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因為「白玫瑰運動症候群」,沒有人想當恐龍法官

《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因為「白玫瑰運動症候群」,沒有人想當恐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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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白玫瑰運動參與者以為勇敢走上街頭,控訴不義,是把國家帶往更正確、更公義的方向。但,事實果真是如此嗎?

文:陳昭如

【失控的同理心】

恐龍法官?

司改會的蕭逸民說過,許案從頭到尾證據都十分薄弱,唯一能夠翻轉法官心證的,就是許倍銘的人格。如果眾人眼中有如「聖人」、「從頭到尾太乾淨」的許倍銘真的沒有瑕疵,為什麼法官不願相信他的說詞?

「許倍銘在法庭上的表現是九十九分。這個案子之所以會打那麼久,我認為是法官差一點就相信他了……就輸在那一分。」逸民說。

「這一分是輸在哪裡?」我問。

「就是白玫瑰運動症候群啊!沒有人想當恐龍法官。」

什麼是白玫瑰運動?

二○一○年八月十五日,《蘋果日報》獨家頭版新聞指出南部某六歲女童遭林姓男子性侵,高雄地院以林男「未違反女童意願」,判刑三年二個月。婦女團體及醫學專家咸認為,「法院這麼認定,不就等於宣告小女孩同意和陌生大人發生性行為,怎麼可能?」「六歲女童對性瞭解有限,對於不懂的事,即使沒拒絕,法官也不該認定她同意,如此判刑是離譜了!」至於民眾的反應,則是:「女童年紀那麼小,嚇都嚇呆了,怎麼反抗!」「發生在大人身上都會不知所措,何況是女童,怎可要求要反抗!」「法官真是沒有常識,亂搞!六歲女童根本沒有反抗能力,發生這種事怕都怕死了,怎麼反抗啊!」

這則新聞經過媒體大幅報導,立刻引起群情激憤。有網友發起「荒謬判決?太瞎了」的法官免職連署,立刻得到十幾萬人迴響。隔了幾天,《聯合報》與《蘋果日報》又刊出兩起性侵遭輕判的新聞,文中不斷強化「純真善良的女童最不該受到傷害」、「傷害無辜女童的犯罪者應該受嚴厲譴責」的立場,民眾對司法的不滿急速升溫,以「恐龍法官」、「白目法官」形容這些「欠缺常識」、「與社會脫節」的法官,掀起萬人聚集在凱達格蘭大道的「九二五白玫瑰運動」,同時提出妨害性自主的保護對象由七歲以下擴大至十四歲以下及身心障礙者、兒童受性侵害相關審判應有兒童心理專家全程陪同受害者出庭、以及不適任法官評鑑與退場,不受憲法終身職保障,要求徹底改革「恐龍法官」等訴求。

為了回應民眾憤怒的情緒,最高法院做成九十九年第七次決議,認定七歲以下兒童性侵害一律成立加重強制性交罪;總統馬英九、副總統蕭萬長及司法院長賴浩敏亦公開表示「司法固然要獨立,也要能貼近民眾感情」,對提名審理該案的審判長邵燕玲出任大法官「要對這項疏忽向社會大眾表示歉意,對未來依憲法之提名作業,會更加審慎,務求周延」。邵燕玲法官發表聲明,表示「為了避免困擾,決定懇辭總統提名」,事情才告一段落。

「白玫瑰運動」掀起的民眾怒火是否有道理?法官真的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恐龍」嗎?

