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有意識地想辦法讓自己快樂,真的有效嗎?

《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有意識地想辦法讓自己快樂,真的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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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坦白說,我個人是想要那種解藥的,只要每天早上花20秒吞藥,日子就能繼續過下去。但如果化學藥物行不通,我希望是個什麼妙招,只要啟動就諸事順利。 但證據告訴我,想找快速的個人解藥是個陷阱。

文:約翰.海利

重新與他人建立連結

在多數西方世界,別人可能會告訴努日耶說她大腦化學狀態有問題。所有在科提的人也會遇到一樣狀況,然後就會開始吃藥,獨居在小公寓內,最後被趕出門,流離失所。科提的故事最讓我有感觸,他們讓我知道,當人們重新發現彼此時,原本看似難解的問題,就會出現轉機。努日耶有自殺傾向、唐賽被關在精神病醫院、而馬赫梅在被退學邊緣……是什麼解決了他們的問題呢?我想,是因為其他人的並肩支持,願意陪他們走過,共同找出解決之道。他們不用靠吃藥,只需要彼此相伴。

這只是一種印象說法,我還有兩個問題:除了我在科提看到的那些故事外,是否有科學證據能證明這種變化能改善焦慮和憂鬱?科提的狀況是比較特別的,但有沒有什麼方法讓我們能複製這樣的改變呢?

我讀了相關研究其中一個重點,就前往加州柏克萊拜訪布瑞特.福特(Brett Ford)女士。她是進行這些研究的其中一位社會科學家。我們在柏克萊市區的咖啡店碰面。在外界眼中,柏克萊是左翼激進人士的堡壘,但我在路上走經過許多正在乞討、被忽略的年輕街友。我到時,布瑞特正在飛快敲鍵。她說她正在找工作。幾年前,她跟瑪雅.塔米爾(Maya Tamir)、艾瑞絲.莫斯(Iris Mauss)兩位同事就開始研究一個基本問題。

她們想知道:有意識地想辦法讓自己快樂,真的有效嗎?

此刻的當下,如果你決心追求更多快樂,一星期或一年後,你就真的比較快樂嗎?研究團隊在美、俄羅斯(兩個地點)、日本、台灣等四個國家測試,追蹤上千人──其中有下定決心認真追求快樂和沒有這麼做的人。

結果讓人意外。她們發現,在美國,如果要刻意快樂,是不會變快樂的;但在俄羅斯、日本、台灣,則真的會變快樂。下一步,她們想知道原因。社會科學家長久以來都知道,說白了,西方人對自己的認知和亞洲人對自己的認知是不同的。各種實驗都能證明這點。例如,拿一張一個人對群眾說話的照片給西方人看,問他們看到什麼。同一張照片也給亞洲人看,請他們描述照片內容。西方人一開始會詳細描述有個人站在群眾前面,接著再描述群眾。而亞洲人則恰恰相反。他們通常會先描述群眾,再補充描述站在前面的人。

拿這張照片──一個笑開懷的女孩,旁邊圍繞一群表情難過的小女孩──給小孩看,問照片中的小女孩是開心還是難過。西方孩子會說開心,而亞洲兒童則認為她是難過的。為什麼?因為西方兒童會將個人與群體分開來看,而亞洲小孩則相信被悲傷包圍的人也會悲傷。

換言之,西方人多半以「個人」角度看待人生,而亞洲人則偏重「群體」。

布瑞特和同事在深入探究後,找到了這個東西差異的解釋。在美國或柏林,追求快樂是為了自己,因為你相信要靠自己。多數時間,我也是為自己爭取,為自己成就,建立自我。但在俄羅斯、日本或台灣,有意識地追求快樂就完全不同──你是為了周圍的人,努力改善整個大團體,因為那是快樂之於你的意義,所以群體的意義是明顯的。對於何謂快樂,東西方的見解基本上是相反的。基於我說的種種理由,西方的快樂觀並不管用,而亞洲集體性的快樂觀則有其效果。

布瑞特解釋,「你愈覺得快樂是社會性的,就會愈快樂。」這是她為自己的實驗和眾多其他社會科學相關論述做下的結論。

當我跟布瑞特聊了這個研究時,我了解到我在科提眼見的事。關於如何生活,他們是從「獨立個體觀」轉變到「群體觀」,也是從「關在家裡自己過活,為自己添東西」轉變到「我們是一個群體,一起存在,彼此相關」。西方人會把「自己」這個概念縮小成「自我」(或頂多說「我們家」),這會使傷痛放大,快樂縮小。

這證據說明了,只要將悲歡視為可與周遭人分享的事,感受就會有所不同。

這跟某件我不太好意思承認的事有點衝突。一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是打算找出快速方法解決我的憂鬱和焦慮,也就是可以靠自己快速找到的方法:某種我可以自己來,為自己處理,讓自己好轉的方法。我需要藥丸,如果藥丸沒效,我希望找到跟藥丸一樣快速省事的東西。我相信讀者挑了一本談憂鬱焦慮的書,圖的也是這個。

當我跟其他人討論我在本書提出的一些問題時,有個我認識的人說我吃錯藥了,建議我試試贊安諾錠(Xanax)。我心動了。但我又想,所有我說的可了解的痛苦和抑鬱,怎麼會是靠吃鎮定劑來解決呢?怎麼會是要讓數百萬人服用鎮定劑呢?

