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活在「民族時代」之中的鄂圖曼帝國後代子孫

《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活在「民族時代」之中的鄂圖曼帝國後代子孫
攻陷君士坦丁堡|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將現在的問題根源,往前追溯到始於十四世紀、終於十八世紀末的鄂圖曼帝國的傳統體制,然後做出通盤徹底的理解,無疑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工作。但是,絕不能將之用來當作強化近代各民族立場的道具,因為前近代鄂圖曼帝國,是一個與民族概念扯不上關係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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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佳世子(はやし かよこ)

土耳其民族主義與土耳其共和國

鄂圖曼帝國開始具體出現攸關日後土耳其共和國成立的「土耳其人的國家」形象,是在「統一進步委員會」成立的十九世紀末,該委員會於一九○八年成功掀起「突厥青年」革命。如前述,十九世紀中葉,巴爾幹基督教徒獲得民族認同後加速反抗運動,近代鄂圖曼帝國則藉由提倡民族平等,致力拉攏巴爾幹基督教徒。然而,這些政策未能奏效,於是當巴爾幹基督教徒脫離帝國掌控的情勢逐漸明朗時,鄂圖曼帝國統治階層開始盡全力抓緊手中剩餘的安那托利亞及阿拉伯地區——也就是穆斯林的居住地區,並堅持到最後一刻。

當時,鄂圖曼帝國採取的方法有二。一是自稱穆斯林的共同體領袖——哈里發,此乃鄂圖曼向伊斯蘭世界全體主張權威的宣言。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自從阿拔斯家族的哈里發因蒙古入侵而慘遭殺害以來(一二五八年),原本已銷聲匿跡。但後來馬木路克王朝擁戴一名自稱阿拔斯家族哈里發後裔的人物。保護其安全之後,哈里發一脈得以相承,直到馬木路克王朝滅亡。一五一七年謝利姆一世征服開羅後,曾一度將該名哈里發帶回伊斯坦堡(隨後又將他送回開羅)。這段軼事在十九世紀被改寫成哈里發之位已由鄂圖曼王室傳承下來、並成為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推行伊斯蘭主義政策的依據。

這樣的伊斯蘭主張,往往被視為既復古又不符時代潮流,但實際上,這可說是歐洲諸王室乃至日本天皇宗室等,近代各家王權慣用的宗教「腳本」的鄂圖曼版。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同時在其他方面推行現代化與西歐化的政策,因為蘇丹─哈里發的論點並不與這些政策相牴觸。

伊斯蘭世界各地遭歐洲諸國猛烈攻勢,並不是沒有民情冀望鄂圖曼帝國出來領導他們。但蘇丹-哈里發的論點,原本是為了延長帝國壽命所提出,不具有實際的效用。這項為了取得阿拉伯地區人民效忠而祭出的政策,也隨著後述第二項方法的實施而逐漸喪失光環。

鄂圖曼帝國為了維持對阿拉伯世界的統治,所採取的第二項方法,是以殖民主義的方式來進一步加強對阿拉伯地區的統治。這樣的作法引起阿拉伯人民的反彈,反而促使阿拉伯人民族主義的生成。

阿拉伯民族主義萌芽的同時,鄂圖曼帝國也開始出現土耳其民族主義。正因為土耳其民族主義是一種將土耳其人以外的穆斯林排除在近代鄂圖曼帝國統治階層之外的主張,所以不到最後關頭,很難浮出檯面。然而,受到來自俄羅斯統治的中亞及高加索等地移民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薰陶,以及帝國諸民族的民族主義啟蒙,土耳其民族主義的主張變得越來越強烈。

正因為這種「土耳其人」的主張是出自鄂圖曼帝國高層核心,因此以土耳其民族主義重寫鄂圖曼帝國的本質也變得不無可能,而這個可能性在一九○八年的「突厥青年」革命中獲得實踐。於是,二十世紀的近代鄂圖曼帝國形象開始與「突厥人的國家」重疊。

