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Map與地理媒介:人機結合下的旅行,你自願參與了地理資訊的建構

Google Map與地理媒介:人機結合下的旅行,你自願參與了地理資訊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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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促成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走踏的超級冷門風景、地方傳說地點、氛圍氣懷舊喫茶店,到底怎麼找到的,這些地方聽都沒聽過。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的會因為使用Google Map而搶回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紙本地圖的時代

在很多情況下,我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方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玩,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實踐包含許多環節,而旅行本身的經驗也由生活中多樣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Google地圖的出現

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樣的數位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其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疊和互動,讓旅人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書寫,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而後,Google很快地持續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GPS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 and Ji, 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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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透過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促成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我們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以此實際的、當下的經驗,提供給其他旅人進行旅遊決策。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景,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

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主題對話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的組合: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個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並獲得樂趣。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回歸地方化?

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ts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社會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地,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回到McQuire(2017)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可能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參考文獻
  1.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Publications .
  2. 廖酉鎮、陳均伊(2013)。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科學教育月刊》,358,36-54。
  3. LO, K. H. (2012)。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文化研究@嶺南》,32(1),1-12。
  4.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5. McQuire, S., & Ji, P. (2019). 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 資訊社會研究, 36, 5-26.
  6.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7.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
  8. McQuire, S. (2017).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John Wiley & Sons.

本文經偽學術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