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穩定無產階級》導讀:傳統政黨政治自掘墳墓,造就民粹政客與極端主義的溫床

《不穩定無產階級》導讀:傳統政黨政治自掘墳墓,造就民粹政客與極端主義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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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勞動市場圈內/圈外雙元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圈內人主要是專業階級與藍白領核心勞工,享有優渥的企業福利,有保障的工作,穩定的升遷管道以及豐厚的薪資;圈外人則在上述指標都處於不穩定的勞動環境。

文:呂建德(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前台中市政府社會局長)

導讀:全球化經濟體系下的勞動與社會政策難題

二〇一六年,英國通過脫歐公投,美國強調國家保護主義與美國夢的川普出乎意料地贏得總統大選。另一方面,佛蒙特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打著類似北歐民主社會主義財富重分配的訴求,將改革的矛頭指向金融財團與政治權貴,在青年族群的支持度傲視群雄,掀起一股反體制的浪潮。義大利修憲公投被傾向脫歐的五星運動黨否決,導致了年輕有為的改革派倫齊(Matteo Renzi)下台。二〇一七年,德國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簡稱AfD)利用反敘利亞難民進入德國的訴求,成功進入國會並成為第三大黨,同時也獲得歐洲議會的席次。二〇一八年底於法國掀起的黃背心運動,被視為是底層民眾對於全球化與開放歐洲政策的反彈。

此外,在追求社會民主與平等的北歐國家,反移民與難民的極右派政黨在選舉上也大有斬獲,例如與新納粹有所聯結、以反移民著稱的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無獨有偶,台灣在二〇一八年底的地方選舉,以發大財口號崛起的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擊敗了傳統上以勞工階級為基礎票源的民進黨執政,贏得大選。

許多人對於這個現象感到驚訝與迷惘。我們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應該如何理解這一切政治與經濟的重大轉變?

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這本出版於二〇一一年的書描繪了這個政治經濟轉變的背後原因與機制,那就是不穩定無產階級(The Precariat)的誕生。他在這本書分析了五個問題:這個階級的面貌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要注意這個階級的成長?不穩定無產階級成長的原因與後果是什麼?哪些人會成為這個階級?我們可以有什麼對策解決這個不穩定的現象?

做為一個左派的經濟學者,史坦丁首先以階級分析的方式描繪這個新階級的定位:介於菁英白領上班族、專業人士、傳統技術勞工與工匠階級之間的一個欠缺發展潛力(truncated)地位的階級。這個階級由於缺少共同的工作時間與地點,因此很難透過集體動員的方式發展共同的階級認同,進而採取共同的政治行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是一個自在(正在發展中)但仍未發展成自為的階級。他估計,在許多先進國家,這個階級大約占了該國成人人口的四分之一。

這個新階級成長的原因,主要是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界與政策論述上取得霸權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根據這個理論,國家的公共福利職能應該予以刪減,稅收應該降低,勞動市場管制應該減少。最重要的,市場機制會達到各種資源(土地勞動力與資本)的最有效配置。這個論述以全球化之名席捲了各國的政治經濟,形成了各國在資本主義與解除管制政策的趨同化現象。這個新自由體制在二〇〇八年華爾街金融危機與次貸風暴達到高峰。史坦丁這本書正是完成於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之後,他描述了這段期間(一九八〇~二〇〇八)全球各國在勞動市場、教育、福利政策、民營化的措施,而其結果就是造成在就業、經濟、所得與前景不安全的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出現。

上述經濟全球化促使勞動市場結構變化產生的主要結果,在於所謂「不確定性就業型態」(precarious job)的出現,這種新興的就業型態解釋了目前新的社會不平等與貧窮的主要原因。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業,指的是介於長期性失業與就業間,在勞動市場上處於較不穩定且無保障的就業型態。這類工作型態的主要特徵包括:一、勞動契約屬於過度及短暫性質,通常一份工作時間不會超過一年;二、工作時間彈性化;三、薪資水準較全職勞動者為低;四、被排除在一般社會安全方案的保障之外。

勞動契約的過渡化與工作時間的彈性化歸因於生產方式的改變,可看出全球化經濟型態下傳統全職工作型態的職缺日益減少,勞動市場上的部分工時職缺則大幅增加。這類型的工作主要是以服務業為主,服務業薪資比製造業薪資低得多,工作性質也由全職轉變成臨時、兼職或彈性工時。在OECD國家中,部分工時工作的增加是一個相當明顯的趨勢,而這類型態的工作大部分出現在勞力密集的服務業。以美國為例,這個部門吸收了大約百分之六十的部分工時勞動者。同時,這類工作所需的技術水準相當低,可替代性很高,因而工作的不穩定性高,一旦遭遇到經濟不景氣的衝擊時,受到傷害的可能性最大。

