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的末日》:南亞、東南亞各國的「去殖民」自決之路

《帝國主義的末日》:南亞、東南亞各國的「去殖民」自決之路
Photo Credit: Francis Hayman,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南亞的去殖民是場空前的大災難。印度共和國與巴基斯坦長久的衝突,貽禍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共和國內的政治菁英,雖有殖民與去殖民時期的不好經驗,卻未摒棄英國的政治文化與法制民主,這和絕大多數亞洲前殖民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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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揚森(Jan C. Jansen)

主權之路——亞洲

二十世紀大英帝國歷史中,有四個特別重大的轉折:南非聯邦於一九一○年獨立建國,幾乎不再受倫敦操控;愛爾蘭於一八○四年併入大英帝國,後於一九二一年成立愛爾蘭自由邦;一九四七年英國結束了對印度的統治;大約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間,非洲諸多重要的殖民地獨立。連印度在內,帝國大半部分業已陷落;一夜之間,大英王冠下減少了三億八千八百萬子民。隨後錫蘭與緬甸也於一九四八年獨立,從亞丁灣至新加坡遼闊的空間中,大英帝國不再是戰略上的重要存在。擁有龐大軍隊的印度不再是將英國的力量投射至中亞、東非與遠東的基地。帝國喪失了地緣政治上的連貫性。儘管英國依舊是最重要的殖民主人,但已不再是那個空前絕後的歐亞二元帝國,自十九世紀起就於亞洲一枝獨秀,得意愛惜著自身輝煌的霸權。

印度

印度影響力龐大,和其他去殖民案例相較,大英帝國為爭取其於印度地位的奮鬥,少得令人詫異。一九四七年至四八年,這塊次大陸上爆發印巴分治等大型武裝衝突,這不能歸咎於英國的軍事行動,反之各方甚至歸罪於英國的被動與無為:他們從危機重重的形勢中撤退太快,疏忽了身為殖民強權妥善安排過渡期與平衡各方利益的責任。說得更貼切一點,最晚於一九四六年,英國人由驅離者變為被驅離者,最終失去影響大局的力量。印度不曾有過一段優雅的「權力轉移」。

一九四二乃命運造化之年。因印度的高度參戰以及日本逼近孟加拉東部邊界,英國政府找來印度國民大會黨參政,此黨成員於開戰之時曾全體卸任。三月底,大英帝國甚至允諾成立民選國民議會,戰爭結束後即可自由決定印度的未來(克里普斯方案,Cripps Offer)。然而國民大會黨卻要求立即將權力轉交給印度內閣;協商過程中,清楚暴露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間的政治問題。到了八月,這塊為服務戰爭而軍事化的次大陸上,英國人得以輕鬆控制整個黨的領導階層,來回應請他們及早離開印度的要求。一九四三年孟加拉大饑荒,為殖民強權持續造成負擔,並削弱了強權的威望。同年,國大黨異議人士在日本戰俘營裡成立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簡稱INA),在印度內部亦獲得共鳴,卻未於實質上威脅到英國人。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印度政治菁英未將「解放」希望寄託於日本人身上,且最終也是因為印度軍人,才避免了日本的侵略。

戰爭末期,印度雖非戰場,仍極為動盪不安。獨立問題自一九四二年起就有待解決。有別於亞洲其他多數殖民地,印度具備諸多過渡期的重要條件:首先有著豐富領導經驗、二十年來成效卓著之自由運動,還包含小康農家等廣大群眾基礎;政治參與階層的改變與政府職務轉交印度人之手,高等官員印度化的過程在一九三○年代末期已大有進展;戰爭初期已有獨立發展的傾向,國大黨領導階層從監獄獲釋後,更是如虎添翼;印度對英國領導的戰爭,不論軍事或經濟上均貢獻良多,雖說並非出於自願,仍迫使英國做出更多讓步。印度軍隊的成長是一筆龐大的開銷,也令大英帝國對印度債台高築。

