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務正業?】從只求物質到實踐多元價值,拒絕朝九晚五的「反文化青年」如何形成?

【不務正業?】從只求物質到實踐多元價值,拒絕朝九晚五的「反文化青年」如何形成?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台灣,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過著不以賺大錢、攀高位和穩定工作為目標的人生。這種反主流文化,其實得從歐美的垮掉派和嬉皮談起,也跟後物質主義與台灣的學運反文化有關。

近幾年的台灣,有越來越多青年投入環保、共享、反對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以本次專題的受訪者為例,有的人奉行「免費素食主義」(Freeganism),堅持以最節約且友善環境的方式過活,像是推廣免費商店的「空屋筆記」;有的人以撿拾廢棄物、不花錢的模式,運作廢墟民宿「紙寮坑藝術農工場」,且定期舉辦共同生活和勞動的公社式活動「苗.春祭」;有的人熱愛龐克文化的「自己做」(DIY)與無政府主義精神,並籌組獨立廠牌和玩樂團。

這些青年為了實踐各自的理念,走上了有別於主流職涯的「不務正業」人生。他們不以追求穩定工作、累積財富、個人成就、物質享受為生活目標,並對這些價值觀有所質疑,甚至反其道而行。而這波浮現於當代台灣的反主流文化(以下簡稱反文化),其實跟緣起於歐美的垮掉派、嬉皮有許多共通點,並和全球化下的政治經濟變化以及台灣的社會運動發展密切相關。這一代「反文化青年」其實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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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空屋筆記 免費的自由
創辦「空屋筆記」的楊宗翰,在克羅埃西亞當交換生時,跟一群無政府主義者佔領空屋(Squatting),過著吃剩食、辦免費派對和免費商店的生活。

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如何形成?

說起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簡稱垮掉派或垮世代),不少人可能會想到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而成熟於美國1950年代的垮掉派,是一群以詩人艾倫・金斯堡為首的藝文社群,著名成員還有《裸體午餐》作者布洛斯。他們用玩世不恭的作品,以及對性與毒品的開放態度,衝擊當時僵化保守、過於重視物質追求的美國社會,並影響到後來的嬉皮、龐克和各式解放運動(反戰、性別和民權運動等)。

反文化顧名思義,有它們反對的主流文化,那垮掉派抗拒的是什麼?《青少年文化比較》提到:擺脫30年代經濟大蕭條和40年代二戰的美國50年代,屬於「找回的一代」(也有研究者將這時期稱為「沉默的一代」),戰後渴望回歸常態、生活相對寬裕的他們,循規蹈矩、對世事與政治漠不關心。而不滿這些壓抑沉悶的價值觀,也試圖從他們所處的都市中產階級文化逃逸的「垮掉的一代」,則希望能漫遊到充滿樂子、富有異國情調的地方,享受爵士樂、性愛、詩歌和大麻。

嬉皮們怎樣看待工作和生活?

到了1960年代,深受垮掉派影響但更為入世的「嬉皮」,成為美國另一個重要的反文化群體,而他們共享著許多反主流的價值觀。

《青少年文化比較》提到,嬉皮對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如強調努力工作的新教倫理)深惡痛絕,也輕視財產權;「他們情願過貧困生活,希望與常規意義上的家庭、職業和成功期待割斷聯繫。」而嬉皮對於工作的看法,也跟當時機械化正盛、充滿制式工作的工業社會相反。《青少年文化比較》寫道:

「嬉皮尋求富有創造性而非待遇豐厚的工作環境,他們試圖打破工作和娛樂之間的屏障,認為工作應該是令人愉悅和富於創造的──這是對功利主義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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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靠賣藝維生的當代嬉皮,崇尚著1960年代盛行的反文化口號:「激發熱情、內向探索、脫離體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

嬉皮的沒落、貢獻和核心精神

1950-70年這代的反文化青年,隨著歐美經濟起飛和充足的社會福利而茁壯,後來則碰上因石油危機與製造業外移所導致的經濟衰退,以及主流社會的反彈而式微。但是,其精神仍持續影響後世,並在政治經濟再次劇烈震盪的21世紀前後復興。

《青少年文化比較》指出,看似不思進取、耽於享樂的嬉皮,拓展了生活與行動的另類選擇和視野,並促成更具草根性的性別、環保與佔空屋等運動。《打字機是聖潔的:最完整的垮世代傳記》也從正面概括垮掉派的核心理念:

「從根本來看,垮掉一代對於個人的重視,其實與絕大多數人相信的美國夢沒什麼不同。但他們反對以財務富裕做為個人成功的標準,認為應該以精神成長與思想自由來界定『更好、更富足與更幸福的人生』。

垮掉一代掀起的風暴,反對的其實是這樣的觀念:自由、繁榮與安全的實現,必須以犧牲人性為代價。對他們來說 ,讓每個人獲得解放,應該排在最優先的位置⋯⋯。」

從重視物質到追求多元價值,簡約浪潮如何席捲日本?

