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讀懂哲學經典》：約翰彌爾《論自由》——個人自由與國家秩序之間如何平衡？

文：湯姆・巴特勒－鮑登（Tom Butler-Bowdon）

《論自由》（On Liberty）

• 讓自由值得其名的方式，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追尋幸福，前提是不刻意剝奪或阻攔他人獲得幸福。
• 個人的行為不需對社會大眾解釋，因為除了他自己，沒有人關心這些問題。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利益是必要的，他人的建議、指令、說服、廢止，都只是社會唯一能合法地表達不喜歡或不贊成個人行為的方法。
• 與性格發展成正比，每個人都會變得更有價值，因此能夠對他人更有價值。

總結一句：除非一個人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直接傷害，那麼他就有絕對自由。任何開放社會必須賦予自由優先權，而不是標榜為人民利益的政策。

同場加映

• 傑瑞米．邊沁《論道德與立法的原則》
•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

個人自由與國家秩序之間如何平衡？約翰．斯圖亞特．彌爾寫於一八五九年，說這是「未來的問題」，直到現在，他對這個問題的想法仍至關重要。

彌爾知名著作《論自由》一開始，他控訴：「因為缺乏一個公認的普遍原則，自由經常被賦予在應該被扣留之處，又在應該扣留時，被賦予自由。」彌爾尋找能糾正這個錯誤的方式，而這本書也成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政治對手，《國富論》描述個人自由的合理範圍及政府的權限。

彌爾的父親詹姆斯是傑瑞米．邊沁的追隨者，彌爾也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成為效益主義者。彌爾三十歲時，他的父親與邊沁相繼逝世後，開始自由地探索自己的哲學思想。三十五歲時彌爾與哲學家哈莉特．泰勒（Harriet Taylor）相識，彌爾認為《論自由》應該是與她的「共同創作」。一八六九年彌爾著作《女權辯護：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中，可見泰勒對彌爾的重大影響。在泰勒的丈夫過世後，他們熱烈且真摯的愛情也有了結果，兩人步入婚姻。

彌爾的思想中，個人的自由與政治上的自由有什麼關聯性？他說政治自由允許個人發展，呈現於社會實踐潛能，因為所有問題都開放辯論，因此社會及科學上的進展都更加容易推動，結論是生命中所有細節都有益於更大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在彌爾寫作的時代，他認為只有相當少數的國家，可以被稱為民主國家，政府的架構不能保證真正的自由，因為當權者將成為與人民不同的另一種階級。此外，即使是民選政府，依然會壓迫社會中某些團體，也就是「多數暴力」，彌爾認為這可能是比一般政治迫害更糟糕的統治方式，這是社會暴力，強迫每個人依照「對」的方式行動，說到這部分，彌爾預言二十世紀的共產國家，不符合新的社會規範，必須被「再教育」，這樣的政權不僅奴役人的身體，更看重奴役人的心靈及靈魂。

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治理社會、個人思想與信仰自由之間，如何妥善設定界線，多數統治不能建立任何普遍道德，但這卻是上流階層的喜好表現。彌爾說，少數宗教團體知道他們不可能成為主流，於是努力爭取法律上的宗教自由，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踐宗教自由。人類本性並不寬容，當太多互相競爭的宗教團體，互相不樂見對方成為主流團體時，就會順勢產生寬容的政策或法律。彌爾知名的保證自由、避免傷害的標準或原則，都是因這些發展出來的：

文明社會中，唯一能阻撓公民意志行使權力的理由，就是避免傷害他人。人的善，不管是實際或道德上的，都不足以成為藉口，不能理所當然地打著為你好的名義，或者為了讓你更快樂，被強迫或忍受強加於自己身上的行為，甚至只是在別人眼中看來，這麼做更為明智或更正確。

同理。政府或主流團體不能將法律強加於人們身上，理由只是「為了人們好」，反之卻將自由視為不好的事，除非公民行為顯然對他人不利，否則就應該有權為之。彌爾說：「只關心自己的部分，展現了他權力的獨立性，超越了自己，超越他的身體與心志，這個個體是至高無上的。」

特定自由

彌爾提出幾個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應該被視為基礎權利的個人自由：

• 意識自由
• 思想及感覺自由，包括「任何實際或推測、科學、道德、神學議題」
• 發表意見自由
• 嘗試或追求的自由，或者「制訂符合個人特質的人生計劃」
• 交際自由，以及以特定目的聚集人群的集會自由

彌爾提到，即使在一八五○年代的英國，人們仍會因宣布不信上帝而入獄，這些人甚至沒有權力為他們的「罪行」申辯，社會普遍接受將不同信仰的人排除於法律之外。

矯正思想及信仰是件蠢事，在蘇格拉底及耶穌受迫害的前例中就能知道，彌爾說，但現在他們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當人人都看到那些曾被視為「邪惡」的人，如今都成為「偉大」的人，他們必須感知到現在的想法通常也有缺陷。彌爾說，歷史上無論什麼時候，社會或國家都會有不需爭辯的原則，避免討論大型議題，「我們不能期望找出歷史中某些非凡時期，普遍心理活動的規模」，一個國家會變得強大，不只是靠著強制秩序或權力，而是大膽放開手，了解藉由開放討論能得到的好處更多，確實，讓優秀的人盡情施展才華，就能有更大幅度的進步。

個人是良好社會的基礎

彌爾說，在個人發展方面，「異教徒的自我主張」與「基督徒的自我否定」一樣有效。一個人能對社會更有價值，與他們性格成熟成正比：「所有明智或傑出的事情，都必須來自個人；一般來說，首先來自一部分的個人。」

彌爾寫道，一個國家古怪行為的數量，會反映出其中的「天才、精神活力、道德勇氣」，英國維多莉亞時代以價值觀聞名，卻也是出了名的古怪時代。他說人就像植物：他們最大的不同，僅是讓他們蓬勃發展的需求不同。彌爾大膽地說，歐洲的成功是它養育且接納個人性格的成果，與中國或日本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一致的觀點不同。

彌爾寫作時期剛好摩門教興起（就像是當時的山達基教），因為允許一夫多妻制，有位作者稱之為「退步的文明」，人們都想對它祭出禁令。雖然彌爾本身並不喜歡宗教，但他說：「我不知道有任何團體有權強迫別人變得文明。」如果社會中沒有其他人被他們直接傷害，就沒有理由以法律箝制它，彌爾以這個方式解決問題：

沒有人僅僅因為喝醉就該被處罰，但士兵或警察若在執行勤務時喝醉，就應該被處罰。簡單來說，只要有確切的傷害或造成傷害的風險，不管是對個人或大眾，就該被剝奪自由，以道德或法律論之。

但是，這種傷害必須是蓄意且清楚的，若非如此，人們應該要能毫無牽掛地跟隨他們的信仰、人生計劃、事業、興趣，而非法律。

運用原則

根據他的原則，彌爾用很長的章節討論政府政策的問題。舉例來說，自由社會中有沒有人能真正捍衛賣淫或賭博的禁令，人們應該可以在良心範圍內自由地買春或賭博，但「人們是否可以自由地為妓女招攬生意，或者開立賭場呢？」彌爾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他重申政府的角色並不是為人們的「私利」制定法律，只是避免直接傷害；如果人們想要喝酒或賭博（或所有消極行為），那也是自己的選擇，政府只能透過稅金及頒布許可證，扮演避免傷害的角色，而彌爾同意提高酒稅，讓人們少喝一點。同時彌爾也支持政府要求想結婚的人們，提出他們有充足資源養育下一代的證明，避免孩子來到這個世界就因貧苦而過著悲慘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