最後,英國殖民統治的性格簡化了殖民的終結過程,因印度當時為高度「中央集權」的殖民地,政治權力集中在總督與該機關。印度沒有可進行政治協商的拓殖者人口,且大型商業利益影響也少於以原料獲利為主的其他殖民地;倫敦自一九四五年起由工黨掌權,與保守黨相比,他們較少擁抱帝國情懷。首相克萊曼.艾德禮內閣依循三個目標:一、以和氣友好的強權姿態告別印度;二、以協調者身分勸說印度水火不容的各個政治團體做出讓步;三、將統一的印度留在大英國協裡,一來可避免地緣政治上的「權力真空」,二來能使這塊土地免於蘇維埃的影響。

一九四七年二月,英國首相艾德禮宣布,英國人絕對會於一九四八年六月離開。新任印度總督蒙巴頓伯爵親自探勘當地後,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宣布,日期提早到一九四七年八月。隨著期限的公布以及對即將到來的獨立之期待,諸多於去殖民中再三重複的政治程序全面啟動,各黨各派、路線、人物等,都盡可能在新國家成立的過程中爭取一席之地。政治事件在領導階層與地方暴動的相互影響下加速。在艾德禮政府企圖避免冗長的撤離時,政治衝突升級,到最後,雖說英國不想插手,但即便想干預也已無能為力了。

衝突的本質來自於日漸「本土化」、但各「社群」卻不相融的印度政治。此外還關乎老早就開始的、殖民強權致力將人口清楚分類:亦即以宗教團體認同領導政治傾向認同。緩慢的國會發展過程與主要利益組織的發展息息相關。也使保護少數族群更加困難,使衝突加深。就連煥發聖人風範的甘地所支持的非宗教統一印度之民族主義思想,也受到更多質疑。愈來愈多的穆斯林認為,他們無法深入參與主掌大權的國大黨。一九四○年代,穆斯林聯盟在毫不「伊斯蘭」的律師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領導下,贏得了國家政治的影響力。他們要求為廣大穆斯林族群,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巴基斯坦),而這正是印度政治的引爆彈;同樣地,國大黨領導者也追求以單一族群共同領土為建國的綱領。在協商不出統一國家的解決辦法後,他們原則上決定分裂國土,委員會設下印度和東、西巴基斯坦的分割線,但實際操作上卻產生了問題。

誠如此時,歐洲因兩次世界大戰與巴勒斯坦問題,正經歷領土的重新安排:數百萬人往往不住在他們「理論上」應該住的地方。「人口交換」進行得既隨機又草率,全印度的穆斯林蜂擁前往巴基斯坦邊界,印度教徒則往相反方向逃竄。除難民潮外,各宗教社群彼此還陷入衝突。一九四六年八月,加爾各答的地方衝突至少造成四千人喪生。一九四七年,暴動蔓延至次大陸的絕大多數地區,只要流言一起,就足以引發大屠殺。地方權望和匪首,紛紛利用國家秩序崩壞帶來的機會。預估受害人數在二十萬至兩百萬上下震盪,多數歷史學家接受一百萬這個數字。直到一九四八年年中,情勢才稍微收斂。

南亞的去殖民是場空前的大災難。印度共和國與巴基斯坦長久的衝突,貽禍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共和國內的政治菁英,雖有殖民與去殖民時期的不好經驗,卻未摒棄英國的政治文化與法制民主,這和絕大多數亞洲前殖民地不同。

錫蘭

錫蘭(一九七二年後改名斯里蘭卡)是另一個特例。一直以來,錫蘭都以直轄殖民地形式與印度分開管理,不論社會與文化上,這塊土地都是截然不同的類型。錫蘭政治家不想脫離大英帝國獨立,因為獨立可能會令他們反受印度控制。跟印度相較,這個國度深受佛教多數人口僧伽羅人的影響,在一九四○年代較少有宗教團體反抗。少數民族坦米爾人在政治計畫中融合,佛教僧人中也未形成批判殖民的知識階層;極端民族運動分散且弱小,因而無法動員群眾。經濟走強大外銷路線,表現良好。此外,錫蘭在戰爭中對抗日本的同盟國大本營而獲得好處。這個殖民地的內政,數十年來都是由「英國化」的大地主以及農場企業主主導,造就了理想的「內應人才」。一九四八年,尤因這些人保障英國擴展基地的權利,使得倫敦不假思索地將主權交接給他們。此後,錫蘭可視為順利達成「權力轉移」的典範。