然而,二十世紀的鄂圖曼帝國是在做出了龐大的犧牲後,才完全轉變為「突厥人的國家」。就算以簡單一句宣稱「安那托利亞是屬於土耳其人的」,那裡還住著許多亞美尼亞人或庫德人等非土耳其人的居民。換言之,土耳其民族主義的主張愈是明確,與現實情況的衝突就愈鮮明。

使鄂圖曼帝國徹底從歷史舞台退場,並另外揭開土耳其共和國序幕的導火線,是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加入德國陣營的決定。鄂圖曼帝國因與俄羅斯關係密切而加入同盟國,在安那托利亞東部及阿拉伯地區敗給協約國軍隊,至此,鄂圖曼帝國的氣數已盡。根據一九二○年的《塞弗勒條約》(Treaty of Sèvres),安那托利亞大半範圍遭歐洲列強瓜分,在地圖上決議將安那托利亞西部割讓給希臘,亞美尼亞建國,並在安那托利亞東南地區形成庫德人自治區。伊斯坦堡被英國等協約國軍隊占領,陷入「突厥人的國家」將被限縮在安那托利亞中部的困境。

面對眼前局勢,義勇軍在安那托利亞集結,高舉著土耳其民族主義的旗幟,大破亞美尼亞軍及希臘軍隊,阻止安那托利亞在地圖上任人宰割的事實。結果,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根據《洛桑條約》(一九二三年)保有了安那托利亞全境以及直抵愛第尼的巴爾幹地區的所有權。這一系列的戰爭有別於以往的地方紛爭規模,土耳其付出了犧牲二百五十萬人的慘痛代價,讓原本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亞美尼亞人銳減至不到十分之一,據說其中有六十萬至八十萬人死在戰場上。土耳其國建立後,在國民交換政策上,要求五十萬名穆斯林從希臘搬回土耳其,安那托利亞則有一百二十萬名基督教徒迫遷希臘。不過,上述各項人數至今仍有爭議。

該運動領導人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一邊利用近代鄂圖曼帝國所培育出來的人力資源,一邊推動抹煞鄂圖曼帝國存在的政策。土耳其共和國最具代表性的施政方針,便是藉由否定伊斯蘭的象徵及其政治功能來摒棄伊斯蘭。

「能說自己是土耳其人的人民最有福氣」的標語,正是一九三三年凱末爾強打的口號。雖然這句話是對土耳其人發出的宣言,但對於生活在土耳其共和國國境地帶的非土耳其人而言,想必也能理解成敦促同化的口號。從鄂圖曼帝國誕生的各個繼承國,以一種極為嚴苛的手段,驅使著國家創造鄂圖曼帝國所無法實踐的同質「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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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穆斯塔法.凱末爾,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攝於1936年)。
阿拉伯地區的發展

在近代鄂圖曼帝國滅亡以前,阿拉伯地區除了埃及和北非以外,大半受鄂圖曼統治。但理所當然的,阿拉伯並非團結統一的地區。如前所述,敘利亞與北伊拉克為鄂圖曼帝國的直轄地,至於這兩地以外的地區,在過去就與伊斯坦堡維持著若有似無的關係。

十九世紀近代鄂圖曼帝國開始對阿拉伯地區加強治理。面對巴爾幹與埃及等地的叛變,鄂圖曼帝國亟欲落實對剩餘疆土的支配權。於是,政府在以往僅進行間接管理的地區重新設置行政區,並從中央派遣行政官。一八三一年驅逐巴格達領導人達烏特.帕夏(Daut Pasha),中斷哈桑帕夏王朝的統治。一八三五年利比亞的卡拉曼里王朝發生動亂,帝國乘機奪取該地,實施直接治理等。這些都是鄂圖曼帝國實際作為的表現。接著在一八四三年將黎巴嫩山岳地帶納入直接管轄,嘗試對馬龍派(Maronites)基督教徒及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德魯茲派(Druze)教徒進行實質統治。另外還與英國爭奪阿拉伯半島,並於一八七二年再次統治葉門。

