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逃犯條例》讓步,是香港特有的「台灣紅利」

中共對《逃犯條例》讓步,是香港特有的「台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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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臺灣的「親中」與中國對香港的「收緊」基本同步。「臺灣紅利」不再是否香港形勢變化的原因之一?尚缺乏嚴格的因果分析,但這個假設很可能成立。這次香港阻擋修法之所以成功,再次和臺灣有非常深刻的關係。

香港在短短一個星期内,局勢一下子扭轉。《逃犯條例》被暫緩(實際上等於終結),林鄭罕見地道歉(儘管還是忸忸怩怩的),警方從氣勢洶洶地指責「暴動」,四處搜捕嫌犯,變成「只有少數人犯暴動罪」,被政黨、媒體和市民窮追猛打,要求交出濫用暴力的警察。可以說,香港人獲得初步勝利。

縱觀這次香港修例爭議,「台灣」始終是一個關鍵字。香港政府提出修例的藉口就是香港人在台灣殺香港人,跑回香港,所以才需要修改《逃犯條例》。隨著修例爭議的發酵,香港書店從業員林榮基決定逃離香港,移居台灣,引起台灣廣泛關注。在爭議激化之際,台灣政府發出強硬聲明,表示香港修例後,不會向香港「要人」,這頓時讓香港政府修例的最大「理據」落空,反覆強調修例必要性成為大家都不相信的謊言。在反對香港修例過程中,台灣也爆發聲勢浩大的支持香港人反修例集會,台灣蔡英文政府支持率步步高升,而對修例態度曖昧的國民黨候選人聲勢下滑。最後,香港政府宣佈「暫緩」修例的藉口,也是因為台灣拒絕「要人」,已經修例失去「迫切性」云云。

香港事務與台灣的緊密聯係,不是偶然的。在中國,「港台」一直並用(「港澳台」中比較無足輕重的澳門則經常被忽略),雖然香港和台灣是截然不同的社會,但都是華人為主的社會。在香港回歸前,相對於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港台都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在經濟上都是「四小龍」的發達經濟體,文化上也經常互相交流影響。香港和台灣構成了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另外的華人世界。

相較另外一個重要的華人為主的社會新加坡,香港和台灣都有被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威脅。至少現在很難想像,中國會吞併新加坡。而香港已經在二十多年前回歸中國,現在依靠「一國兩制」保障「原有的生活方式不改變。」中國要「統一台灣」是既定的國策,台灣以後的命運如何還不得而知。

在某種意義上說,香港和台灣既「同病相憐」,又互相依靠,互為紅利。

香港一直有「台灣紅利」。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但從一開始,一國兩制在中共心目中也是解決「台灣問題」,即「統一台灣」的模式。中共高層還提出過在香港版本的一國兩制基礎上,給台灣保留軍隊等「更優惠」的政策。

在這種意義上說,香港是「一國兩制」的試驗場。成功了是香港好,台灣也會願意「統一」;失敗了,不單香港變壞,台灣也越推越遠。

於是,對香港來說,台灣的存在是一個利好,中國要用「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就不能不小心處理香港事務,在很多問題上給香港「讓利」。《基本法》中,中國給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外更多的「優惠條件」。

比如,在聯合聲明,中國沒有答應讓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文件中的寫法是,香港行政長官由「選舉或協商產生」。但到了《基本法》,附件一已經規定,第一屆行政長官通過「選舉」產生,而在《基本法》正文第四十五條,更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在《基本法》的政制、自由和法治等方面,至少在文本上,都充分保障了「一國兩制」。香港經濟政治教育等自治範圍内的事務受到制度性的保障,香港依然擁有「中央賦予」下的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權,包括繼續以獨立關稅區身份從事商貿活動,也能以「中國香港」的身份參加WHO、奧運會等國際組織和活動;各項公民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都得到保障。

至於選舉權,除了一開始就禁止「分裂國家」的人進入建制之外(即後來的「港獨派」),普選權也得到保障。香港繼續實行普通法,可以從其他行普通法的地區聘請法官;《基本法》中規定香港有終審權,當時還未必已經設想到「人大釋法」能讓港府和中國「輸打贏要」,實質上地極大削弱了終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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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歸初期,香港人原先設想的「一國兩制」基本得到保障,中央在處理香港事務是小心翼翼,一個標志性的場面是當時香港記者張寶華在北京追問中國主席江澤民,是不是「内定」了董建華做連任特首,引起江澤民「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 的批評。分析這個事件的時候,我們要注意重點不是中央是否有屬意的人選,而是中央即便心中有人選,它也要極力否認,強調特首是香港人「選出來」的,撇清中央干預香港事務的印象。中央還不時給予香港更大的優惠和政策扶持(比如在香港反對下,否決了港珠澳大橋的「雙Y」設計,沒有通往深圳;再比如壓制廣州白雲機場成為國際航運中心的雄心;再比如在迪斯尼樂園上要求上海為香港讓路等)。

