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具形式的研究「利益揭露」,全憑作者說了算?

徒具形式的研究「利益揭露」,全憑作者說了算?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此個案再次警示學術界,各期刊對於作者主動揭露的內容不宜再完全信任,因為不但會惡化研究利益衝突,也未善盡應幫讀者把關的社會責任。

文:甘偵蓉(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助理、研究學者、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去(2018)年9月,《紐約時報》和《ProPublica》(註一),聯合報導美國知名乳腺癌藥物研究醫師巴賽立噶(José Baselga)所發表的研究論文,嚴重違反利益揭露規定的爭議事件。他是美國數一數二癌症研究非營利機構──斯隆凱特琳紀念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的首席醫療長,自2013年任職MSK迄今發表在《新英格蘭》(NEJM)和《刺胳針》(The Lancet)等頂級醫學期刊論文近180篇,竟有60%未如實揭露研究利益衝突,且情況逐年嚴重,2017年更高達87%完全未揭露與廠商的利益關係。

註釋:《ProPublica》為美國知名的非營利調查新聞網站,於2007年在紐約曼哈頓創立,至今已得過4座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與2座艾美獎(Emmy Award),詳細資訊請參閱〈以「有感」調查改變世界!非營利媒體ProPublica:我們的力量來自讀者〉,《報導者》,2019年1月15日。

不僅如此,2015~2016年期間,他還是訂定相關財務揭露規定的美國癌症研究協會主席,更為協會所發行的《癌症發現》(Journal of Cancer Discovery)主編之一。然而,他所發表在該期刊的論文,也未揭露從廠商端收到的金錢給付。

研究 vs. 利益

這則報導,突顯出醫學研究與商業利益的枝附葉連。當醫學研究揭露所有潛在影響研究結果的利益衝突後,是否仍值得信賴?可能連作者本身都沒信心,更曝露出目前專業期刊要求作者填寫利益衝突揭露的表格徒具形式,幾乎無任何審核。究竟所揭露事項夠不夠、資訊正不正確,全憑作者說了算。

然而,醫學研究利益衝突未揭露新聞,僅到此為止嗎?今(2019)年初,兩媒體又合作10多篇的後續報導。透過報導,人們赫然發現,醫學研究與醫藥器材商的緊密連結關係,早已不限研究者,而是連醫學研究機構都盤根錯節,即使是非營利機構也不例外。

此外,MSK更被報導其3位高階員工所成立的新創公司「Paige.AI」,為提升癌症診斷能力,利用人工智慧判讀學習該機構所擁有的2500萬張病人癌組織影像。而新創公司的股權,除了3位員工及該中心持有外,連中心部分董事也有資金投入。雖然表面上不違法,但MSK是非營利機構,每年還對外募款,似有挾公眾資產以圖利特定人員之嫌。這下不只社會譁然,該中心員工也都對自家機構目前營運政策表達強烈不滿,甚至對首席執行長湯普森(Craig B. ompson)進行不信任投票。

在兩媒體報導下迄今半年,巴賽立噶醫師最後以嚴重背信(breach of trust)被迫請辭,湯普森博士也辭掉兩家上市醫藥器材公司的董事。今年1月,MSK更宣布未來禁止高階人員擔任每年可收取豐厚報酬的上市公司董事職位,並承諾在內部討論出可供期刊查核研究利益衝突揭露的共同架構後,將盡速發布架構草案。

未揭露的醫學研究利益衝突問題

所謂研究利益衝突,是指研究人員在專業工作上,必須列為首要考量的利益,可能在追求私人或次要利益的過程中,受到減損或負向影響,甚至因而未能遵守相關法律或專業倫理。例如研究人員可能為了追求財富、名譽或基於個人信仰和政黨傾向等,未能正確分析及公正闡釋研究結果;或為加速某種新藥的上市,未能遵守臨床試驗法規以至傷害受試者。

事實上,研究利益衝突是老問題了,且並未隨著規範越訂越多而被逐漸解決,甚至有日益嚴重之趨勢。在這系列報導中值得關注之處有三。

一、利益衝突揭露,應包含個人直接或間接獲益資訊

以醫學研究為例,目前有關醫學研究利益衝突的規範,可溯源於美國醫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於2001、2002年公布的個人、研究機構利益衝突監督政策及原則。不過這兩項文件都是針對臨床試驗,旨在保護人類受試者。

如針對投稿期刊應揭露事項的規範,目前多以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ICMJE)公布的「研究利益衝突揭露(ICMJE Form for Disclosure of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表格為依準。表格分成6部分,分別是個人資訊、投稿論文的研究經費來源、研究範圍之外相關財務活動說明、專利申請等智財權說明和其他上述未涵蓋但潛在利益衝突事項、揭露聲明等,其中,最主要是第二、三部分。

第二部分的「研究經費來源」必須勾選有無利益衝突。表格上敘明評估時,不只是獲得該研究經費的起訖時間,從概念發想、規劃、執行、論文草稿撰寫、統計分析到投稿為止都應該涵蓋,且經費資助單位的揭露應包含直接資助個人與透過機構間接資助者。換言之,只要研究有使用到作者任職機構給他的薪資以外的費用或服務,不論來自政府單位、基金會或商業公司等,表格上都應勾選「是」。

第三部分的「研究範圍之外相關財務活動說明」,得勾選有無利益衝突,且應條列與作者有直接或透過機構間接財務往來的單位名稱、財務類型(如屬於研究經費、個人費用支付或非財務性的支持等)、確切名稱(如擔任諮詢顧問、支持臨床試驗或董事會成員等)。其中,單位不限投稿論文所提及的研究,舉凡對研究結果有潛在影響的都應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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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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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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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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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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