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警方取得搜查令,市民能否拒絕解鎖手機?(上)

當警方取得搜查令,市民能否拒絕解鎖手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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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警方取得的搜查令授權警方查閱包括電子器材的內容,市民拒絕提供將有關電子產品解鎖的密碼會否構成罪行?又有沒有甚麼合法辯解?本文將探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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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berdeen、Tyrion

上回我們提到︰「如果搜查令無包括搜查電腦電話內的資料,你可以拒絕解鎖。拒絕解鎖是行使緘默權,並非『身有屎』」。 [1]其後我們收到一些朋友查詢,若然警方取得的搜查令授權警方查閱包括電子器材的內容,市民拒絕提供將有關電子產品解鎖的密碼會否構成罪行?法夢希望在此問題上繼續探討。

拒絕協助警方調查,即屬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香港法律主要有兩條禁止阻差辦公的成文法刑事罪行,分別為《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第36(b)條(任何人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即屬犯罪,可處監禁2年); 及《警隊條例》(第232章)第63條:(任何人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在被要求協助該執行職責的人員時拒絕協助,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由於《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罪行近年更被常用於檢控,因此本文將集中分析該罪行。

根據 Rice v Connolly 一案,「故意」(wilfully)一詞要求控方證明被告「阻撓」的行為「沒有合法辯解」 [2]。在該案中,被告當時身處的一帶在當晚發生了數宗非法闖入的案件。一名警員認為被告行跡可疑,因此向被告幾番查詢全名及地址,被告拒絕回答。警員其後要求被告與他前往一處警崗,被告則表示除非警員將他拘捕,否則拒絕前往。

時任英格蘭及威爾斯首席法官柏嘉勳爵(Lord Parker CJ)指出,雖然市民有道德或社會義務協助警方執行職務,但一般而言市民並無相應的法律義務,尤其沒有責任回答警員的問題,也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在沒有被捕的情況下跟隨警員都指定地方[3]。按此,縱然柏嘉勳爵明言接納被告拒絕回答問題的做法確令有關警員履行職責時面對更大困難,但因為被告當時有合法辯解拒絕回答問題,因此並未違法。

何謂「阻撓」?

就《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的罪行而言,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於《談立徽》案引用 Hinchcliffe v Sheldon一案[4],確定「阻撓」(obstruct)一詞指「令警方履行職責時更加困難」(make it more difficult)的行為[5]

陳法官亦進一步解釋,某行為是否構成妨礙/阻礙/阻撓,是事實和程度上的問題,必須細看案情中被告和警員所做的行為,以及被告的行為對警員執行職務的行為所構成的影響。雖然構成「阻撓」的行為不需要大大增加警員執行工作的難度,但單單可能對警員構成不便或令警員稍加費力的行為,並不構成阻撓[6]

拒絕交出密碼是否「阻撓」?

在英國 Rabbani v DPP 一案中[7],被告是一個關注反恐戰爭和法律對人權影響並為受影響人士提供支援的機構的高層成員。執法人員當時按《2000年恐怖主義法令》附表7第2段授權,在希斯路機場向被告查問。在查問中,執法人員要求他提供其電話和電腦的密碼。被告則表示因為要保護其個人私隱,密碼猶如其家門鎖匙,因而拒絕[8]

該《法令》附表7第5段規定,任何人接受執法人員按上述權力查問,必須向執法人員提供他所持而執法人員又要求的資訊。該《法令》進一步規定,任何人故意阻撓執法人員按該《法令》而作出的搜查或查問,即屬犯罪。被告拒絕應執法人員要求提供密碼的做法,被原審主任裁判官裁定毫無疑問阻撓了警方[9]

由於與交出手機密碼直接有關的案件不多,法夢希望參考其他相似情況,例如當警方已取得合法授權之下,處所內的人仍然拒絕為警察開門,或被告拒絕回答警方問題。

有關拒絕開門的案件

在上述有關阻差辦公的權威案例 Hinchcliffe v Sheldon 中,時任英格蘭及威爾斯首席法官戈達德勳爵(Lord Goddard CJ)舉例指出,如果警察在屋外叩門,而屋內的人在幾分鐘後仍然故意不開門,法庭可以裁定他的行為屬阻撓警察。另外,如上所述,即使在 Rice v Connolly 一案,被告拒絕回答問題的行為亦被裁定屬阻撓。

