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非核不可」迷思(三):正視核能科技的政治性,讓能源辯論「轉大人」

透視「非核不可」迷思(三):正視核能科技的政治性,讓能源辯論「轉大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任何一種根深柢固的勢力受到威脅時,多利用公關手段來維繫自己的利益,核工業也不會例外,核電勢力必須向大眾誠實說明「非核不可」的真實動機。

文:賴慧玲(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博士候選人),英國布萊頓採訪報導

史特靈教授和同僚研究指出第二個「德國能(廢核),英國不能」的關鍵,正在於德國具有更健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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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史特靈教授)作者提供

他認為轉型研究不能低估民主的重要性。因為實際操作上,轉型不只是用政策來建立一個新的能源體制 (regime),「政策制定的過程本身,也被鎖入在舊有的決策機制中。」特別是發展數十年的核能體制不只深入國營電力企業,也在政府特意扶植的脈絡之下,嵌入了國家的治理結構之中。

因此,過去挑戰核能體制的行動者常面對龐大、糾結的政治利益結構,而不得不採取反抗的姿態,以「反核」為號召。

能源轉型有賴健全的民主品質

要擺脫舊能源體制根深柢固的利益,需要民主來賦能給民眾去挑戰各種舊權力。但民主並非只是某些操作形式或政治宣言。「民主的品質(qualities of democracy)」,包括公開、透明、與可責性, 才是讓英德兩個老牌民主國家走向不同核電抉擇的關鍵原因。

他提醒,權力也不只有一種展現形式。雖然近十年來擁護核能的主張在辯論上遭受到強力的挑戰,並且失去了資本市場支持和一些輿論力量。但在許多地方,他們仍然擁有國家、國防、文化、媒體和其他形式的力量,例如那些排斥太陽能科技和持續強調基載的守舊科學家、與「讓人們害怕沒有核能、相信非核不可」的文化。

因此,即便核能勢力在轉型過程中失勢,自稱為挑戰新霸權的公民力量來展開反撲,「他們並不是被霸凌的弱者 (They are not little guys being bullied),仍然很強大」。

讓他對核能持批判立場的原因之一,是環繞核能的辯論常讓社會失去理性對話的空間:除了受到既有核能產業及某些利益相聯的政治勢力操作,也常涉及科學至上、鄙棄其他知識形式的偏見。「這將不利健康的民主發展。」

他認為,要讓能源辯論能更民主,必須持續提供開放、公平的討論空間,也需要參與者和社會大眾「更成熟一點」(be a bit more mature),正視科技選擇與科學宣稱背後的政治和公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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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讓能源辯論轉大人:正視核能科技的政治性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要禁止任何支持某種科技的主張,就讓我們來好好辯論吧,但我們也要意識到,這些聲音是高度政治化的,大筆消費者的錢被這些具高度壟斷性的能源企業拿來雇用這些說客來偏袒某一種科技,而這些能源企業對某一種科技抱持著非常不理性的依戀,因為這些科技會迫使消費者付出更高的費用,為這些企業帶來巨大的好處。

他提醒,任何一種根深柢固的勢力受到威脅時,例如化石燃料、菸草工業,常利用公關手段來維繫自己的利益,核工業也不會例外。例如找人來說「我曾經反核,但是我現在支持核能」、宣稱「核能被不肖環保人士壓迫」、甚至佯裝環保人士。

因某些費解的理由,被《富比世》(Forbes) 雜誌「行銷」為世界環保領袖的專欄作家Michael Shellenberger,便是核工業公關「魔術箱」(box of tricks) 的一環,若比較這些說客投入公關宣傳的金錢和精力,與投入環保工作的心力,就能看出破綻。這並非是說支持核能者都是行銷網軍,而是民眾需要意識到,這些煽惑性的說服技巧可能是常見的商業公關手段,可以被用來行銷任何一種科技,和能源政策的討論無關。

而核電爭論的泛政治化,也和核能強調「控制」的政治文化息息相關。「有時候我對核能科技感到同情,這些核工專家和組織可能真的抱持良善的信念,他們並非總是為政治而服務,但核能在結構上自始便與政治緊密連結。」

他注意到,在許多國家,對核能的偏執常與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相呼應。對右翼認同者來說,他們熱愛核能,不喜歡分散式的再生能源和在地化的社會想像。這和美國總統川普所代表的認同相似,也符合追求集中化的軍事力量的概念。甚至在某些時候,核能辯論的焦點已從能源本身,變成政治立場和價值認同之爭。

不過,核能議題過於政治化,核工專家和組織「自己也脫不了責任」。

核能產業界傳誦了數十年不實的核災成本、風險、和發展願景,例如核災發生時,核能擁護者常會辯稱災難程度輕微,但單就「沒有任何再生能源災難,會像核災一樣讓數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持續數十年無法再讓人居住」,便能看出避重就輕的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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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高舉科學大旗打壓異己,是在侵蝕科學和民主

部分核能擁護者認為「核電受挫,是因為大眾科學素養不足與受到政治壓迫」。史特靈教授表示,他非常樂見將政治帶入能源討論,「這對民主是必要的」。

但我不同意在核能倡議中將核電與科學畫上等號、將批評核電者貼上不科學的標籤。這麼做其實是在侵蝕民主,因為他們在採取明顯的政治手段時宣稱自己無關政治。諷刺的是,他們同時也在侵蝕科學,因為科學淪為用來嘲諷其他知識的手段。

換言之,這種核電至上的「科學宣稱」並非真的客觀中立,而是一種打壓異己的政治操作。

他反問,為什麼太陽能科技不是科學?太陽光電使用的半導體科技,比核電使用的蒸汽渦輪發電技術更新穎;風機也是多種先進工程技術和高強度科學的結晶。為什麼核能支持者可以獨攬科學的權威?

當一種科技宣稱自己是唯一科學的,是在背叛科學,並且侵蝕民主。

基於對民主的信念,他支持讓擁核者表達意見,但強調須確保足夠的空間讓其他聲音說話,來挑戰和質問他們的主張。挑戰並不意味著要批評核能科技本身,而是用核能倡議者自己的主張來質問他們 (challenge them on their own grounds),因為「擁核者所使用的論點,實際上都更適合用來反駁自身。」

拋開執念,讓科技自然演替

對於堅持「非核不可」的討論者,他建議可以詢問他們是否同意核電會有過時的一天?如今,全球投資市場和迅速崛起的能源系統已轉向兼具多種科技的再生能源,核能不再是經濟理性的選擇。各地新核電廠興建計畫成本屢屢追加至天價,甚至讓能源公司陷入財務危機,或得仰賴政府大量補貼才能生存。這些,難道不算這項科技要被市場淘汰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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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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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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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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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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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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