根據美國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的價值變遷論,當一個社會的經濟高度發展,衣食無虞的人們會從追求個人財富、社經地位和經濟成長的「物質主義」,逐漸朝向更重視精神層面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像是注重休閒、藝術、自我實現、生態、自由、性平、民主等多元價值。而首先出現於歐美的後物質主義,在經濟全球化下,也影響到日本和台灣等已開發國家。

日本社會觀察家三浦展在《第4消費時代:共享經濟,讓人變幸福的大趨勢》中,提出帶有後物質主義特徵的「第四消費社會」。他寫道,隨著美國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如嬉皮文化)風起雲湧,「簡單樸素的生活、生態、禪修、DIY等價值觀普及開來,這些都和現代日本大同小異。更確切地說,日本第四消費社會的源頭正存在於一這個時期的美國,特別是在年輕人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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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pixabay / Henry_Wang
三浦展認為,在崇尚簡約風的第四消費社會,無印良品和Uniqlo等主打樸素、平價的品牌因此風行。

三浦展分析,第三消費社會(1975-2004)是3C產品開始盛行的高度消費社會,隨之而來的物質主義,把大量消費和累積私有財高舉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因此壓制了70年代剛萌芽的環保和節約意識。而第四消費社會(2005-2034)的興起,正是要解決上述趨勢泛濫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過度浪費、環境惡化與人際疏離。

到了第四消費社會,溫飽有餘、難達富貴的人們開始思考:「除了物質,什麼才能讓人變得幸福?」不買車不買房、「斷捨離」(捨棄不必要的物品)、注重環境,或是「以租用、共享取代佔有」等脫離私有意識的簡約風潮,就此興起。

另外,受到第四消費社會價值觀影響的人,會開始嘗試用回饋社會、線下交流和建立聯繫,逐漸替代由消費而來的短暫快樂。三浦展分析:

「為了佔有物品、為了增加私有財產的數量、為了住更大的房子、乘坐更高級的轎車而去工作,並以犧牲自我為代價,這種戰後的價值觀漸漸失去力量。」

而在第四消費社會,也有越來越多人從考試至上、正式僱佣勞動、以營利為目的等重視「結果」的型態,轉變成行動本身就能帶來滿足感的模式。三浦展對此總結:「我們追求的,不應該僅是『效率』或『進化』,而是開始追求從『活著本身』得到『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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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_ Kripptic@Flickr CC BY 2.0

台灣反主流文化如何萌芽?簡介噪音運動與另類藝文社群

隨著台灣的經濟和教育水準漸趨成熟,以及解嚴後的各式社會運動(如教改、性別、社區、環保)衝擊了威權保守、發展至上的價值觀,使得不少人的觀念大異於上一輩,甚至開始實踐類似垮掉派、嬉皮和後物質主義、第四消費社會式的生活。

台灣民眾之物質/後物質主義價值:社經、地區與政治態度差異》的研究結果指出:早在1993年,台灣民眾具有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比例是16%,已接近數個西歐國家。

《天下》2017年的萬人調查也顯示,生長在經濟相對寬裕,但是面臨低薪高房價的20-39歲青壯世代,對於「成功」的定義,以「擁有安排自己時間的自由」和「實現自己的理想」兩個偏向個人自由的選項最為熱門。

至於台灣的反文化發展,可以回推到解嚴後不久的「學運反文化」和「噪音/聲響運動」,以及源自嬉皮、龐克的「自己幹」(DIY)文化(不假手商業化的一條龍生產、重視群眾協力和直接行動),與2000年後的社運影響。