不穩定無產階級之所以成為目前許多社會政策學者關心的主要議題,其原因在於這類工作在整體就業市場中所占的比率節節高升,且這類工作與貧窮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上述技術、資金以及國際貿易開放程度擴大等因素,資本家得以尋求生產鏈的有效切割,進行全球運籌,將技術層次低但勞力成本高者盡量外移至這部分成本最低的地區。而即使產業留在國內,也必須採取自動化方式以節省單位勞動成本,或者進行產品的在地升級。

無論採取何種策略,其結果都將造成對於國內勞動力(特別是低技術勞動力)需求的下降,且需求也將集中於高級勞動力的部分,如生產者服務業、電子通訊產業及熟練技術工。至於從原先勞力密集的製造業所退下來的勞動力,只能投身於工作時間彈性化,也沒有福利保障的的低薪服務業部門中,這解釋了上述不穩定就業型態在勞動力市場中比例日益升高的原因。而由於在此一部門工作的生產力及薪資水準都較低,受經濟景氣循環的衝擊較大,掉進貧窮陷阱的可能性也較大,學者甚至以工作貧窮者(working poor)來形容他們的困境。

在全球化經濟分工下,能夠在先進工業化國家中繼續維持全職工作的部分只剩下在勞動市場中屬於核心部分者,而這部分通常是技術取向的製造業與附加價值很高的生產者服務業部分。這部分勞工的單位生產力與創造利潤的能力最強,但是所需要的勞動力卻相當少。另一個部分則是所謂的低薪勞動力市場。在這個部門中的勞工,其薪資水準、勞動條件與企業福利都是較為不利的,但弔詭地卻是最能創造就業機會的部門,前提是雇主的聘僱成本能夠降低,而這部分通常與政府在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的管制有關。

由於歐陸的工會一般是由核心部門的勞工所控制,他們為了避免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的鬆綁將會產生向下沉淪的效果,最終危及他們的利益,因而盡全力反對任何解除管制的做法。高標準的勞動保護管制雖然保障了他們的利益,卻使得低薪服務業部門無法充分發展,阻礙了失業勞工重返就業市場的機會。我們因而在許多歐陸國家看到一種沒有創造就業機會的成長的困境。丹麥著名的社會福利學者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en)就以圈內與圈外人的對立與無工作的福利(welfare without work)來形容歐陸體系所面臨的難題。但是,由於能夠擔任全職工作者的勞工越來越少,工會事實上也面臨了大量會員流失的問題。

史坦丁進一步在第三章分析哪些人最容易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包括:女性、年輕世代、年長者、移民/少數民族以及受刑人。勞動市場圈內/圈外雙元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圈內人主要是專業階級與藍白領核心勞工,享有優渥的企業福利,有保障的工作,穩定的升遷管道以及豐厚的薪資;圈外人則在上述指標都處於不穩定的勞動環境。

面對這個新興階級的出現,史坦丁認為,傳統的左右派政黨以及政黨政治都喪失了回應這個新興階級訴求的能力。不穩定無產階級於是在政治上先是成為了漠不關心的選民,在汲汲營生之餘根本無暇關心影響他們生計的政策。然而,日益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與不穩定就業所塑造的社會氛圍已經為政治的動盪產生條件。一旦具有煽動性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出現,以極端排外或強調快速發財的口號訴求,就能在短時間內鼓動風潮,甚至替代原有的政黨,以類似極端民粹主義的方式推動某些經濟封閉政策或分配政策,例如英國的脫歐公投。這是一個弔詭的結果:原先推動自由市場與解除管制最力的政黨,反而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造就了民粹主義政治人物與極端政黨的溫床。

簡言之,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之下,我們的勞動與社會政策難題在於我們如何面對一個由全球化與後工業化所切割的雙元勞動市場:一方面是一個擁有高級技術勞動力以及高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與生產者服務業;另一方面則是一個以低技術勞動力為主且工作條件不穩定的低薪服務業。在這兩者間有沒有可能達到一個同時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正義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我認為,問題的根本關鍵在於如何將低薪勞動者整合到勞動市場,以及如何建立一個與低薪勞動者之間一個新的社會契約關係。這個新社會契約的建立並不容易,原因是它可能損害了技術勞工與專業人員在現有制度保障下的利益。這些利益包括薪資上漲幅度的降低、各類社會安全給付條件的縮減、勞動保護標準的降低。在書末史坦丁將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提供一個(社會)安全的環境,在這個前提下市場經濟才能運作下去。

