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新加坡這50年做出了什麼努力,打造自身成世上最清潔的國家?

究竟新加坡這50年做出了什麼努力,打造自身成世上最清潔的國家?
Photo Credit:The 3B's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968年,即新加坡獨立後三年,李光耀認為國家若要在世界舞台突圍而出,就必須從提升城市的潔淨度入手,因而推出「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

文:侯佩瑜

編按:本文「我國」意指新加坡,金額單位為「新幣」

《香港01》早前做了一個「星印潔淨政策」系列報導,以新加坡和印度為學習個案,講述這兩個國家如何通過政策來保持國家的清潔。光是新加坡就用了3篇專題報導的長度,大贊新加坡如何用50年的時間成為全球最乾淨的國家,猛往新加坡人臉上貼金。身為新加坡人的紅螞蟻,聽了都「倍兒爽」,以下是紅螞蟻從報導中整理出來的。

生於60年代的蟻粉,一定看過依然是南洋小海港的新加坡。那時我國林立著破落的甘榜(雜貨店),市中心克拉碼頭對岸仍是殘破不堪的木造房屋,新加坡河也只有垃圾沒有魚,臭氣熏天。

沒看過漂垃圾的新加坡河的蟻粉,可以看看以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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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Singapore URA
1970年前的新加坡河

年輕蟻粉如今看到的新加坡河,已是經過長期治理的結果。不僅河水變得清澈,河畔也酒吧餐館林立,讓國人和遊人都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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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Bob T CC BY SA 2.0
今日的新加坡河

究竟新加坡過去這50年做出了什麼努力,把我國打造成世上最清潔的國家呢?讓紅螞蟻帶領你坐上「時光穿梭機」,回到建國之初......

回顧建國初期,「清潔城市」可謂新加坡的首要國策。

已故總理李光耀當時提出,以「植樹綠化市區」作為城市未來建設的大方向,並且嚴格規定新加坡在各個方面的清潔政策,包括增加城市綠化面積,潔淨市容,完善排污配套建設等,《香港01》形容,在當時的新加坡社會,這顯然是一種極為前衛先進的想法。

1968年,即新加坡獨立後三年,李光耀認為國家若要在世界舞台突圍而出,就必須從提升城市的潔淨度入手,因而推出「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全民清潔大行動則從2017年起,改名為「保持清潔,新加坡」(Keep Clean,Singapore)。

李光耀在發起這項運動時說明了原因:

「更清潔的社區能帶來更美好的生活,保持高昂的士氣,降低患病率,從而為通過工業和旅遊業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目標是「讓新加坡成為本區域最清潔,最環保的城市」。

首先是推出環境公共衛生法,務求培養國民的清潔意識,也奠定了新加坡以後以「罰」來規範社會不良行為的基礎。

另外,當年政府又制定政策讓路邊攤檔和街頭小販搬進熟食中心(小販中心)內,一來可改善市容,二來亦能保證食肆的衛生情況,降低食物安全風險。接著就是逐步整修市內的排污處理系統,清理新加坡河道。養豬和養鴨活動也逐漸喊停,國內的舊式馬來甘榜屋逐步拆卸,將區內居民全部搬入政府興建的組屋,整治市容。

新加坡小販中心庶民美食代名詞各社群最愛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新加坡擬申請將小販文化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小販中心是庶民美食的代名詞,成為大多數新加坡各社群的最愛。

有人說新加坡的清潔,是被罰出來的

這項全國清潔運動還首次引入「亂拋垃圾罰款」的懲罰性措施在建設「花園城市」期間,由於常以法律來制約國民的行為,新加坡在不知不覺中,也被取笑為「罰款城市」(Fine City)。

亂拋垃圾罰款,節節高。起初,亂拋如煙蒂,停車固本(編按:停車票卡)等的初犯者,可被判罰款200元(新幣)及接受15分鐘的輔導。重犯者以及亂拋體積較大物件,如飲料罐及報紙等的初犯者,得接受1到12個小時的勞改,並可被罰款1000到5000元不等。

2009年初犯者罰款額從200元增至300元,2013年初犯者罰款額增至500元,義務稽查員加入取締垃圾蟲行列。2014年修訂法令,將初犯者的最高罰款額從1000元增至2000元;第二次被控者最高罰款額從2000元增至4000元;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罰款也從5000元增至1萬元。

新加坡封殺口香糖已經舉世聞名。新加坡政府自1992年年起立法禁止製作,入口及售賣口香糖,違者會可被罰款高達1萬元和面對一年的監禁。而隨意投餵鴿子,違者可罰款500元。

另外根據環境公共衛生條例,用完公廁後不沖水,如果是初犯,罰款可高達1000元,重犯則是2000元,三次或以上則是5000元。此外,國家能源局也對沒有保持廁所乾淨的業者展開執法行動。當局從2014年4月1日起,將罰款額從100元增加到300元。

(宣導新加坡環境清潔的廣告)

地鐵列車及輕軌列車都嚴禁乘客在車廂內抽煙,可被罰1000元;在車廂內吃東西和喝水可被罰款500元,乘客也被嚴禁攜帶榴槤上公共交通工具。

在公路設施法令下,胡亂停放腳踏車阻礙公共道路的人,可被罰款最高2000元。

種種罰款旨在全方位維持城市的潔淨面貌。李光耀非常了解見微知著的重要性,堅持城市生活的細節是最需要受到規範的部分。

「罰款城市」的笑話在新加坡早已成老生常談,有商家還突發奇想,出售印有新加坡罰款告示牌的Ť恤衫,讓旅客當紀念品買回家。

令人欣慰的是,「罰款城市」(Fine City):Fine在英語中有雙重意思,一是「美好」,二是「罰款」。所以Fine City也有雙關意思,既指新加坡是個「美好城市」 ,也是「罰款之都」。

新加坡
Photo Credit:shankar s CC BY 2.0
印有各種新加坡罰款的Ť恤

獅城的潔淨並非國民的功勞,全賴清潔工人的辛勞?

數十年來,新加坡政府花費了大筆金錢去打掃城市,市容也大幅改善。不過,從根本來看,歷時已久的清潔城市國策,有真正提高市民的清潔意識嗎?

良策未必可完全根除弊病。為了保持「清潔城市」的美譽,政府耗資巨額來清理垃圾,制定改善街道環境的措施,包括聘請大量的清潔工人。

曾任公共衛生理事會主席的陸聖烈告訴《香港01》週報,在「保持清潔,新加坡」全國衛生計劃啟動之初,政策成效是可見得到的。愈來愈多人開始注重公共衛生,減少亂丟垃圾。

1989年新加坡的清潔工人只有2100名。隨著經濟起飛而變得富裕,也更容易借助外來的廉價勞動力清潔城市。今天新加坡街頭之所以如此乾淨,全賴一大群清潔工人按時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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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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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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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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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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