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中國政府對「無業遊民」始終心存懷疑,積極協助窮人赴邊陲地區墾殖

《大分流》:中國政府對「無業遊民」始終心存懷疑,積極協助窮人赴邊陲地區墾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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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人的移居,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在出清地區的過剩勞力上,似乎可能比歐洲人的移居,效用更大得多。另一方面,為追求豐裕之資本而移居,在歐洲可能也較容易。

文: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歐洲與亞洲的市場經濟體】

(前略)

遷徙、市場與建制

照一般人的想法,貧窮的勞動者(如果能遷徙的話),若非遷往土地/勞動力比率較高的地方(通常是邊疆地帶),就是遷往資本/勞動力比率較高而有營建、服務或製造業工作的地方(往往是城市,但並非都是城市)。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期間,前一種模式還比後一種模式吸收較多的人力,而且這一模式在中國的發展程度遠優於在歐洲。

尋覓較豐饒土地的歐洲人,理論上若非往東中歐(East-Central Europe)和東歐找,就是往大西洋彼岸找。但由於數種建制性限制(往往被統歸於「莊園制度」、「封建制度」或「再版農奴制」底下),來自西歐高人口密度地區而能藉由東遷來改善生活者,少之又少;這些人其實得接受較不自由的法定身份和對他們所據為己有之土地的不明確所有權(更別提取得資本、進入市場的管道有限之類的邊疆常見困擾)。的確有一些自由的德意志人,根據賦予他們牢固之法定身份的明確協議,遷到俄羅斯和普魯士;也有一些自由的荷蘭人根據這類協議遷到立陶宛,但這些都是例外。整體來看,不管是和我們所認為在虛構的一統歐洲裡會有的遷徙相比,還是和中國境內差不多一樣長距離的遷徙相比,往東移到較無人煙且可能肥沃之區域的遷徙,規模都很小。一般來講,要等到十九世紀法律大變革和東歐人口急速成長後,那些地方才會被填滿。

就連西元一八○○年前歐洲人往到處有新土地的「新世界」的遷徙,都比不上中國人的遷徙。西元一八○○年前遷徙到美洲的歐洲人總共大概不到一百五十萬。此外,從英格蘭移過去者,有將近三分之一是契約僕役,而諸多殖民地裡的政策,使窮人難以隨心所欲利用「新世界」 的機會。移入美洲的歐洲自由民數量,光是和英國境內的剩餘勞動者數量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完全無法像正要出清的勞動力市場所會有的作用那樣,使大西洋兩岸自由白人的生存機會均等。例如,約一七○○年時,往北美新英格蘭地區遷徙,可以使英格蘭年輕人的平均餘命增加約十年,但要到一八○○年後,才會出現龐大移民潮。

就「新世界」來說(與東歐不同的),相對於窮人的收入與儲蓄,移居到該地的成本甚高,從而很可能是比任何法律困擾還要大的障礙。不過,值得一提的,大部分人只有同意當契約僕役,才支應得了移居的成本,而就連此協議的條件內容,都大大受制於出口導向的大種植園主對勞動力的需求高低、和如果契約僕役太昂貴他們可轉而使用奴隸一事。在中國,朝廷一再為集體移民到勞力稀缺地區之事大開方便之門,而且以允許墾殖者保有自主地位為條件推動此類移民,而在歐洲,肯定沒有類似的情事。

中國在這方面的作為,往往包括提供盤纏、初期貸款、種子,協助獲得耕畜、基本資訊和土地。光是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期間,長距離遷徙到中國低度開發區(和因為十七世紀戰禍而人口大減的地區)的移民,無疑就超過一千萬人,而且大部分拓殖者建立了可終身保有的農場;那些變成佃農的人,幾乎個個是自由佃農。由於手中資料不足,無法探明這些移居行動使不同地區的收入均等化到何種程度,但軼事性證據顯示,中國境內充滿機會的土地很快就被占光,致使遷徙到邊疆地帶不再是改善生活的明顯途徑。於是,中國人的移居,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在出清地區的過剩勞力上,似乎可能比歐洲人的移居,效用更大得多。