該怎麼辦呢?史坦丁提出了一個奠基於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解放的三個原則:自由、平等與博愛。就自由而言,所謂的自由並不是孤立個人不受限制的自由,而是類似盧梭所指的積極自由:由不穩定無產階級透過結社共同組成一個社群,與其他有共同階級處境的成員一起透過政治實踐意識到的自由。具體而言,這種自由要以類似行會或工會的形式組織而成,以集體協商的方式與政府及人力仲介業者談判,維護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利益。

具體的案例是英國前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在二〇一〇年二月提出針對電話客服中心派遣員工、社工、社區保健與長照服務員、醫院病理科,以及教育部門等員工提出建立類似工人合作社的組織建議。這些工會可以針對經營收入分紅、分配比例與對外協商談判等方式進行內部民主討論。可以想見的,這個內部民主討論不會是一帆風順,必然充滿許多執行上的問題,例如不同專業(如醫院中醫師與護理師)間對於分紅分配比例的辯論,但這會是對抗民粹主義與官僚主義重要的組織平台。

這個不穩定無產階級集體協商的權力與表達集體意志自由的實現,必須建立在一個物質基礎上,那就是平等權。具體來說,在後工業服務業社會中,重點在於平等支配以下五種重要資產,分別是:經濟安全性、時間、優質空間、知識以及金融資本。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經濟安全性。在經濟安全性中,最為人所重視的就是無條件基本收入。這個方案簡單來說,就是讓一個政治社群(國家或社區)內所有合法公民,無論是兒童或成人,每個月都可以獲得一筆足夠支付基本生活所需的金錢並自由使用。其作用在於提供人們在更為安全的環境下,不必在市場的脅迫下從事被迫從事不必要的勞動;同時,也提高對於無良僱主的談判能力。

史坦丁引述了一些相關研究證明,基本所得方案不僅不會養懶漢,反而會因為降低人們進出勞動市場的門檻而增加勞動市場的總供給。在政治上,人們也會有更多的時間與餘裕參加各類從事公益的志工活動或以審議式民主辯論公共政策,做出理性選擇,避免危害民主政治的極端民粹式政治人物或政黨以暴民方式推翻民主。簡單來說,就是以去商品化的方式達成勞動力的更加商品化(勞動力市場自由流動)與政治上的民主。許多人擔心的基本所得財源問題,史坦丁於本書也有所著墨。

最後,就博愛來說,主要是針對外來移民的相關措施。這包括身分與國籍脫鉤的公民化方案;允許外籍居民有權利用職業證照的跨國承認從事專業範圍內的工作;允許移民在某地居住一段時間之後,不需歸化程序就可以自動變成公民。這個建立在文化多元主義基礎上的公民觀,承認每個人可以擁有多重身分,鼓勵人們建立並保有自己的身分認同,並且在這些多元認同的基礎上建立社會團結。台灣社會正面臨高齡化問題,對於解決人口危機,其中最為有效的就是吸引具備各種能力的移民,達成台灣的產業轉型。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台灣成為新興移民之國。

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他那本分析現代政治經濟起源的經典著作《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分析了自律性商品(勞力、土地以及貨幣)以及完全性自律市場建立的過程。波蘭尼對於現代政治經濟起源的洞見進一步指出,現代社會由雙重傾向的運動所支配著:市場不斷擴張以及遭受相反的傾向——把市場之擴張侷限到某一特定方向。簡言之,就是自律市場的建立,以及社會自我保護兩股力量間的拉扯:社會保護自己以對抗自律性市場所產生的危害——這構成了當代歷史的特色。

為了避免自律市場對於社會所帶來的毀滅性力量,社會發展了一連串「自我保護」的制度性措施。如同艾斯平-安德森(1990)所進一步分析的,福利國家涉及了「去商品化」與「去階層化」兩個重要面向。而這兩個面向事實上凸顯了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社會自我保護的兩個重要目的:一是保護作為文明創造根源的勞動力;二是生活資源的合理分配。而這兩個面向也都呼應了波蘭尼在《鉅變》最後一章所思考的問題:自由的可能性。他認為,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等思潮,基本上都不是經濟的,其最終的分野在於自由。

波蘭尼進一步說,這觸及西方人意識的三個事實:對死亡的認識、對自由的認識以及對社會的認識。第一個認識揭示於舊約,第二個揭示於新約,第三個則因我們生於工業社會而向我們揭示。歐文是第一個看出基督教否定社會現實的人;法西斯則是去除第二個知識。最後,波蘭尼指出認識社會就是自由的基礎。史坦丁這本對於不穩定無產階級分析的重要著作,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加以把握。它揭示了二十一世紀一個新的政治與經濟形態的產生與新社會團結形式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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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不穩定無產階級: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他們為何產生,造成什麼問題,社會又該如何因應?》,臉譜出版