坦白說,我個人是想要那種解藥的,因為很個人,可自己處理又很省事,只要每天早上花20秒吞藥,日子就能繼續過下去。但如果化學藥物行不通,我希望是個什麼妙招,只要啟動就諸事順利。

但證據告訴我,想找快速的個人解藥是個陷阱。其實,尋找「個人化」解藥正是一開始造成問題的元兇。我們已困在自我裡,無法與外界產生真實連結。我想到最老掉牙的這句話:做自己。我們都會跟別人說做自己,也分享相關的哏。我們用「做自己」來鼓勵失落或低潮的人。甚至洗髮精的包裝罐也說:「因為你值得。」

但別人教我的是:如果要停止憂鬱,就不要做自己,不要執迷認為自己有多麼值得,這種「自己、自己、自己」的念頭只會助長負面感受。不要再做「自己」了,要做「我們」,要融入團體中。他們說,真正的快樂之道來自於打破自我高牆,讓自己進入他人故事中,並讓他人進入你的故事,融入他人,並了解自己並不孤獨。

不能做自己,要跟周遭人建立連結。要當群體的一部分。別爭著要當對群眾說話的那一個人。想辦法變成群眾。

克服憂鬱焦慮的其中一步,首先就是學習柏林科提幫「大家一起來」,並說出我們目前所擁有的一切並不夠。我們被強迫過的生活方式無法滿足我們對連結、安全、群體的需求。我們需要更好的,並一起為了更好而奮戰。關鍵字是「我們」。而集體面對則是解決的方法,至少也是解決之道的重要基礎。科提幫那些人最初的訴求有一部分得到了回應,但並沒有全部。但這個結合眾志的過程讓他們知道自己並非孤立無援,而是屬於群體。

我知道有些書店會把這本書放在「勵志自助」區,但我現在認為這種思維本身就有瑕疵。當我陷入低潮時,我會想辦法自救,我會找我自己,認為自己有什麼地方出了狀況,於是靠著修復強化自己,讓自己壯大。最後發現:「自己」不是解決的方法。唯一的答案不在這裡。

我想找出解決之道的渴望是私密且個人的,就像是心理版的藥丸,反應出一開始造成我憂鬱焦慮的心態。

當我明白這些之後,決定做點不同的事。過去,當憂鬱焦慮開始襲來,我會驚慌地對抗自己被吞沒,所以我會為自己做點什麼,例如購物、看我喜歡的影片、讀我喜歡的書或跟朋友聊聊我的鬱卒……這些都是為了拯救孤立的自己,但常常不管用。其實,這些行為反而常是更加低落的開始。

在了解布瑞特的研究後,我看到自己過去的失誤。現在,只要覺得自己好像要開始低落時,我不再為自己找事情做。相反地,我會去幫助別人。我會去找朋友,努力感受他們的感受,讓他們開心。我會為自己的朋友做點什麼,甚至出手幫助看起來抑鬱的陌生人。我學到了我本來認為不可能的事。就算是自己陷於痛苦之中,也還是有機會能幫助他人。甚至也可以轉換成政治性的行動,讓社會變得更好。

這個技巧雖然不總是有效,但常常能讓我撐住我,不再往低處陷落。這比獨力自我建設來的有效太多!

相關書摘 ►《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推薦序:「藥物」絕對不是治療憂鬱症的唯一方法

書籍介紹

《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重新與世界連結 走出藍色深海》,天下生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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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海利
譯者:陳依辰

「一本闡述為何沒有人應該被隔離在孤島上的細膩清晰的著作。無論你是有輕微的憂鬱症狀、或是嚴重到曾有輕生的念頭,如果你希望看到真實、且持續的改變,拿起這本書來讀,它可以提供你適當的指引。」──艾瑪.湯普遜(Emma Thompson,英國演員、奧斯卡影后)

18歲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到31歲停止吃藥為止的13年期間,約翰.海利一直相信醫生與醫學研究報告的說法:他的憂鬱症是因為大腦的血清素濃度不足,需要用藥來修復腦內失衡的化學狀態。

從個人用藥的親身經驗,他不完全贊同醫生的說法與抗憂鬱藥劑的效用。於是,秉著記者追根究柢的精神,他花了3年時間,旅行6000多公里,足跡遍及美國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柏林科提公宅、巴西聖保羅、加拿大洛磯山脈、英國等地,深入採訪了社會科學家、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演化生物學家、社會運動人士、以及深受憂鬱症所苦的人,試圖找到造成憂鬱症的真正成因與解方。

約翰.海利在這趟旅程中一一解開心中長久以來的各種困惑,他發現,不能只歸咎於生理與心理因素,集體的社會因素──人際關係、價值觀、職場環境、創傷、對未來不抱希望等,才是造成憂鬱焦慮最主要的原因。

旅程結束後,他找到了對症處方:憂鬱症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體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如果要減少這個造成人類社會整體疾病負擔第二名的憂鬱症的發生率,需仰賴社會群體的支持,進而與人、自然、有意義的價值觀、有意義的工作重新建立連結,克服自我成癮、童年創傷等,以及修復未來、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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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天下生活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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