另一方面,為追求豐裕之資本而移居,在歐洲可能也較容易。雖然在最缺資本的歐洲地區(例如俄羅斯),人的流動性的確頗低;或是誠如前面已提過的,英格蘭濟貧法之類的建制,可能對連從英格蘭某個貧窮堂區移居到倫敦(或後來曼徹斯特)之事,都起了人為的抑制作用。但在十七、十八世紀裡,有許多歐洲人的確遷往短距離或中距離外的核心區域(例如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遷往荷蘭,愛爾蘭人遷往英格蘭)。

中國政府對「無業遊民」始終心存懷疑,喜愛農民更甚於無產階級,因此雖然積極協助窮人赴邊陲地區墾殖,卻完全未推動窮人前往核心地區尋覓工作機會;事實上,官方的某些政策抑制這類移動。饑荒時主動賑災,以使人民在自家附近領到配給,就是這樣的例子;試圖透過保甲制度使鄰人為彼此的行為負起責任,則是有著類似目的但野心更大許多的計畫,只是這對百姓的遷徙大概影響不大。中國工業的風俗習慣與社會結構,影響大概還更大。

在十八世紀的中國和歐洲,最大的工業產業都是紡織業,而在這兩個地方,大部分生產都發生在鄉村。在中國,大部分的生產者是女性,原因之一是紡織被視為「女紅」的典型。但在中國,少有未婚女子隻身移居他處,因為女人即使出個小門去廟裡進香,若沒有親人陪伴,都可能有損名譽;事實上,時至今日,在中國某些鄉村地區,女人若赴外工作,仍會招來不少反對聲浪。男人若帶著妻子一同遷徙,需要搞定住的問題,就算順利找到住所,還得有塊地可供他使用才行。

男性雇工固然可以找好幾種工作,但「男性身為一家之長,就該有自己農地(歸己所有或租來的農地)」的觀念牢不可破,致使大部分本可能外移者打退堂鼓。長江下游和某些地區有許多鄉村織工和紡紗工,但夫妻兩人都從事紡織的情形不多(在歐洲這種情形則很常見),有心招徠這類人到他的土地上安家落戶以便利用他們的勞動力的大地主也不多。簡而言之,我們所可能稱之為「無產階級遷徙選項」的東西,在中國不易出現,因為正規的織工或紡紗工不是無產階級;她所屬的家庭,即使沒有自己的土地,至少還有可供作為佃戶押租的錢。

於是,歐洲建制若擺在這裡,理論上可能較易促成會把人從勞力過剩區域遷徙到資本充裕區域的平衡狀態。在中國邊陲地區人口暴增而最繁榮區域人口增加甚少的十九世紀,這一落差可能會很大。但在十八世紀中葉,很難想像長江三角洲的富庶繁榮會使許多人不顧性別規範和其他文化價值觀,移居當地尋找僱傭工作。這時長江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已達每平方英哩一千多人,而長江中游最肥沃、水源最充足的省份湖南,則是約一七五人;當然,懂得農事的人(尤其是男人),遠多於懂得其他任何事務者。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想像中國境內會發生追求資本的集體遷徙,即使這類遷徙未受到風俗習慣的阻撓且政府未鼓勵人民進行追求土地的遷徙亦然。畢竟,在歐洲,建制對尋地阻撓甚大,而對尋找充裕資本下的工作機會的阻撓,則小了許多,但十八世紀時為了覓得工作而移動的人仍然不算多。若說妨礙移往資本充裕地區的習慣性障礙是十八世紀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全性」,而且其「不完全」程度,就和先前所談過歐洲境內尋地者所面臨的障礙一樣嚴重,那的確沒憑沒據。當然,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歐,都不是運作平順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勞動力市場;但對本書的討論而言,只要知道中國稍稍更接近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勞動力市場模型就夠了。

農產品市場

其次,中國農民把自家許多農產品上市販售時,至少比倫敦、巴黎周邊的農民較不可能遇上買方獨家壟斷的市場結構。英格蘭、法國國王都熱衷於供給都城所需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為此幾乎不計代價,於是允許「私人市場」成長;而在私人市場裡,行之有年的反「囤積」(在穀物上市前將其全數收購)規定遭束諸高閣。商人以一對一的交易方式直接向農民收購穀物的情形愈來愈常發生,而這種交易方式使穀物無緣進入實體市場,也就無法讓賣家得以從多方競購的買家中取得最有利收購價。誠如布勞岱爾所強調的,在這類交易裡,商人對遙遠市場較為瞭解,而且身上有隨時可付出的現金,因而這類交易「本來就不平等」,往往使農民陷入永遠債務纏身的循環困境裡,並在何時出售穀物和把穀物賣給誰上任人擺布。