解嚴前後的政治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為挑戰主流體制而生的反文化運動也不例外。羅悅全寫道: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一群充滿激情、想多做點什麼事的外圍學運青年,試圖找尋體制外的施力點,各種跨校、跨領域的「音樂、學運、劇場、前衛藝術、實驗短片、地下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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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ubbha@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1990年台北野百合學運。

台灣噪音運動推動者林其蔚也指出,在國民黨被強力抨擊、民進黨於台北尚未站穩腳步的1990到1995年,是學運反文化最興盛的時期:濁水溪公社、零與聲音解放組織、破週報、地下社會、甜蜜蜜小吃店、破爛生活節空中破裂節後工業藝術祭(第二次破爛生活節)、戶外的地下Rave Party(銳舞派對)、第一屆春吶⋯⋯都產生於這一時期。

而上述幾個非典型文化活動,便是台灣最早的戶外藝術祭,其中包括駐村生活、即興音樂、裝置作品、劇場。而羅悅全提到,籌辦過兩次破爛生活節、成立另類反文化據點甜蜜蜜小吃店的藝術家吳中煒,當時曾在台北河岸的荒地裡「建村」,「用撿拾甚至偷竊來的廢棄模板、鷹架、布棚、發電機搭出舞台。」這些複合且克難的活動內容與特質,在歐美的嬉皮社群和台灣後來的公社式活動皆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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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苗.春祭 Sprouts Art Festival/攝影:歐戀吉
走集體公社路線的南投「苗.春祭」。

然而,這波狂放土炮的反文化運動,在1995年後逐漸轉型或被收編至體制內。游崴提到:後工業藝術祭結束後,靈魂人物吳中煒和搞噪音的創作者四散各地,「很多原本只在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活動的藝術家、文史工作者,也開始成為公部門文化活動的下包對象,造就出另一波前衛藝術的遜/馴化。」

2008年後,台灣社會再次波濤洶湧:金融海嘯衝擊了經濟,眾所周知的22K方案應運而生;馬政府時期的政治環境持續惡化,催生出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反核、大埔事件和太陽花運動,加上有機農業、青年返鄉等風潮的影響,到了2010年後,重視環保、集體勞動、平等合作、非商業考量的反主流文化活動和聚落再次湧現,像是:

一年一度聚集許多獨立創作者在花蓮鹽寮舉辦的「海或 瘋市集」(2010-);一群年輕人用社運、表演、展覽、講座、市集等方式關注環境和社會議題、以公社形式運作的台南「能盛興工廠」(2014-2018);位於埔里桃米坑的廢墟民宿,並定期舉辦另類藝文活動「苗.春祭」的「紙寮坑藝術農工場」(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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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能盛興工廠

另外,2008年後的台灣,還有一些積極介入社會、帶有無政府主義思維(重視參與者的平等自治、反對權力集中等)的另類藝文組織出現。

謝碩元在其碩士論文提到,因2008年野草莓運動而相遇的幾位青年,以多人共同經營的實驗模式運作「直走咖啡」(2009-2012,部分成員後來改去參與前述的能盛興工廠),以及太陽花運動後重組的「半路咖啡」(2014-),都時常在猶如社運基地的店內放電影、辦講座和表演。而以出版小誌(Zine)、策劃DIY音樂活動為主的反文化組織「愁城」,跟半路咖啡同樣成為關注社會議題和非主流藝文者的重要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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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愁城 Trapped Citizen
愁城曾邀請中國老牌龐克團「生命之餅」來台表演和參與其樂團紀錄片的映後座談。

總結:看見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綜觀垮世代、嬉皮和台灣反文化青年的共同特質,可以用《青少年文化比較》這段話來作小結:「我們努力促成的文化,更重視合作、表達、社群主義、存在、藝術創造和自治,而不是競爭、成功、利己主義、行動、賺錢和服從。」

而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反文化組織,在平等自治的理想和實際運作兩方面常是張力十足。當嬉皮和台灣的類似社群對人性與社會運作產生誤判時,便會隨著政治經濟的變化和失序、傷亡事件而有起落。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些相對前衛的反文化群體,時常提醒著汲汲營營的人們,生活不是只有一種可能,一昧追求私利也不見得是人生的最佳選擇:

「反文化者意識到,富裕並不能醫治人們的憂傷和孤獨,也無法消除競爭帶來的壓力。相反地,他們透過與其他志趣相投的個體構成的支持結構,可以為人們探索這些問題另闢蹊徑。」──《青少年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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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