐漸降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聰明國度:全球頂尖教育強國的成功之道》,奇光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露西・克雷韓(Lucy Crehan)
譯者:洪慧芳

  •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 那些PISA成績名列前茅的國家到底是怎麼辦教育的?
  • 那裡的教室是什麼樣子?
  • 新加坡父母認為他們享有良好的教育體系嗎,還是覺得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 芬蘭孩子七歲才開始上學,這對他們來說意謂著什麼?
  • 我們會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芬蘭上學嗎?

政府聲稱從「頂尖教育體系」取經卻朝令夕改,這種反覆無常的現象令在倫敦貧民區任教的本書作者克雷韓怒不可抑,她因此決心深入研究那些在閱讀和數理方面名列前茅的教育強國,找出他們課堂上實際運作的方式。

本書記錄克雷韓走訪全球頂尖教育體系的歷程,包括:芬蘭、日本、新加坡、上海、加拿大,與當地父母、教師及學生交流,讓這些截然不同的教育文化躍然紙上,佐以政策、歷史、心理、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為我們提供廣泛的新視角,以瞭解這些教育強國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效法之處,以及各國文化對於教育目的及人類潛能本質的觀點,深深影響了該國教育體系的關鍵特色。

書中分享最新的學習法與教學現況,調查嚴謹,論述專業,見解不凡,觀點多元!深入探究不同教育體系在各國有效運作的原因。對想要了解他國文化及教育制度,以及反省個人教育做法及熱中教育改革的人都非常實用。是教師、家長和決策者都該仔細拜讀的傑作!

這本書不是開發完美教育體系的「指南」,但我希望藉由探索一些全球最頂尖的教育體系所採用的方法和政策,我已經幫大家更充分地理解哪種做法可以套用在你的教育體系中。為了避免你哀歎這一切都跟文化有關,請記住這點:芬蘭老師並不是一直以來都相信他們可以把所有孩子教到更高的學術水準,「舊制」的文化過了好一段時間才消失;日本父母並不是一直以來都認為教育很重要,日本剛實施義務教育時,還很難讓所有孩子就學;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並不是一直以來都覺得教書是有吸引力的職業;一九八○年代由於教師短缺,他們不得不從海外聘請教師。把這些國家令人稱羨的考試成績歸因於文化,因此覺得他們的模式不值得效法,是嚴重的錯誤。文化是可以改變的,學校和教育體系有能力改變這種狀況。──本書作者露西・克雷韓
getImage
Photo Credit: 奇光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教育』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