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小時的「足球戰爭」: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為何從球場打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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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14日,中美洲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兩國發生為期一百小時的戰爭。由於戰前兩國實力不相上下的足球代表隊,為爭取中美洲國家第一次參加世界盃足球賽參賽權發生激烈競爭,因而亦被稱為「足球戰爭」。但是兩國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為何?
文:楊建平(宏都拉斯國防大學榮譽教授、致理科技大學院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
半世紀前,阿波羅11號(Apolo 11)太空船於1969年7月16日升空向月球航行時,中美洲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兩國正發生軍事衝突(7月14日-18日),史稱「百時戰爭」(Guerra de las 100 horas)或「足球戰爭」(Guerra del Fútbol)。
此係由於發生戰爭之前,兩國為爭取中美洲國家第一次參加世界盃足球賽門票發生激烈競爭;在6月27日於墨西哥舉行的第三場決定性比賽,在大雨中於延長賽中以一分差決定勝負;同日,薩爾瓦多政府因日益惡化的移民問題因素,宣布與宏都拉斯斷交。兩週後,薩爾瓦多軍隊宣稱為「維護國家尊嚴」(defensa de la dignidad nacional)進入宏都拉斯國境,造成逾5000軍民傷亡的戰爭。
足球為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國球
受歐洲殖民時期的影響,足球為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人民最熱愛的運動,拉丁美洲國家足球代表隊與他國之比賽,為唯一能超越國內政治黨派、團結全國人心的活動。若贏球,城市街道車輛喇叭齊鳴、群眾飲酒徹夜慶祝如嘉年華會;若輸球,則全國如喪考妣,可能會發生破壞公物的暴動。
1930年國際足球總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FIFA)舉辦的首屆世界盃,南美洲烏拉圭贏得冠軍,迄今巴西共贏得五次冠軍,而烏拉圭隊及阿根廷隊亦分別兩次奪冠。巴西及阿根廷有世界聞名的球星,如迄今唯一三度獲得世界盃(1958、1962、1970)金牌球員、有「森巴黑珍珠」之稱的巴西球星比利(Pelé) 及「世紀球王」阿根廷球星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國際足總五屆金球獎和世界足球先生的梅西(Lionel Messi)等。
中美洲國家國土面積較小,但足球水準頗高,人口500萬的哥斯大黎加自2002年以來,四度入圍參加國際足球總會世界盃32強比賽,2014年世界盃並進入八強賽;宏都拉斯亦曾於2010及2014年入圍參加世界盃32強比賽。1970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墨西哥舉行,當時為16國參賽,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區有兩個名額,由於墨西哥為主辦國有保障名額,當時足球實力相當的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積極爭取剩下的一席參賽權,由於前兩場在宏、薩兩國比賽受到愛國球迷嚴重干擾,國際足總決定第三場比賽於兩國以外的第三國墨西哥舉行。1969年6月27日第三場比賽於墨西哥舉行,結果由薩爾瓦多勝出;1970年世界盃為薩爾瓦多唯一一次獲得參賽權。
兩國因移民糾紛引發戰爭
薩爾瓦多為中美洲面積最小、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幅員僅2萬1041平方公里,1960年代人口360萬人;當時中美洲國家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36人,而薩爾瓦多高達178人。薩爾瓦多大部分土地控制在14個大家族的大地主手中,而鄰國宏都拉斯面積11萬2090平方公里,為薩爾瓦多國土五倍大,人口僅250萬人。因而地狹人稠的薩爾瓦多部分無土地可耕種的貧苦農民,自1911年起,越過邊界進入地廣人稀的宏都拉斯境內,受僱於缺乏勞工以種植香蕉為主的美國聯合水果公司(UnitedFruit Company)及標準水果公司(Standard Fruit Company),或佔據無主土地進行農牧開墾,移民人數達三十餘萬。
自1954年起,薩爾瓦多在宏都拉斯移民的情況即開始惡化,宏都拉斯媒體開始喧染「反薩爾瓦多移民」的報導,薩爾瓦多移民受到歧視對待,宏國政府亦展開強制遣返行動。1962年宏都拉斯實施新的土地改革,1963年10月宏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面臨國內政經壓力下,宏都拉斯政府選擇付出較低政治成本的方式,亦即收回被薩爾瓦多移民占據的國有土地,而非改革擁有全國40%土地的大地主及跨國企業的私有土地。
薩、宏兩國政府多次就移民問題展開協商,分別於1962、1965及1967年簽署相關移民協議;但在1969年元月,宏都拉斯政府拒絕將1967年的協議效期繼續展延兩年。在此期間宏都拉斯的非法武裝團體對境內薩爾瓦多移民施暴事件時有所聞;自1969年4月底,在宏都拉斯的薩爾瓦多移民由於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被迫集體返回薩爾瓦多。大量自宏都拉斯返國的移民,對薩爾瓦多造成社會及經濟壓力,且經媒體大肆報導,兩國關係陷入極端緊張。6月27日,薩爾瓦多宣布與宏都拉斯斷交;7月14日,薩爾瓦多軍隊以「合法防衛」(Legitima Defensa)為由,入侵宏都拉斯;在美洲國家組織調停下,於7月18日停火。