本前最高法院上訴法庭則在 Yuen Tai-bu v The Queen 一案[10]中處理過類似問題。在該案中,一隊便裝警務人員手持一紙按《賭博條例》(第148章)第23條發出的書面授權搜查被告所在、被懷疑是賭場的單位。當警員抵達單位外時,單位的木門打開但其鐵閘鎖上。帶隊的督察按動門鈴後,被告出現。警員要求他開門,而督察則出示該書面授權及其委任證。督察向被告解釋警員的身分,以及表示他們希望進入單位。其後,被告的妻子關上木門,警員之後聽到單位內傳出推動物品的聲音,五分鐘後單位又傳出「搶劫」叫聲。被告後來終於打開木門和鐵閘讓警員進入[11]

被告後來被控違反《賭博條例》第27條(禁止任何人阻撓警員行使該《條例》授予該警務人員的權力),並在裁判法院被定罪。於上訴中,上訴庭合議庭成員之一、時任香港首席大法官貝理士爵士(Sir Geoggrey Briggs)引用 Hinchcliffe 案,裁定雖然一般而言市民無須讓其他人進入單位,但若然警務人員已經獲合法授權進入單位,單位內的人有責任不令警務人員進入單位的工作更加困難,包括拒絕打開鎖上的門[12]

類似的亦可有澳洲昆士蘭區域法院 Charrington v Korac 一案[13]。在該案中,警員手持搜查令,前往被告前妻及孩子所住的屋子搜查。當時被告前妻及孩子僅搬進該處數天,被告正在幫忙處理搬遷。當警員叩門並要求進入時,被告跟警員隔門對話,要求警員透過某處將搜查令交給他查閱,警員拒絕。被告其後指警員找錯人,表明不會讓警員進入。一番爭辯之後,警員破門而入[14]。他後來被控阻撓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在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15]。在上訴判詞,區域法院法官 Andrews 裁定,被告在故意在得知搜查令的情況下拒絕開門,屬阻撓警員執行職務:即執行上述搜查令[16]

事實上,類似因為拒絕作為而被裁定屬「阻撓」的案件多不勝數[17]

由此可見,若然執法人員有權要求某人提供資訊或有權進入某一處所,拒絕提供資訊或解鎖讓執法人員進入處所的行為,均屬法律定義下的「阻撓」。由是推之,若然警員持有容許警員查閱電子器材內容的搜查令,知悉有關電子器材密碼而又被警員要求提供密碼的人,若然拒絕提供密碼,又未能提供令警員能相對容易查閱電子器材內容的方法,則很有可能會構成「阻撓」警務人員執行有關該搜查令的職務。

有搜查令之下,有「合法辯解」拒絕交出密碼?

上述提及即使拒絕提供密碼會構成「阻撓」,控方仍須證明該行為並沒有「合法辯解」。

如上述 Rice v Connolly 一案指出,在警方沒有搜查令搜查電話內容的情況下,一般而言,市民有「合法辯解」可以拒絕回答警方問題。

但若然警方持有的搜查令授權警員查閱電話,市民還有沒有任何合法辯解呢?

首先,類比上述 Yuen Tai-bu 一案,法庭指出在警務人員已經獲合法授權進入單位後,單位內的人有責任不令警務人員進入單位的工作更加困難,包括拒絕打開鎖上的門。若然警務人員已經獲搜查令授權搜查電話內容,似乎被查人亦有法律責任不令警務人員搜查電話內容的工作更加困難,包括拒絕打開將電話解鎖。

在這樣針對性的法律責任下,似乎單靠一般 Rice v Connolly 確立市民一般情況無需回答警員查問的「合法辯解」並不適用。

其他「合法辯解」:緘默權?

