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教養》：教育現場日益「中產化」，悖離了「把每個孩子帶起來」的目標

為何這些保安策略，反而讓我們感到更不安全？我認為有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台灣社會發展呈現壓縮現代性的樣態，造成不同文化邏輯與制度場域的矛盾並置或相互衝突，其二，因為這些保安策略多是高度個人化、私有化的策略，強化新自由主義的親職觀點，或是偏重選擇的教養邏輯，這會讓我們看不見家庭之間結構處境的差異，並落入歸罪個人的陷阱。

• 台灣社會的壓縮現代性

親職像是一個經驗透鏡，折射出台灣社會發展經驗的特殊性。台灣在短短數十年間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民主化與人口轉型。這個海島國家多舛的歷史命運，與殖民、冷戰等地緣政治緊密扣連，其出口導向的經濟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風吹草動息息相關，在地社會與文化的生態也深受到全球變化與人群流動的影響。

台灣父母在養育子女過程中所經歷的各種情緒，包括渴望、焦慮與矛盾，尤其顯示「壓縮現代性」的社會文化特性。其一，社會的集體時間與個人的生命時間高度壓縮，尤其是經歷代間階級流動的父母，回顧自己受限於經濟資源、課業壓力或文化桎梏的「失落童年」，渴望與上一世代的教養與教育方式進行斷裂。然而，由於托育資源的不足或缺乏信任，許多家庭還是依賴長輩的育兒協力，原生家庭的影響也不時透過內化的習性「上身」。其二，空間的壓縮讓全球化的教養與學習資源變得可及，尤其對具備經濟資源或跨國關係的中上階層家庭來說更是如此。但是，許多台灣媒體與家長把西方、美日的教養與教育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它們與在地制度、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慣習改造的不易。

事實上，即便是資源豐富的中產階級父母，對於專家與媒體鼓吹的理想教養文化腳本，多數也感到難以落實。長工時的雙薪父母，在下班後有限的親子時間裡，總是掙扎著該板起臉督促孩子學習，還是帶著罪惡感一同發懶放空。許多父親勉勵自己成為「新好男人」，但卻必須花費絕大部分時間在工作上，才能負擔愈來愈昂貴的中產階級教養開銷。儘管父母們在家裡尊重孩子的自由和自主，多數學校和職場仍強調權威與服從。全球文化與在地制度之間的摩擦，讓父母感到進退維谷，以至於在親子互動的過程中，經常出現價值與行為的矛盾分歧。

台灣社會中蔓延的教養焦慮，不僅讓個別父母感到不安全，在許多方面也增加了社會集體負擔的成本。儘管政府積極鼓吹生產報國，台灣的生育率仍持續低迷。少子化趨勢也發生在香港、新加坡、南韓等其他東亞社會。當親職變成愈來愈辛苦、昂貴、困難的任務，年輕世代愈來愈遲疑是否要成為父母，甚至不想進入婚姻或伴侶關係。

高教育女性的處境尤其呈現了壓縮現代性的矛盾之處，一方面，社會相較於過去，更為鼓勵女性取得教育與事業的成就；另一方面，私領域的婚姻與家庭中，性別不平等的窠臼依然，職場與國家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育兒支持，讓有小孩的職業婦女陷入兩頭煎熬的困境。

• 親職的邏輯：義務、選擇或照護？

在台灣與其他華人社會，傳統的親職邏輯強調的是代間的義務或責任。社會道德與身分倫理規範人們有傳宗接代的任務，同時，子女有孝順父母的責任，法律甚至也象徵性地規定撫養的義務。即便許多中產階級父母體認到「養兒防老」的期待並不實際，但仍企盼孩子能順從自己的建議。當孩子的人生選擇不如父母期待時，父母經常強調自己的犧牲或讓孩子覺得虧欠來進行道德勸說，例如：「爸媽為你做了那麼多，你怎麼那麼自私！」、「你就不能體諒我們的辛苦，聽話一點嗎？」

經歷民主化浪潮衝擊的台灣，當代主流教養論述的關鍵字慢慢出現轉變，除了義務與責任，也開始強調父母的選擇和孩子的自主。中產階級家長團體主張鬆綁國家對教育體系的管制，爭取公民權利來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學校和教育方式。他們也鼓勵孩子發展個體性和自主性──這些個人特質在傳統文化與戒嚴體制中一度被壓抑，現在卻被認為是邁向跨國人才流動、構築世界人身分認同的重要文化特質。

西方學者用「新自由主義母職」或「新自由主義親職」來描述這種中上階級家長間愈來愈常見的態度，意思是說，家長努力爭取選擇權以實現對自己的子女最優化的教養方式，例如有權越區選擇公立學校，或拒絕國家施打他們認為存在風險的疫苗。這些父母崇尚的自由教養風格原本旨在將孩子培養成自主的個體，但在全球競爭焦慮的驅使下，自由教養經常與工具目標相結合，變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生產出下一代善於自我管理的白領勞動者。

即使是刻意拒絕競爭並擁抱自然成長的父母，他們的另類教養實作仍體現新自由主義親職的色彩。這些母親將自己視為「風險管理者」，企圖做出「正確選擇」，來保護家庭和孩子免於受到商業主義或其他社會毒素的傷害。這樣的「自然母職」，不僅要求個別母親為其孩子的健康與福祉負起責任，並且強調教育、飲食，甚至是否疫苗施打都應該由個別家長進行「選擇」，如此一來，將公眾的議題私人化，並忽略了不是所有家庭與家長都有同樣的能力與資源進行選擇。

• 強調選擇的教養邏輯有什麼問題？

首先，新自由主義親職的修辭讓中產階級父母難以看穿組成社會生活的權力結構，同時掩飾了他們的「選擇」其實是來自階級優勢，因此方能有足夠的時間、文化資源和金錢來進行密集親職。強調選擇的親職觀，也將其他父母面對的結構性困境。化約為「親職失能」、「不當選擇」的個人挫敗。例如，大眾論述很容易把經濟窘境歸因為個人能力不足或品德不佳，指責他們「懶惰」、「不學好」，或將貧窮的代間世襲理解為不良視野的繼承，如「貧窮的思維」、「窮人的文化」。然而，他們每天被物質匱乏壓得喘不過氣，在認知頻寬持續塞車狀況下，很難進行周密的選擇、長遠的規畫。他們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時時被否定，甚至被譏諷，階級的恥感也容易擊倒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