斯里蘭卡 Herd of elephants bathing in the jungle river of Sri Lanka - 圖片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在東南亞提供了去殖民的重要先決條件。除了泰國,戰爭前夕的東南亞滿是殖民地。對各殖民母國而言,這些殖民地單純代表可觀的經濟價值。除了新加坡,這裡沒有因純戰略或威望因素而建立的殖民地。殖民期間產生離心效應,各殖民帝國間的關係並非特別緊密,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入侵,地區整合才開始加強,然而最終卻圖利了日本。在戰爭結束之際,除了菲律賓外,幾乎隨處可見民族運動的蹤跡,儘管各運動常有分歧,但眾家一致同意,必須避免老殖民主人回歸。因此一九四五年夏末可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菲律賓

只有菲律賓是特例:它是伊拉克以東第一個獨立(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的殖民地。由於這個案例具備多重特殊形勢,基本上不能供其他東南亞鄰國借鏡。戰爭的後半期,美軍犧牲慘烈才奪回菲律賓群島北部。歷經日本多年殘暴軍事統治後,前殖民強權美國,確實是以解放者姿態回歸;荷蘭、法國和英國則不同,他們趁日本垮台,坐享漁人之利。東南亞最早的民族運動雖在菲律賓出現,但與越南或印尼不同,菲律賓沒有反抗殖民強權的暴力運動。而共產黨起義,也就是虎克黨叛亂,直到一九五○年才坐大,但兩年後在美國幫助下遭到鎮壓。政權交接只能由地位強大的殖民強權一方開始進行。

早在戰爭前,此番權力轉移就已有過約定。美國在一九一六年基本上就已允諾菲律賓獨立,一九三五年還設下了十年期限。這麼一來,美國便無後顧之憂,因為後殖民階段,有當地菁英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與錫蘭相似,這些人早已從殖民系統,包含美國市場的優惠通路中飽私囊,並重視與美國維持淵遠流長的良好關係。獨立條件包含:美國可租用大型軍事基地九十九年,藉此可充分保障美國亞洲戰略安全與經濟利益。實際上,菲律賓後殖民政權是美國為了補強北方日本堡壘,而在南方設下的戰略基地系統中的錨點。

單純的農業人口得不到好處。美國殖民政府雖為其現代化成果自豪,卻未在農村發起任何土地改革,以減緩鄉間極端不平等的狀況。此地的去殖民是全東南亞國家中最少與社會改革結合的,與南韓、台灣的反差引人玩味。一九四五年後,在美國的敦促下,南韓與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使得大地主階層權力崩壞,藉此創造出經濟起飛的重要條件,但同時菲律賓卻找不到脫離貧困的長期方案。

緬甸

與錫蘭、菲律賓不同,緬甸(一九八九年後,英文國名Birma改為Myanmar)可說是當代去殖民過程中最驚人的失敗範例。由英國觀點來看,失敗原因在於一九四八年緬甸獨立後,背棄昔日的殖民強權與大英國協。不似其他亞洲的前英國殖民地,緬甸的政治行為背離了西敏制民主模式;一九六二年,為期十年的軍政府之建立,打斷了謹慎進行的民主化。此番不尋常的發展有其歷史淵源:一八八○年代,英國併吞緬甸後,全國上下便受到直接的鐵腕統治。與英屬馬來亞不同,英國並未與尚未現代化的緬甸傳統王室建立關係,與佛教僧侶關係也一直是劍拔弩張。由於經濟關鍵掌握在英國與印度之手,當地民間人才發展空間有限;一九三○年代是人民起義與激進學生運動的年代;戰爭期間,緬甸受到特別嚴重的破壞,頑強的民族主義力量原與日本裡應外合,但隨後反目成仇。最終緬甸背負著疲弱的公民機構與軍政背景獨立。