這樣的直接統治及強化管制,在十九世紀末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時代更為顯著。從鄂圖曼政府在這段期間的施政當中,可以看出一套殖民主義的慣用公式,將這些地區視為伊斯坦堡文明鞭長莫及的蠻荒之地,帝國再以一副救世主之姿現身,援助該地開化文明。十九世紀的鄂圖曼帝國常被誤以為是受歐洲列強欺壓的軟弱病夫,但對於受其統治的阿拉伯地區而言,鄂圖曼帝國同時也是一個執行帝國主義統治的主體政權。

鄂圖曼帝國這些舉動,當然引起了在地有力人士及阿拉伯知識分子的反抗。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鄂圖曼帝國的統治愈來愈傾向「土耳其化」,於是在阿拉伯地區開始出現從鄂圖曼帝國獨立的具體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在這樣的情勢下爆發的。英國為了牽制在阿拉伯半島處於敵對立場的鄂圖曼帝國,利用阿拉伯人的獨立運動,承諾戰後阿拉伯得以獨立(《胡賽因-麥克馬洪協定》[Ḥ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來唆使阿拉伯對鄂圖曼帝國群起叛變(一九一六年)。但在鄂圖曼帝國崩潰後,英國一筆勾銷前述協定,與法國一同執行委任統治,實質瓜分了阿拉伯地區。當時根據英法兩國國力及情勢所需而人為畫出的國界,規定了今日所見伊拉克、科威特、巴勒斯坦、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埃及等國的「阿拉伯諸國體制」。

於是,近代鄂圖曼帝國生疏不擅長的殖民地統治,由道地的殖民統治專家——歐洲列強——接手過去,這段期間在阿拉伯各地發生的民族主義運動則遭列強以武力鎮壓。

另一方面,自一八八○年左右起,猶太人便陸續從俄羅斯等歐洲諸國移民至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據說已有六萬名的猶太移民遷居該地。英國以一種與《胡賽因-麥克馬洪協定》相互矛盾的形式給予猶太人興建國家的承諾(《巴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更成為猶太人進一步大舉移民的誘因(一九一七年)。英國無視於移民現況與當地社會所做出來的承諾,成為巴勒斯坦今日懸而未決的問題起點。

鄂圖曼帝國的記憶

一九二二年,凱末爾所領導的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決定將蘇丹制與哈里發制一分為二,蘇丹政權就此崩潰,鄂圖曼帝國滅亡,哈里發之位也在一九二四年廢除。鄂圖曼王室成員遭土耳其共和國政權驅逐海外,分散在歐洲諸國及印度等地;一九七四年以前,土耳其政府甚至不准王室男子入境。一名傳聞是阿布杜勒哈密德二世之孫、繼承奧斯曼當家之位的人物,後來在巴黎的墓園裡工作,而他於一九九四年逝於尼斯的消息,也曾在土耳其報章引來不少討論。但這些消息的熱議,多半不過是現代土耳其人對那些生活在海外的鄂圖曼王室末裔心生好奇所產生的現象。如今鄂圖曼王室只是一個充滿懷舊的話題而已,對土耳其民族主義國家的土耳其人來說,他們的存在顯得突兀又奇特。

鄂圖曼帝國的過往早已遙不可及,但在政治的各種場面上利用鄂圖曼帝國的歷史背景來借題發揮的行為卻從未停歇。例如,當初土耳其共和國加入歐盟時,在政治家進行評論或發表贊成與否的宣傳活動上,將土耳其與曾為歐洲一大威脅的鄂圖曼帝國畫上等號早已成為慣用手法。同時,不只是土耳其,凡是從鄂圖曼帝國誕生的各個國家,現在也仍然活在「民族時代」之下。而且正因為「民族時代」所面臨的問題錯綜複雜,使得鄂圖曼帝國至今依舊被迫扮演著始作俑者的角色。

