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如何(不)能替自身健康負責?從Barbara Ehrenreich晚期著作Natural Causes談起

個人如何(不)能替自身健康負責?從Barbara Ehrenreich晚期著作Natural Causes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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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比較正面一點的說,Ehrenreich希望藉著當代免疫學的「正在進行中的典範轉移」,鼓勵健康主義提倡者「謙虛」接受「我們〔的心靈〕並不是我們命運之唯一作者」。

文:黃華彥(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導言

自從民國七八零年代,台灣社會的主要死因,便從急性病(腸胃炎)和傳染病(肺炎),變成慢性病(癌症、腦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病等)。弔詭的是,雖然我們似乎接受生物醫療在控制慢性病上能力有限,但我們卻也同時越來越強調個人預防和治療慢性病的責任。這種「健康的個人責任理論」(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health),或是Robert Crawford帶有貶義稱之的「健康主義」(healthism),是立基於一種信念:我們可以透過「健康生活方式」(healthy lifestyle),包括飲食控制、運動、避免菸酒和非法藥物、保持正面情緒和思考等等各種健康實作(health practices),啟動我們身體內部——特別是免疫系統——的「自癒力」,以得到預防和治療慢性病的效果。

健康的個人責任理論宣導者,一般強調自身相對於生物醫學之「身心二分」以及「治標不治本」的優越性,稱自己為「整體」、「自然」、「系統」、「身心」醫學。健康主義支持者對於自身醫學思想以及療法之信心,只要去逛一下書店健康保健區瀏覽一下書名,就可清楚得知:「無病時代」、「過敏一定治的好」、「心轉,癌自癒」、「打造不老血管」、「吃錯了,當然會生病!」等等。

延續著Crawford對「健康主義」的批判,社會學一般將其視作正當化新自由主義下社會福利縮減的意識形態,強調其忽視社會不平等對健康和疾病分佈以及醫療資源使用之影響(可參考收錄於本網站的〈為何有些人比較健康長壽?〉一文,由元智大學王盈婷教授所著)。也有學者從Foucault的治理性概念,將健康的個人責任理論視為專家體制對日常生活控制深化的表現。基於學術分科的關係,社會學往往將健康實作的知識基礎和醫療作用「黑盒子化」,包括醫學場域對於健康實作的知識基礎和醫療作用之「內在」爭議,而聚焦於健康主義和不平等和專家控制等「外在」脈絡。

Barbara Ehrenreich在2018年出版的Natural Causes: Life, Death and the Illusion of Control(另有書名Natural Causes: An Epidemic of Wellness, the Certainty of Dying, and Our Illusion of Control),可說是既關照健康的個人責任理論之「內在」脈絡(醫療知識基礎和醫療作用),又將「內在」脈絡與「外在」脈絡連結起來的重要著作。作者援引自身的細胞生物學專業以及癌症經驗,不只質疑健康主義宣稱的保健效果,更直指健康主義的免疫學知識已開始受到當代醫療研究的挑戰。

在批判健康主義的知識基礎之外,她也反思此知識的社會效果,凸顯其如何正當化對慢性病者的污名化和社會排除,又加強新自由主義鼓勵的個人主義式思考。雖然著名社會學家Matthew Desmond和Arlie Hochschild皆大力讚揚此書,但目前尚未有學者提出有系統的評論。因此,我想藉此機會,討論此書並希望引起大家對此書重要論點的注意、甚至有興趣展卷閱讀,並關心健康主義對於個人和社會之可能負面影響。

書寫的個人生命史背景

Ehrenreich對健康和疾病相關議題的關心,起源於年輕時期,但隨著年紀有所轉折。在相對年輕時,她依據個人在避孕以及懷孕階段時,面對男性醫師的不愉快,以及由之而來的女性主義意識,批評醫療專業的男性中心主義。Ehrenreich對於健康的個人責任理論之注意,起源於中年。在Natural Causes一書的開頭,她即指出,她對於健康的看法,跟她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朋友們」不同。後者在「中年開始,或甚至更早之前」,便開始加倍努力的採納健康實作,包括運動、瑜伽、體檢、(越發嚴格的)飲食控制等等。Ehrenreich認為,這些朋友們基本上把老年等同於自我否定(self-denial),更糟糕的是,這些朋友似乎理所當然的把健康誤認為是美德本身(health i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virtue)。

相對的,雖然Ehrenreich承認自己也採納健康生活方式,但她並不像她的朋友般如此恐懼老化,因為(出版時76歲的)她逐漸接受「她已經老到可以死了」(old enough to die)。同時,她並不是為永遠健康或是表現自己道德高尚等抽象目的,而是為了健康實作的經驗性效果,才採納健康實作。吃健康的飲食,不是為了保健,而是因為覺得可口且維持飽足感。運動不是為了防病,而是運動完她覺得舒服。只有生病才看病,不做健檢,因為可能製造出無謂恐懼、過度診斷或甚至因為醫療程序而生病。

有讀過2009年出版的《失控的正向思考》的讀者應該知道,Ehrenreich對於健康主義的批判性興趣,也與她對健康主義的重要一環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醫療和道德作用之高度懷疑有關。在2000年,也就是她接近六十歲之前,她被診斷出乳癌。雖然大部分的乳癌都是在五十歲(她當時大約58或59歲)後被診斷出來,但因為她自認為「沒有醫學上已知的危險〔遺傳和生活方式〕因子」,所以「自認為不可能罹癌」。比生病更讓她吃驚的是,她發現自身對於癌症的恐懼,以及對於外在因素——環境污染以及過去八年賀爾蒙補充療法——可能害她得病的憤怒,皆被癌症病友文化強調的正向思考視為不健康的以及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