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教養》:只要孩子快樂長大、自由探索;還是希望他功成名就、翻轉階級?

《拚教養》:只要孩子快樂長大、自由探索;還是希望他功成名就、翻轉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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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某一種教養方式、家庭形式被視為正統、進步與理想,同時也意味著其他教養方式與家庭樣態被貶為異端、落後、不適任。這樣的評價系統,讓資源不足的養育者,經常陷在自我懷疑、困窘、焦慮、怨恨等情緒不安全,擔心自己永遠沒辦法「做對」。

索耶(Andrew Sayer)批評布爾迪厄將社會行動化約為利益的競逐或資本的積累,沒有留下太多空間討論道德的評價,因此提出益品(goods)有內部、外部的區分。「教養益品」,也就是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同樣可以區分內外:有些父母偏重可轉化為工具利益的「外部益品」,如有利競爭或流動的成績、文憑、證照、技能等;也有些人強調符合價值理性的「內部益品」,如快樂童年、身心健康或道德品格。更進一步的,我批評教養與階級再生產的文獻過度強調「經濟安全」,忽略了「情緒安全」的教養益品;外部益品通常指向經濟安全的保障,當代父母們重視更多元的內部益品,也造成教養的矛盾與焦慮。

  • 階級化的「保安策略」

本書將教養視為階級化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父母透過教育安排或教養方式,企圖保障下一代的安全。「安全」指設哪些不同的面向?除了保護孩子當下的人身安全與健康成長,也希望保障孩子未來的經濟安全。資源豐厚的中上階級,積極進行「彈性資本積累」,透過購買外國護照、出國留學等方式,鞏固其階級支配優勢。資源相對匱乏的勞工階級家庭,許多也希望孩子向上流動,取得比上一代更穩固的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

狄歐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茲里波提(Fabrizio Zilibotti)這兩位經濟學家二○一九年的新書,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經濟安全解釋。他們認為「直升機父母」之所以變得普遍,是因應社會與產業的變化的理性經濟策略;由於高等教育的勞動市場報酬提升,以及經濟與教育機會分配日益不平等,父母對下一代教育投入更多資源與心力,有助於保障孩子未來的經濟安全。這樣的教養趨勢在美國尤其明顯,相對起來,在履行社會民主的北歐,由於專業白領與藍領勞工的稅後薪資與福利待遇相去不遠、教育機會分配平等,父母的教養風格就傾向寬鬆、自由。

上述觀點雖然有其道理,但用來解釋台灣父母不盡恰當。首先,相對於教改前的台灣,高等教育機會其實擴充許多,學歷與市場報酬的對應也並不明確,教養風格的改變不盡然是理性的因應策略。其次,父母的行動處境更接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於教養投入到養成結果的歷程很長,其中充滿變數與不確定,父母們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資訊進行判斷,更難以確認單一目標或有用策略。於是,他們多半只能四處打聽、模仿同儕、斷斷續續地嘗試不同的方式。尤其中產階級家庭,資源雖然寬裕,但遠不如菁英家庭豐厚,教養與其說是極大化利益的策略,更接近降低風險與不安全感的摸索過程。

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獻的討論多集中在經濟安全的面向,忽略了情緒安全在教養過程的重要性。尤其,人們對這兩種安全的感受經常不成正比。美國社會學家顧珀(Marianne Cooper)的研究呈現:資源愈豐裕的家庭反而愈傾向用放大鏡仔細檢視家庭生活潛藏的不安全。比方說,即便他們已經有很多的資產與存款,卻還是擔心錢賺得不夠多,財富可能貶值或縮水。相反地,資源拮据的家庭,在柴米油鹽的日常拔河裡,傾向淡化看待經濟的不安全,因為這樣,他們才能活得下去。

對許多父母來說,孩子與家庭的情緒安全是教養的重要益品。我所定義的情緒安全,不只限於依附理論所強調的心理面向,如穩定的親子連帶有助培養幼兒的安全感,更強調社會學的意涵。教養的保安策略可被視為一種情緒工作(emotional work),照顧者(尤其是母親)不僅試圖在孩子身上傳遞特定的情緒狀態、培養可欲的情緒秉性(emotional disposition),也在家庭生活的親子互動中,試圖管理自己的情緒,如耐心、焦慮與責任感。絕大多數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安康,但不同階級位置與經驗的父母,所認知到孩子成長環境裡的威脅與風險並不一樣,因而重視的情緒安全與秉性也不相同。

中產階級家長在自身教育與職涯的過程所經歷的挫折與限制,折射為他們對孩子情緒安全的認知與教養益品的偏好。有些父母擔心孩子像昔日的自己受到權威教養與背誦教育的壓抑,阻礙自主性與創造力的發展;有些人曾因為英文口音不道地或沒有外國學歷在職場受挫,更渴望培養孩子世界人的親身體驗與悠遊自在;但也有些父母憂心過度競爭、影響心理健康,首重孩子的快樂童年與自然成長。

勞工階級父母,尤其來自非都會區者,他們所經歷的情緒不安全,與其弱勢社會身分密切相關。在過去教育、求職、婚配的歷程中,他們洞察階級界線與城鄉區分的階序,在優勢身分者的輕視與貶低下,感到匱乏與恥感,在心靈深處烙上「隱藏的階級傷痕」(the hidden injury of class)。成為父母後,他們與國家、學校互動之際,新興教養腳本也讓他們感到不足與不安。例如,學校期待家長積極參與孩子學習,讓無力配合的父母顯得消極或失職;國家政策灌輸的理想家庭意識形態(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才「正常」、母親為孩子的最適照顧者),讓無法符應的非典型家庭顯得「有問題」。

勞工階級父母試圖保護孩子的情緒安全,即便有時他們的做法與中產階級家庭的保安策略大相徑庭。許多父母最在意孩子不聽話、變壞,因而頻繁使用國家與老師眼中近乎「不當管教」或「虐待」的體罰。有些父母不送孩子去安親班,希望讓孩子免於承受自己過去遭受的學習壓力;有些離鄉打拚的父母,安排孩子在鄉下給祖父母撫養,因為在他們眼中,城市不只是學習資源的沃壤,也是肉搏與歧視的煙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