兩國足球代表隊首次有機會參加世界盃足球賽
1970年國際足總世界盃於1970年5月31日至6月21日在墨西哥舉行,在1969年7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外圍賽的激烈競爭。1969年6月,1970年世界盃足球賽的「北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外圍賽開始進行。6月8日,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的首場比賽在宏都拉斯首都德古錫加巴(Tegucigalpa)舉行,宏都拉斯球迷在比賽前夜於薩爾瓦多球隊下榻飯店周圍整夜喧嘩,薩爾瓦多球員在無法獲得充分休息下,比賽結果宏都拉斯以1:0獲勝。薩爾瓦多球員因輸球受到國內各界嚴厲指責,且有一名薩爾瓦多18歲少女因而悲憤自殺,在媒體大肆喧染報導下,薩爾瓦多總統親自參加她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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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台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之路,玉山安永科技論壇剖析企業投資再生能源及財務策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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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淨零時代,公司面臨的最新挑戰,就是該如何轉型成為綠色企業,這不僅牽涉企業的減碳藍圖,更需要滾動式調整財務策略,因應日後可能面臨的能源風險及成本議題。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共同舉辦「玉山安永科技論壇:淨零時代的國家競爭力與企業能源策略規劃」,邀請產官學界專家的深度探討,共同尋求台灣永續成長的下一波契機。
台灣經濟以外貿為大宗,能源轉型勢在必行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童子賢首先指出,台灣2022年GDP達7,626.7億美元,同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9,071.2億美元,意謂台灣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作為經濟成長引擎。面對歐盟CBAM、美國CCA碳關稅的衝擊,攸關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必須針對產業的能源策略做縝密規劃,在淨零減碳的路上,期許台灣成為各國學習的優等生。

事實上,碳排放與地球暖化的關聯性,最早回溯1970年代就有學者進行研究,但近五、六年因異常氣候造成大規模災難,促使全球各國、企業、乃至於個人,對減碳議題更為關注。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騰龍表示:「淨零碳排不只是口號,絕對是需要落地。特別是台灣在2023年一月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證明能源轉型勢在必行,企業須思考再生能源的投資可行性,以及對企業財務的風險影響並及時擬定因應之道。」

針對目前國際減碳現況,台灣淨零路徑有哪些明確指引?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分享,全球目前有151國家宣示淨零排放目標,以及越來越多國際大廠宣示,2050將使用100%再生能源。台灣方面,從2021開始有目標宣示,一路經歷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制定,接著推出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再到2023年法案三讀通過,代表台灣淨零的里程碑,正式邁向法制化施行。
龔明鑫接著提及幾個關鍵數據,預估到2030年前政府將編列近9000萬預算,打造四大供應鏈:光電、風電、電動車、儲能等產業生態系,帶動民間4兆投資,預估可創造5.9兆產值及55萬個就業機會。另外,台灣發展再生能源將主力聚焦在太陽能、風電、氫能、碳捕捉封存技術(CCUS)這幾項重點項目,可望降低台灣的能源進口依賴度,目標要從2021年97.4%,下調到2050的50%以下。

淨零與永續畫上等號,企業如何因應挑戰調整資本策略
台灣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當中,有一項計畫是「發展綠色金融」,顯見金融與淨零的密切關係,運用融資及金融工具,引導企業落實碳盤查並制定減碳目標及策略。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監馮熾煒就提到,全球淨零趨勢與企業永續策略緊密相連,在此脈絡下,金管會宣布2026年資本額達到新台幣10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必須接軌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藍圖。
「這項主管機關要求,代表台灣企業未來要定期向投資人揭露永續報告,透過國際通用標準方法來比較永續相關資訊,同時也避免可能漂綠的情事。」馮熾煒表示,為了達到淨零減碳,越來越多企業選擇購買綠電做為最終解決方案,也可從源頭的角度同步解決碳稅的問題,而目前台灣取得綠電途徑的可行方法,主要以「綠電直供、綠電轉供、再生能源憑證」三種方式為主。
對此,馮熾煒提到,企業可依據自身用電模式,以及未來綠電用量期程,設計出不同綠電採購的方案來評估潛在效益及風險,並進一步優化資本配置,制定出企業中長程且高可行性的淨零減碳計畫。

企業擬訂永續策略,不可忽視財務永續
本次論壇最後的座談環節,由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負責人暨執業會計師曾于哲擔任主持人,邀請馮熾煒及兩家業界代表:GE Vernova政府暨公共事務總監王珮馨、Ørsted沃旭能源亞太區資產管理總監楊雅雯,一同分享彼此觀點及作法。
首先曾于哲提到服務企業客戶過程,觀察到永續投資趨勢的三大面向。第一,減碳不再是單打獨鬥,勢必讓供應鏈夥伴願意買單,而且搭配不同解方來執行計畫;其二,企業董事會盤點高層次的淨零願景,相關資本支出計畫必須有配套的具體方案;第三,全台金融機構分行與企業做融資貸款業務時,相當關注企業的淨零進度,若不做轉型,未來勢必拿不到最多訂單。
由此觀之,企業展開永續轉型過程,財務議題是重中之重。企業代表又是如何從財務角度,協助策略有效執行?王珮馨指出,GE身為設備商,除了把碳盤查的範疇一、二、三的每個減碳路徑擬定出來,同時財務長及執行長也積極與各地政府對話,搭配當地獎勵措施政策,幫助企業淨零轉型過程獲得更充沛的資本挹注。

楊雅雯對此議題回應,目前台灣除了自發自用綠電,大部分採用「電證合一」綠電購買模式,也就是將綠電跟憑證綁定採購,因此建議財務長盤點自身企業的用電量,藉此掌握不同再生能源方案的實際成本,協助公司擬定適切的購電策略。馮熾煒也補充,未來綠能與傳統能源的成本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黃金交叉,建議財務長持續掌握能源成本趨勢,協助企業達到能源轉型的最終目標。
最後,曾于哲再次強調,「擁抱再生能源實現企業永續成長」的重要性。企業未來談生意的過程,若期待不需再費心思關注再生能源的挑戰,相關做法包含從源頭減量及實際的財務計畫,安永會持續協助企業邁向永續之路,根據具體計畫來逐步執行,確保企業擁有永續成長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