作者: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
譯者:劉維人

  • 「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杭士基(Noam Chomsky),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思想家
  • 首本不穩定無產階級論述專書.已譯為十六種語言

全球化吹響二十一世紀勞動悲歌,催生21世紀極化分裂社會的幕後推手
兼職工作者、約聘雇員、自由接案者、實習生、年長勞工、移工……
當工作零碎化、可取代性高、難以成立工會的「不穩定無產階級」逐步成為主流
這群非典型勞動者將遭遇什麼困境?國際社會將面臨什麼問題?又該如何解套?

誰是「不穩定無產階級」?

臨時工、約聘雇員、移民、虛胖的學歷證照持有人,以及職稱、工作結構扁平化與臨時化、兼職與多工的勞動者……他們是對生活沒有安全感,不斷受結構壓迫的一群人,沒有共同的明確目標,無法產生階級鬥爭。長工時讓他們沒有時間精力查證思考,很輕易會彼此仇視,是政客操弄的沃土。此外,他們沒有長期合同、沒有公司契約與社會安全網的保障;也缺乏工作安全、技能發展性,更沒有能力組成工會的發聲管道。除了不穩定的工資之外,幾乎一無所有。

當「工作」減少,「勞動」增加,催生出了這群不穩定無產者

漢娜鄂蘭指出:工作是涉入社會的途徑,勞動則是只為溫飽而出賣勞力。古希臘人認為知識來自深思熟慮和參與,懶惰有時是必要的。如今的工作逐漸失去社會連結及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從工作衰退為勞動。

上述現象對具有專業資本或談判條件的勞動者影響不大,對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影響卻很深。越接近不穩定無產階級,就越害怕被解雇或賺得不夠,而更加努力或工作更久,不但加劇社會不平等,更逼使其他人以同樣方式競爭,讓更多人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花越多時間在勞動,我們所剩時間就越少,越失去對知識、道德和時間的控制。

學者認為勞動時間與價值無法量化,但這些數值可透過勞資各方的談判能力與價格彈性來計算。勞工的不安全感加上勞動力的靈活性,讓勞工目前處於弱勢,須承擔大多的風險。

不穩定無產階級逐漸成為社會崩解的隱憂、極端主義的溫床

如今,身分與尊嚴已逐漸動搖,運氣主宰著命運。不安全與無力感、被動休閒與碎片化的淺薄思維習慣助長了機會主義與憤世嫉俗,民主變得淺薄而商品化,有利政客操弄、破壞社會團結。

二十一世紀來到今天,曾邁向社會民主制的歐洲,已經逐漸變成極右派溫床。諷刺的是,極右派的支持者中,許多人正是不穩定無產階級。他們既焦慮又缺乏安全感,很容易被引導支持獨裁行動,攻擊所有可能的「威脅」(這些威脅其實都是與他們一樣弱勢的人)。社會控制越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越低;憤怒無路可出,就很容易操弄,也可能演變為弱弱相殘。不穩定無產階級數量若繼續增長,同時勞工收入又繼續下降,這種怒火一定會引爆政治災難。

一本帶我們全面剖析及理解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專書

本書作者英國經濟學家蓋伊.史坦丁鑽研「不穩定無產階級」議題已久,他彙集研究精華所寫成的這本書,就是讓一般人也能夠深入理解此議題的指南。

本書首先帶我們理解當代的全球化如何造成了這個新興階級的崛起,深入剖析不穩定無產階級增加的原因,再帶我們看見這個階級中的組成角色,包含年輕世代、女性、年長者、少數民族、身心障礙者、移民等。接著,作者帶我們反思當代勞動及工作的形式,為何促使不穩定無產階級成為社會極端弱勢,使其失去對知識、職業道德、時間的掌控。

最後兩章,作者從政治面切入,探討當前的政治體制如何促使不穩定無產者成為偏差者或高風險人士,輕易聽信民粹政客與煽動者的讒言,政治又可以如何改變,讓不穩定無產階級獲得應有的自由與基本安全,進而將人們從困境中解放。

不穩定無產階級已是當代國際社會的重要問題,而我們正處於尚能力挽狂瀾的十字路口,能否成功轉變劣勢,需要的不只是執政者的正視,更迫切需要社會中每位公民的理解與關注。《不穩定無產階級》,正是我們當前需要的公民必讀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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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臉譜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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