一個可能會有朋友討論的問題是,被查者能否行使緘默權,以之作為「合法辯解」,拒絕回答密碼或拒絕將電話解鎖?

緘默權本身,的確很可能是一「合法辯解」。於AA v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18] 中,高等法院原訟庭曾考慮《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181條(證監會要求被查人披露資料的權力)是否合憲。薜偉成法官最終認為該條例合憲,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可構成不遵從該條例要求的合理辯解。由此推算,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或可同樣成為「阻撓」警務人員執行有關該搜查令的職務「合法辯解」。

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普通法下的緘默權所保障的是確保無人需要被逼回答問題而自證其罪,而憲法所保護的則是被查人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19]。因此,這兩項權利的保障並非無限的。

其一,緘默權不保障任何人免於被逼交出本身已經獨立存在,並非因為執法者查問才產生的文件。這一點可見於在終審法院的《李明治》案[20]和《官永義》案[21]、高等法院原訟庭的AA v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22],及歐洲人權法院的 Saunders v United Kingdom[23]

緘默權的目的是防止受查人在不當壓力下,就案情回答不利自己的答案。這是因為一來屈打成招等不當壓力本身是不恰當的;二來在不當壓力下得來的答案往往都不可靠。執法部門在法律容許下要求被查人交出本身已經獨立存在的文件,不會有出現上述情況的危險。

其二,緘默權不保障任何人免於被逼回答肯定不會證明其罪的問題。

在具搜查令搜查電話內容的情況中,電話內本身的內容和通話紀錄等,均明顯是本身已經獨立存在的文件,而非因為受查人警員要求而製作的答案或文件。因此,緘默權很可能並不保障電話內本身存在的內容。

另外,手提電話的密碼本身亦不大可能受到緘默權的保障,原因是一般而言,密碼本身都明顯並非可以證明受查人任何罪責的內容。何況,警察只要簡單地要求受查人解除密碼保障,便可解決密碼本身是否受緘默權保障的問題。

小結

上述的討論似乎顯示,一般而言,若然搜查令授權警方查閱包括電子器材的內容,受查的市民不能拒絕交出密碼或將電話解鎖,否則,便很有機會干犯阻撓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的罪行。

下一篇文章,我們將會探討法律專業保密特權和私隱權,能否構成拒絕配合搜查令的「合法辯解」,以及如何影響搜查令的批准和運作。

參考資料︰

[1] 四仔,〈【大搜捕】警察突然拍門搜屋應該如何應對?〉(法夢 Facebook,2019年6月14日)<https://www.facebook.com/lawlaydream/posts/1119472364902775> 於2019年6月17日存取。
[2] [1966] 2 QB 414,第419頁E段。
[3] 同上,第419頁E-F段。
[4] [1955] 1 WLR 1207,第1210頁。
[5] HKSAR v Tam Lap Fai (2005) 8 HKCFAR 216,第11段。
[6] 同上,第25段。
[7] [2018] 2 Cr App R 28。
[8] 同上,第6段。
[9] 同上,第12段。
[10] [1978] HKLR 128。
[11] 同上,第129頁。
[12] 同上,第130頁。
[13] [2008] QDC 328。
[14] 同上,第14-17及19頁。
[15] 同上,第5頁。
[16] 同上,第23頁。
[17] 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善芝 [2018] 1 HKLRD 1207;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尹明義 [2012] 5 HKLRD 221;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端木和政 (未經彙報,HCMA 323/2015,2017年8月8日);Stunt v Bolton [1972] RTR 435。
[18] [2019] 2 HKLRD 16,第280-281段。
[19] A v Commissioner of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2012) 15 HKCFAR 362,第111段。
[20] HKSAR v Lee Ming Tee [2001] 4 HKCFAR 133,第177頁。
[21] Koon Wing Yee v Insider Dealing Tribunal (2008) 11 HKCFAR 170,第81段。
[22] AA (注 18),第250-263段。
[23] (1997) 23 ERHH 313,第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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