相對的,清廷力求地方的基本民生必需品市場有多個彼此競爭的買家。事實上,直到一八五○年代為止,這一直是官府的經商、經紀許可制度的主要目標。許多證據顯示,這一制度通常(但並非總是)用在占上市農產品之大宗的穀物和棉花上。商人的確常利用信貸來確保取得他們所要的農產品,但農民似乎大多能自主決定要賣給誰,至少在一八五○年前是如此。

鄉村工業與副業活動

此外,比起歐洲許多農民,中國農民在從事營利性手工品生產和把製造品賣給相互競爭的買家上,有著較高的自主性。為求簡單明瞭,我們把焦點擺在紡織業上。

明初中國仍有世襲性的工匠家庭,一三九三年時占人口約三%,但這一制度在接下來的兩百年間瓦解,因為這些依附性勞動者的工資太低,使許多人棄職逃走,而農戶賣布和其他手工製品的情況愈來愈多。到了明末,這一制度已名存實亡,繼之而起的清朝於一六四五年正式將它廢除。行會很普遍,但紡織品行會地位卑微,不存在城市壟斷合法紡織品生產的情事。相反的,清廷大力鼓勵鄉村婦女紡織,既為強化繳稅農戶的經濟穩定,也因為母親從事紡織,乃是有利於其小孩之道德教育的身教。官員分發棉籽,印製操作小冊,鼓勵教授相關技能,提倡「男耕女織」的分工為健全家庭之基礎的觀念。

這些政策普遍奏效。到了十七世紀初期,長江下游的鄉村人家,幾乎家家戶戶從事營利性紡織。十七、十八世紀,嶺南和華北許多地方跟進,在長江中游和其他地方也發展出重要的小生產區。在某些地方未有本土的生產活動,而那是缺乏適當的本地資源和從較發達地區輸入手工製品所致。

西歐的城市行會也失去對紡織品生產的控制,但失去過程較緩慢許多。使用鄉村勞力一事的成本優勢一眼就可看出,但城市工匠普遍認為他們享有特權是合法的權利,可規範但不能輕率廢除。啟蒙運動思想家開始質疑這種財產的合法性,但要到一七八九年後法典才反映他們的看法。歐洲諸國政府非常在意於城市的安定,知道城市壟斷地位的迅速消失會導致社會動蕩,於是常查禁鄉村生產活動。在德意志許多地方,十七、 十八世紀時德意志諸邦致力於強化城市的壟斷地位。許多德意志行會在十八世紀期間,權力其實變得更大(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法理上都是如此),並繼續獵尋「地兔」(即無照從事行業的鄉民),直到十九世紀。雖有這類作為,鄉村工業還是繼續擴散,有些師傅不再想方設法將鄉村勞動者拒於門外,而是轉而開始僱用他們。不過,仍有數百萬鄉村居民,因城市依法享有的特權的阻撓,而無法投入工業活動。

還有些障礙存在於鄉村自身。英格蘭的自由主義中心(同時也是歐洲紡織業中心)拉特蘭(Rutland)的公爵們(不無道理地)推斷,鄉村織造業的擴散,導致該產業與農業爭奪勞動力,導致較高的出生率,以及最終導致較高的稅額估算以供養窮人。而這些公爵身為博蒂斯福德(Bottesford)村四分之三土地的所有人和該村大部分上市產品的買主,能防止這類弊病產生。晚至一八○九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仍如此描述他們的政策:「許多健壯的農民在此受到供養,沒有織襪工,也沒有人會需要被照顧。」

不足為奇的,就在紡織業於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許多地方蓬勃發展之時,在由單一貴族宰制的村子裡往往沒有此產業;在土地所有權集中的區域,紡織業則薄弱。在德意志某些地方(尤其是普魯士以外地方),直到進入十九世紀許久以後,行會仍如願阻止許多工人(尤其是女工)投身製布業;晚至一八四八年,這期間形形色色的卑下義務,令織工和創新者都不堪其擾。