以二○一○年八月十五日《蘋果日報》為例,該報除了女童被性侵的新聞 ,還刊出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題目是:「男子性侵六歲女,檢方求刑七年十個月,但法官以無證據顯示女童抗拒輕判三年二個月,你的看法?」這個調查的選項只有兩個,一是「不合理,判決荒唐」,一是「合理,凡事要講求證據」,如此充滿引導與暗示的標題及選項,用膝蓋想也知道最後結果會是什麼。

媒體如何主導了民眾對此事的觀感?發起「九二五白玫瑰運動」、正義聯盟發起人曾香蕉透露自己的心情:

當初看到媒體揭露此判決時,感到相當氣憤與不平,身為二個未成年孩子的父親,很難想像這樣子的判決,該如何保護這些孩子們的未來?為人父母者,又得再花多少心力去擔憂子女的人身安全?司法應給予安分守法百姓的保障……網友譴責的聲音,無法更改一審的判決,也不能讓審案的三位法官因本案而下臺,但我衷心地期望,司改不是喊喊口號而已,而是確實地執行。

曾香蕉看到的是原始判決?還是媒體詮釋的報導?就我的理解,有關林男遭到「輕判」的報導都是記者自行過濾、解讀的訊息,從未直接引用判決,一般人沒有機會、也不太可能讀到原始判決。所以,法官真是如報導所說的,以「未違反六歲女童的意願」做出判決嗎?就如高雄地院庭長李淑惠所言:

合議庭幾位法官在判決書裡,從頭到尾都沒說女童同意被性侵,這樣的判決在司法實務上並沒錯,完全是「法條適用問題」……這是法律爭議,也是立法不妥所致,應由立法機關修法處理。

林男犯案的消息曝光,人人喊殺,而且想殺的不只是林男,還包括負責的法官。如果法官從未在判決書裡說林男是因「未違反女童意願」而被判刑,為什麼外界排山倒海的抨擊卻認定如此?

要瞭解這點,我們必須重新釐清整起事件的來龍去脈。

二○一○年二月六日,林男在高雄地方圖書館旁,將一名陌生女童抱在腿上,用手伸進運動長褲裡,先是隔著內褲撫摸她陰部,並以手指插入陰道,直到路過民眾遏止林男為止。檢方依刑法第二二一條「加重強制性交罪」起訴,求刑林男七年十個月,但在一審時,高雄地方法院根據林男說沒有使用暴力,以及路過民眾表示沒看到女童反抗或求救,認為林男「無客觀明顯的使用強暴、脅迫等強制力手段」,決定改採刑法第二二七條「與未滿十四歲男女性交罪」,判處三年二個月徒刑。

高雄地方法院的判決理由,是林男「無客觀明顯的使用強暴、脅迫等強制力手段」,而不是「未違反六歲女童的意願」;也就是說,法官的重點不在於林男是否「有違女童個人意願」,而是他是否「做出強迫女童就範的行為」。對此,錢建榮法官提出深刻而清楚的見解:

刑法第二二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條被稱為「強制性交罪」的刑罰法律,立法者在違反其意願之前例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也就是對被害人施以不論「物理上」或「心理上」的限制行為,不一定是要有形的強制力,只要是足以證明違反被害人的意願的方法,就構成本罪……換言之,本罪的重點在違反意願的「方法」,而所以要證明有違反意願的方法,其實正是要保護人民不會因為無端的指控而入罪……只有行為人實行了限制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權的行為,才能清楚地證明是否違反被害人意願,否則豈非空口白話?如果只要被害人空言指述違反其意願就判處被告重罪,我想這才是屈從於民意,不能堅守罪刑法定原則的「恐龍法官」。

細讀邵法官擔任審判長的最高法院刑九庭合議判決,該庭要求原審法院查明的,正是被告「有無實行違反六歲女童意願」的方法,絕非要原審法院查明「有無違反六歲女童的意願」,因為法官的腦袋與庶民沒有不同,三歲或六歲的女孩當然沒有性交的意願,這不用證明,依法也毋須證明,是媒體不明究理,自始就以「無法證明違反意願」來指控這些判決的法官,民眾更因欠缺資訊及判斷能力而隨媒體起舞,加上說不清的法院發言人,更因為最高法院去年因為媚俗而棄守立場的決議,導致適用刑法第二二七條第一項的法官全成了恐龍法官。

臺中地院法官張升星亦指出,整起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怨的癥結,在於「立法不當,讓法官量刑不當」、「法官不像社會講得那麼笨,非要被害人極力反抗,才認為違反意願」、「對法官而言,從輕量刑,被告較不會上訴,可能涉及法官升遷問題。」

