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容忍與自由〉: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適〈容忍與自由〉: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58年台北,胡適、蔣中正合照|Photo Credit: 國史館 P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文:胡適

〈容忍與自由〉

【解題】

一九五八年,胡適返臺,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結束了在美國的流亡歲月。回到台灣的胡適,對於推動學術教育事業的發展,仍舊孜孜不息;但是,他不會也不能擺脫現實的關懷。特別是在政治領域裡,由於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畸形發展,破壞了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更非胡適樂見。以他為精神領袖,雷震為行動首腦的《自由中國》雜誌,正是批判黨國威權體制的言論堡壘。《自由中國》的針砭所及,鼓舞了苦悶的精神,激動了蟄伏的人心,是自由主義在台灣依附傳薪不已的象徵。

胡適固然肯定《自由中國》的努力,卻不是無條件地支持。像雷震等人熱心籌組「反對黨」,胡適就明白拒絕「共襄盛舉」;《自由中國》質疑「反攻大陸」的口號,胡適則說,這句口號是「無數人希望的象徵」,所以「我們不必去碰它」。可以說,《自由中國》對「黨國威權體制」的犀利批判,即令「理直氣壯」,胡適總希望立言的尺度分寸,能夠拿捏得宜。

胡適發表〈容忍與自由〉,主張要「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不要「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具體展現了他的用心良苦。胡適此論一出,引發不同的迴響。胡適任教北大時的學生毛子水申論說,胡適的用意「乃是要勸告爭取自由的人須懂得『理未易察』的道理,須有『克己』的功夫,須有『守法』的精神」。《自由中國》「健筆」之一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則起而質疑,「同樣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就歷史而言,「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所以他說胡適應該「以使千千萬萬人不因任何『思想問題』而遭監禁甚至殺害為己任」。

胡適在《自由中國》十週年紀念會的場合,發表講詞,回應了殷海光的質疑,認為「拿筆桿發表思想的人」其實也是「有權有勢」的人,「我們的力量,是憑人類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才會受到「不合理的壓迫」與「圍剿」。胡適主張「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期許個人能夠涵養「容忍」這樣的美好德性,固然深富意蘊;然而,面對那些絕無寬容意味,甚至於可能使人失去「自由」的「不合理的壓迫」與「圍剿」,我們又要如何「容忍」呢?胡適的信念,得失之間,有待後人深思。

第十四篇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胡適呼籲爭取言論自由,不要學鳳凰的不說話,要學烏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晚年提出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認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圖為胡適手書及論「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手稿。

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乃爾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時,我們談到英國史學大師阿克頓(Lord 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一九○八)曾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掌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慒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道」態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禮記》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典!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後(一九二三)會很熱心的給《西遊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後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說的「四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根據。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第四誅的「假於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左道以亂政」這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註裡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裡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遊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想到:十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來「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和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共產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態度了。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國外自由發表我的無神論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在監獄裡,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裡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並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歷史。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於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後,新教的領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起來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喀爾文在日內瓦掌握了宗教大權,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喀爾文教條的學者塞維圖斯(Servetus)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鍊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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