在另外的例子裡,鄉村工業的確大幅成長,但其代價是在鄉村也被迫施行綁手綁腳的行會制度。在這些例子裡,城鄉行會往往(在官方支持下)聯手抗拒技術變革,且如願以償;希拉. 奧格爾維(Sheilagh Ogilvie)研究過德國史料後推斷,原始工業發展和法人特權兩者的建制性遺緒,十九世紀時仍然「對經濟、社會的改變構成直接且久久未消的障礙」。

但我們不該只是列出偏離開放性、整合性之理想化勞動力市場的種種作為,因為那些作為可在任何地方找到,不代表不存在有意義的勞動力市場。但就某些歐洲例子來說,我們也有某些衡量產出的標準,而那些衡量標準表明勞動力市場的整合相當有限且斷斷續續。

費爾普斯.布朗(E. H. Phelps Brown)和希拉・霍普金斯(Sheila V. Hopkins)提出的英格蘭著名工資序列,清楚指出久久未消的僵固現象。儘管供給與需求兩者都頻頻改變,但數種非農業性工作的名目工資,卻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未變,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兩者的工資差別也太久沒什麼改變。如今我們在法國、德國的部分地方找到類似的現象。在這期間,十六至十八世紀結束的英格蘭境內,失業(工資未跟著需求波動而變動時的可能結果)相當嚴重。在十八世紀英格蘭,雖有嚴重的季節性失業,在農業淡季時從事工業工作的農場工人卻也似乎不多;收割時期日工資較高,特定季節投入農業工作者卻很少。農業、工業勞動力市場如此分明的區隔,有助於維持城鄉工資間的大落差(十八世紀末時城市工資比鄉村工資高了五十四%)。

荷蘭勞動力市場可能較靈活得多,至少在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期的黃金時代是如此。技能工資差別(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差別)和名目工資的變動更頻繁,臨時工在農業與非農業工作之間遊走,有助於整合那些勞動力市場。但約一六五○年之後,工資與技能工資差別的變動變得沒那麼頻繁;數種有組織的城市行業能使工資居高不下(乃至在世界價格於一六七○年後下降時增加實質工資),儘管這會使獲利下滑,失業率升高;來自德意志與斯堪的納維亞農場的短期移工,為數種季節性的非農業性工作,提供了愈來愈多的勞動力。

在這期間,許多較窮、生活較不安穩的荷蘭工人不再能靠打零工過活,原因既出在公共工程(例如開鑿運河)減少,也出在農場更加僱用常年工。許多人外移,為荷屬東印度公司效力,赴海外當水手或當兵;雖然為這類公司賣命是逼不得已的,但這種情況在十八世紀卻是愈來愈多。於是,荷蘭最終有了三個彼此區隔相當分明的僱傭勞動力市場,其中一個市場最受青睞,但要進入不易,而另外兩個市場裡的人,若一直待在鄉下,日子就過不下去。

在十八世紀晚期,或甚至十九世紀大部分時期,勞動力市場的整合程度也非必然變得較高。英格蘭的城鄉工資差距(一七九七年為五十四%),在一八二○年代至一八五○年代期間急劇拉大(早期工業化期間常見的現象),一八五一年更衝到八十一%的高峰,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才漸漸下跌(但仍不時回漲)。

法國的勞動力市場整合程度最初似乎較高,但終究只是短期現象。由於敵不過旺季時的農業工資,法國的鄉村工業在夏季停業,由來已久且十分普遍;而許多工業工人一過三十五歲左右,在工業裡所能賺得的工資開始下滑,就愈來愈偏重於全職的農業工作。農業與非農業工人的這一高度重疊(約一八○○年時兩成五至四成的法國農業勞動力也在製造業工作),創造出比英國更為整合的勞動力市場,至少在城市以外的區域是如此。此外,一五七○至一八七○年間,法國農業的日益商業化,更在許多區域提升了這一整合程度。