一般認為司法審判給出刑罰就等於正義,而「重罰」就是伸張正義的最佳途徑。但若就法論法,這個案子重點在於被告有沒有進行強制行為,法官採取刑法第二二七條「與未成年男女性交罪」判刑,既不用判斷是否違反性自主意願,也可以保障涉案人不致受到司法的迫害,不過該條文最高可判林男十年,法官判的是三年二個月,這樣的結果或許不符民眾期待,但就法理而言未必有誤。只是民眾憤怒的情緒,讓不同聲音都被扣上「支持性侵犯」的大帽子,使得相左的意見淹沒在嘈雜的抗議聲浪中,終至消聲匿跡。

人們期待法官扮演包青天的角色,希望他們明察秋毫,將壞人處以重刑。但現代民主國家的法官不是包青天,只能盡可能探求真實,若是證據不足或證據有瑕疵,僅能就既有法令做出判決。民眾對判決結果不滿,逕自將結果簡化為法官個人疏失,如此嚴峻的輿論壓力,讓司法體制不願承擔不正義的汙名而決定「從善如流」,實在是可惜了。

「白玫瑰運動」顯示了媒體以聳動的標題,簡化的訊息,引發民眾對兒童性侵的恐懼與憤怒,急於在失序的世界追求秩序,放棄了追求真相時應有的質疑與覺察,並透過大規模的集結與高分貝的發聲,意圖改變司法既定遊戲規則。這種根植於不完整的資訊與不客觀的判斷,引發民眾對性侵的危機意識與安全需求,進而形成影響公部門決策的壓力。日後最高法院做成九十九年第七次決議,邵燕玲法官主動請辭大法官提名,以及高雄高分院改依「加重強制性交罪」判林嫌七年半,明顯就是 「白玫瑰運動」產生的效應。

法條是高度抽象、技術性的文字,文字必須抽象,才能涵蓋最大的行為範圍,不致出現無法處理的例外;法條也必須使用專業術語,才能除去常識語言中不確定的意義性。正因法條文字的抽象與專業,讓不明究理的媒體誤認法官以為「嫌犯未違反女童意願」,最後既誤導了民眾對判決的理解,更讓法官不得不屈從民意,決定重判林男。

白玫瑰運動參與者以為勇敢走上街頭,控訴不義,是把國家帶往更正確、更公義的方向。但,事實果真是如此嗎?

在瞭解白玫瑰運動的始末之後,我們便能理解為何許案就算證據如此單薄,仍被判處有罪。

許案進入司法流程之際,正值「白玫瑰運動」方興未艾。在「重判性侵犯」、「淘汰恐龍法官」的呼聲不絕於耳的時刻,社會瀰漫著對性侵的恐慌、焦慮、憤怒與仇恨,即使已有處罰性侵犯的法令規定,民眾仍不饜足地要求對罪犯採取更重的刑罰。何況就連總統、副總統及司法部長都出面道歉了,試問有哪位法官膽敢冒著違背社會期待的風險,讓「性侵年幼女童」的許倍銘全身而退?

從下面這則報導即可看出媒體對許案的影響:

一名特教班老師利用教學,竟要求當時年僅八歲的弱智女童為其口交,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被高雄地院依妨害性自主判處五年十個月徒刑。學校當時決議將這名狼師解聘,但解聘案竟遭縣府以不符程序,事證不夠明確等理由退回,導致狼師開學後仍留校園,直至有家長向本報投訴,經報導後,解聘案才過關。

那時刑事庭已做出判決,縣政府以「事證不夠明確」,對許倍銘是否應被解職有所遲疑,直至「有家長向本報投訴,經報導後,解聘案才過關」,可見縣府是在外部壓力下才通過了解聘案。縣府在事證不夠明確時,不是主動查明真相,而是做出「符合民意」的決定,這種「順應民氣」的做法,對社會是福是禍?