很多人在1997年前就預言「香港已死」,並沒有發生,或者至少說並沒有立即發生。香港得到中國在《基本法》中的「一國兩制」,當然不單是「台灣紅利」的結果,香港自身的優勢、中國打算「長期充分利用」、港人的爭取、外國的影響等都是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認,中國要把香港打造成台灣的樣板,即「台灣紅利」也是重要因素。

香港的形勢出現轉變是在2008-2009年之閒。中央開始越來越多地干預香港事務,一改此前的小心翼翼。這裡的因素很複雜,筆者曾撰文分析,但在這裡提出一個新的角度,即「台灣紅利」不再。

2008年台灣發生的深遠影響是馬英九上台。在香港回歸到2008年的十年閒,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灣由綠色陣營主政,中國更加需要用香港的示範作用,拉住台灣。馬英九上台後,堅持「憲法一中」,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但他加上各自表述的「尾巴」)。馬英九時期是兩岸關係發展最迅速的時期,兩岸繞過香港直接交往,就連以往的旅行必定要先在香港轉機,也變成了「大三通」。在馬英九的第二個任期,更從「親美近中」變成「親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示範地位不斷下降,中國也越來越收緊香港政策,不再謹慎。

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標志著馬英九路線的破產。這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開始出現。中國在「香港是台灣示範」的問題上倒有點「破罐破摔」的態度,基本上很少考慮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行情況給台灣的觀感。在2014年「佔中或傘運」之後,不但政制發展停滯不前,更重手出擊通過釋法DQ議員等。那段時間,很少人會再設想台灣人會接受「香港式的一國兩制」。

從時間軸分析,台灣的「親中」與中國對香港的「收緊」基本同步。「台灣紅利」不再是否香港形勢變化的原因之一?尚缺乏嚴格的因果分析,但這個假設很可能成立。

這次香港阻擋修法之所以成功,再次和台灣有非常深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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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上台之後,重拾「抗中」路線,中國出動政治封殺、經濟打擊、軍事恐嚇等手段,都無法令蔡英文低頭,令中國非常頭痛。這種情況下,不難理解,中國希望下一任總統(中國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是一個親中派。

在去(2018)年11月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令人吃驚地大敗,讓中國看到了希望。這時,中國主席習近平發表新年對台講話,重提「一國兩制」是統一台灣的最佳方案。

現在不清楚,習近平腦海中的「一國兩制」是「The」一國兩制(指特定的「香港式的一國兩制」)還是「A」一國兩制(指泛泛而言,台灣實行與中國不同的制度)。但「香港式的一國兩制」已經深入人心,而且既然領導說「一國兩制」,中國從政府政策和宣傳機器上,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打造「作為台灣樣本的香港。」

這次《逃犯條例》過程非常詭異。大家都懷疑是中央背後的意思,但從來沒有人承認過。港府口口聲聲說修例不是中央的政治任務,沒有中央給出的時間表;中國則說修利是香港政府自己提出的。中聯辦、港澳辦、以及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都極少公開評論事件。只有在國務院副總理韓正高調表示「支持香港政府施政」之後,中聯辦等才高調在香港「發動群眾」。中央如此「克制」是以往幾年非常罕見的。

隨著修法和反修法不斷鬥爭,台灣也加入戰團。蔡英文高調反對香港修法,台灣政府越來越高級別地表示,如果香港修法,台灣不會向香港要人。蔡英文在這個過程中民望節節上升。在民調中,(在三方對壘的情況下)獨占鰲頭,態度曖昧的韓國瑜和柯文哲聲勢下降。如果香港繼續強推修例,在整合民進黨成功之後的蔡英文能翻盤連任「不是夢」。

香港政府在得到中央首肯之後,肯奇蹟般地「暫緩」修例,原因當然很多,但「台灣紅利」絕對是重要的因素。可以預期,隨著台灣形勢的緊張,香港的「台灣紅利」還可以持續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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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