至於以前屬於鄂圖曼帝國統治的地區,在今天民族紛爭依舊層出不窮的情況下,就不用再多做說明了。諸如巴爾幹地區舊南斯拉夫各地的紛爭(尤其是波士尼亞或科索沃等地的紛爭)、土耳其與伊拉克的「庫德人」問題、黎巴嫩的教派對立等等,都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如前所述,看不見解決出口的巴勒斯坦問題,也是始於鄂圖曼帝國時期。想要在不可能以單一教派或民族構成國家的舊鄂圖曼帝國範圍內打造一個本質均等的民族國家幻想,時至今日依舊不斷散播著不幸的種子。

將現在的問題根源,往前追溯到始於十四世紀、終於十八世紀末的鄂圖曼帝國的傳統體制,然後做出通盤徹底的理解,無疑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工作。畢竟,在人口構成、社會結構、統治傳統及文化交流等各面向,過去的種種理當會影響現在的發展。但是,絕不能將之用來當作強化近代各民族立場的道具,因為前近代鄂圖曼帝國,是一個與民族概念扯不上關係的國家。正因為鄂圖曼帝國的歷史長久以來一直被後繼諸國的民族國家利用來發展本國的民族主義,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更加小心謹慎——如何使鄂圖曼帝國不受近代民族主義所束縛,以其本身的價值尋求歷史定位,依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與此同時,活在「民族時代」之中的現代巴爾幹、安那托利亞和中東一帶的人民是鄂圖曼帝國後代子孫,則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假設過去的記憶真的具有創造「未來」的力量,那麼巴爾幹、安那托利亞、中東地區的人們以往所共同擁有的鄂圖曼帝國的記憶,絕非毫無意義。他們共享的時間橫跨了五百年。筆者衷心期盼,未來的某一日,這個事實能夠成為巴爾幹、安那托利亞、中東民眾引以為傲的共同記憶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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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跳脫土耳其視角的非伊斯蘭帝國》,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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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佳世子(はやし かよこ)
譯者:林姿呈

撼動歐亞、終結拜占庭千年統治
無法用「民族國家」觀念來理解的龐大帝國――

鄂圖曼帝國=土耳其人統治的土耳其國家?
所謂的鄂圖曼治國體制,與伊斯蘭法有何關聯?

十四世紀初葉,在安納托利亞邊境誕生的小國――奧斯曼公國,發展成覆蓋巴爾幹、安納托利亞、阿拉伯世界、北非的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至十九世紀為止,鄂圖曼帝國在橫跨約五百年的時間,管理多民族與多宗教,實現長期的安定,使得東西文明的界限日趨模糊。爾後,鄂圖曼帝國又延續了近百年,直到一九二二年方才落幕。

本書追溯的是這當中以獨特的治國機制崛起、運作,最終走向衰頹的前近代鄂圖曼帝國的五百年歷史。該機制的特性可稱為「鄂圖曼體制」,如同歐洲蔚成一大體系一般,獨一無二,且在十九世紀前的世界各個角落裡,或許都能找到類似體制的蛛絲馬跡。

《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正因為鄂圖曼帝國的歷史長久以來一直被後繼諸國的民族國家所利用,以圖發展本國的民族主義,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更加小心謹慎。如何使鄂圖曼帝國不受近代民族主義所束縛,以其本身的價值尋求歷史定位,依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本書的啟示是:鄂圖曼帝國應被理解為是由一群後天取得「奧斯曼人」之自我認同的成員所統治的國家,而非單純的土耳其或伊斯蘭國家。這和清帝國的「旗人」包括滿蒙漢有相似之處。今天的台灣該如何看待鄂圖曼帝國裡多元族群融合的現象?鄂圖曼帝國以伊斯蘭法同時管束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這其中有何可借鑑之處?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議題。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跳脫土耳其視角的非伊斯蘭帝國》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1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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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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