人們不可能完全沒有同理心,就像我們不可能沒有憤怒、羞恥或仇恨的情緒。但有時同理心就像是聚光燈,光束範圍十分有限,只照得到特定對象,很容易造成偏誤。許案「年幼女童被狼師侵犯」的鮮明意象,很容易引發人們的同理心,但過於氾濫的同理心可能反讓判斷失準,做出不盡公允的決策。以許案來說,受害的巧巧不僅年幼,還是弱勢的智障兒童,就算她的證詞前後不一,也沒有其他補強證據,但時機的巧合、輿論的壓力,使得法官的心證逐漸成形;他們看到的許倍銘,就是一張犯罪的臉孔,即使他們全心全意相信的,未必就是事實。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監察委員沈美真完成「白玫瑰運動調查報告」,指出社政主管機關與司法部門對性侵案相關專業與實務訓練仍待加強,並要求司法院、內政部、法務部檢討改進。她在報告中提出幾點亟待改進之處:

一、兒童遭受性侵害案件,受限於被害人的認知、表達、記憶能力與性侵害的創傷影響,易發生被害人難以陳述或前後陳述不一,司法實務認定事實不易,若承審法官對此未有充分瞭解,心證上易為不利被害人之認定,極易誤判。

二、引發輿論批評之相關爭議判決,因兒童遭受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審判過程倘未詳加探究原因,極易誤判;又因現行法律構成要件限制,有法條適用爭議;目前相關案件多以刑法第二二七條量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輕重似有失衡,亦為輿論批評主因。

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性侵害案件應由專業訓練之專人辦理。但法院審理兒童性侵案件,空有專庭專股形式,但欠缺對性侵害被害人身心創傷及兒童身心發展之認識,有違立法意旨。

四、兒童性侵害案件有賴專業人員協助法院發現真實,避免誤判。但實務運作情形未能發揮預期成效,針對應否「逐案辦理早期鑑定」或引進英美法上「專家證人制度」等建議,司法院與法務部對政策規劃、法制修定與執行細節,仍互存歧見,司法院、法務部與內政部等相關主管機關應儘速研商解決之道。

五、《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涉及兒童為性侵害被害人相關條文,適用上衍生立法不周之爭議,法務部宜廣納各界意見,妥適修法。

沈委員提出的建議具體而準確,且報告中並未媚俗地要求處以重刑。只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報告中對誤判提出的意見,包括如何面對被害人難以陳述或前後陳述不一,相關人士欠缺對性侵害被害人身心創傷及兒童身心發展之認識,如何仰賴專業人員協助法院發現真實等問題,是否已有所改善?這些建議又落實了多少?

所以,在質問許倍銘為何被判有罪時,我以為這背後更深沉的叩問是,無辜之人何以會發生這種悲劇?他是唯一的犧牲者嗎?正義之路該怎麼走?是用冷靜與思辨?或是熱情與憤怒?

我也還在思索。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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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昭如

我們以為睜開了正義之眼,但僅能看見人性的迷霧

「爸爸,你為什麼不把鳥鳥給狗狗親?」一句出自八歲智障女童不經意的話語,竟讓特教老師許倍銘成了性侵兒童的狼師。許倍銘震驚難解,明明沒有發生的事情,為什麼竟然會被指控為狼師?

原先他以為司法很快會還他清白,甚至沒有請律師協助,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背道而馳。就算他一路喊冤,不只檢警不相信他的說詞,就連學校性平會亦認定他犯下了性侵罪。如果許倍銘是清白的,毫無心機的智障女童為什麼要指控他?難道性平會、警方、檢察官與三個層級的法院全部搞錯?

作者陳昭如長年關注報導校園性侵案件,關於權勢不對等狀態下師對生性侵或性騷擾知之甚深,對於智障者受到性侵害時在法庭上的弱勢處境更是感同身受。但這次她的書寫主角卻是「性侵智障女童」且判刑確定的老師,原因是什麼?這個案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透過解讀許倍銘案的層層迷霧,我們將看見教育及司法體系在面對相關案件時的迷思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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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