然而,這一整合有賴於法國許多工業的高度非資本密集和低工資,前者使夏季歇業不致危及財務,後者使歇業在每年夏季農業工資上揚時不得不然。隨著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期蒸汽動力工廠變多,這類產業的競爭力愈來愈差;隨著收割時期工資在一八七○年代農業蕭條時暴跌,勞動力從工業往農業的季節性流動停止,結果就是十九世紀晚期法國城鄉、地區的工資差別都劇增。到了二十世紀,法國勞動力市場的特色,已轉變成新的區隔模式,而非以長期趨向整合。

為何歐洲不同經濟產業間和不同地區間的工資,會有著持續增加且存續至工業時代的巨大差別,學界莫衷一是。此現象的成因眾說紛紜,而這些說法無疑包含了許多不能被視為勞動力市場之「缺陷」的因素。不過,學界普遍認同,這些缺陷在這一差距的久久未消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再怎麼看重哪一說法的不同組成部分,都仍有一點引人注目,即在此我們又需要解釋,何以歐洲大大偏離斯密式效率。這一偏離既發生在近代早期,也發生在工業時代,就我們所知,在東亞並未見到與此類似的情況。

令人遺憾的,我們沒有可靠的中國工資序列可拿來與這些結果相比較,但本章更後面會告訴我們,至少在十八世紀,農業勞動者與鄉村紡織業工人的工資大概相當接近。我們知道在歐洲許多地方,對於人在不同產業間的遊走會有所限制,而在中國則否。中國的個別地主幾乎從未擁有拉特蘭公爵那樣的權力;無論如何,較可能的情況會是他們較希望見到自家佃農有額外收入,以更支付得起愈來愈傾向用現金支付的佃租。而城市的手工業行會,誠如前面已提過的,沒有將鄉村競爭者拒於門外的實質權力。比較不正式的做法,例如透過本地組織敲定季節性與長期僱用的移工,意味著勞動力市場肯定在許多方面是有所區隔的,但由於沒有進一步的法律限制,這似乎不可能創造出像近代早期歐洲的勞動力市場那樣低度整合的勞動力市場。

在日本,直到一八六○年代為止,遷徙和從事副業一直受到多種法律限制,而有人或許會認為在日本會出現更像在歐洲所觀察到的勞動力市場區隔模式。不過,非正式的做法在規避這些限制上似乎往往頗為管用,至少在商業化地區是如此。齋藤修(Saito Osamu)已證實從一七五○年代起,畿內地區城鎮散工和鄉村散工的工資差不多,意味著存在一個充分整合的勞動力市場;西川俊作也證實十九世紀長州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應該和農業勞動者的工資約略相當,也與附近製鹽行工人的工資非常接近。因此,雖然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探明,我們目前擁有的證據並未顯示歐洲的勞動力市場比日本或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加切合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準則。

相關書摘 ►《大分流》:為什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史學界、經濟學界與社會學界的迴響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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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譯者:黃中憲

大分流創造的現代世界經濟,即將終結?
唯一費正清獎兩屆得主 彭慕蘭 大師經典之作

在十九世紀以前,西歐並不是世界經濟的唯一中心,中國也曾具有左右世界經濟的能力,但是──
為何只有西歐獲得獨一無二的突破?
為何只有西歐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
為何只有西歐讓更多人口享受前所未有的高水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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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 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
  • 美國圖書館學會傑出學術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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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大分流創造的現代世界經濟,即將終結?

【大師經典之作】彭慕蘭是唯一曾兩度榮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殊榮的漢學巨擘。原文出版後已成任何試圖回答「西方為何崛起」、「中國與東方為何衰弱」者必讀的經典,深刻影響激辯方向。

【重探關鍵問題】中國與歐洲曾擁有相似的經濟潛力,但為何西歐勝出主宰世界?這個由「大分流」所創造出的現代世界經濟勢力,是否正在走向終結?回答這個問題,有助於今日的讀者釐清過去兩三百年來東、西方勢力消長的原因,並反思現代世界是否正走向合流。

【改寫既有觀點】本書跳脫西方中心論,運用「交互式比較法」比較歐洲、中國、印度、日本、東南亞等地的近代歷史與經濟發展狀況,呈現出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全球各地多中心的經濟發展,反駁西方具有先天優勢的刻板印象。

【經典鉅著.全新譯本】華文圈最新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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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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