印尼

日本投降後,英國刻不容緩地由印度出發,重新占領緬甸;同時荷蘭和法國的殖民政府在印尼和印度支那徹底垮台,再也無法重振旗鼓。英國和北越的中國國軍接受日本出乎意料的快速投降。這兩個例子中,當地的政治力量都抓緊了實質大權。在印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蘇卡諾在雅加達宣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國土當時至少包含了爪哇與蘇門答臘的一部分,因此也包含約四分之三的印尼人口;三週後,越南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

海牙、巴黎政府、國會與軍方領導,必需果斷作出決定,是否要收復這些實質上已失去的領地。不論收復印尼或越南(爭執無可避免),主要都是出自集體心理因素而下的決定,也就是二戰中因德國受盡的屈辱,他們判斷可以從討伐亞洲叛亂中,提升國家的威望與自信,因為不論軍事上或是政治上,他們都有信心可以輕鬆取勝。此外,他們還堅信一個謠傳,就是殖民地可以振興國內疲弱的經濟,並可為國家增加外交份量。而這些想法的不切實際將於日後獲得證實。一九四九年至五○年,荷軍得從印尼撤退,一九五四年法軍也撤出印度支那。

儘管印尼群島內部區域差異極大、宗教關係緊張,還不時出現反對舊貴族社會與殖民體系掛鉤的改革運動,以及攻擊親日派等狀況,但仍形成相對穩固的結構,使得干涉內政分子企求權力真空的希望落空,新成立的印尼共和政府仍是外交上的發言代表。英國自始至終都不想當荷蘭或法國新帝國主義的墊腳石,便逼迫荷蘭與蘇卡諾妥協。只是,荷蘭海牙政府卻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發動兩次稱作「警察行動」的侵略,試圖使印尼共和政府垮台。雖曾出現游擊叛亂,兩次攻擊仍舊起了軍事作用。但共和政府利用靈活的外交手腕,在新成立的聯合國論壇上讓美國認知到蘇卡諾會對抗共產黨,因此一點也不危險;此外,荷蘭國內大眾愈來愈不願承擔戰爭增長的費用,迫使荷蘭最後不得不坐上談判桌。

和越南與緬甸不同,印尼的民族認同僅在零星範圍中發展。基本上,類似「巴基斯坦」概念的「印度尼西亞」於一九四○年代才成形。因此,一九五○年起建立較為穩定的中央集權國家(鑑於文化明顯的多元性而不採聯邦制),才會更受到關注。印尼和印度與越南不同,在去殖民過程中並未分裂,國際上既不似緬甸走向孤立,也未如菲律賓般產生新的殖民依賴關係。

越南

法國干預越南的規模遠大於荷蘭對印尼的介入。法國攻擊河內與海防港,使得一直以來的干預行動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升級為印度支那戰爭,戰爭持續到一九五四年。衝突惡化之時,荷蘭正好必須為在印尼吃下的敗仗負責,此後戰爭只能靠美國的支持繼續下去。法國錯失了好好撤離越南的良機,只能孤注一擲,盼能以軍力戰勝這個漸漸稱得上是共產世界陰謀分子的對手。與所有去殖民戰爭不同,一九五四年五月奠邊府成為決定性的殺戮戰場,只是戰況不利於殖民強權。法國戰敗後,國際外交上僅找出一個模擬兩可的決策:一九五四年將越南從正中央、北緯十七度的界限切割(原本用意只是要暫時切割),直到第二次戰敗(這次是美國)後,才在一九七五年終止分裂。亞洲去殖民的大時代已過去許久,此刻越南總算迎來了外來統治的終點。越南史上有過多次帝國殖民失敗的紀錄,從前還包含中國,卻從未透過簡單的政治與妥協,輕鬆過渡成為統一的主權國家。

馬來亞

另一個姍姍來遲的是馬來亞的獨立。馬來亞是實施地方分權的英國占領區之集合地,與緬甸截然不同,英國藉既有的王公貴族之手,輕鬆以間接方式統治。長久以來幾乎不曾有以民族主義為由控訴殖民欺壓的情事。非農業經濟活動持續掌控在中國人與印度人手裡,兩者人數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在城市裡更屬壓倒性的多數。不同於南亞和東南亞的殖民地,在馬來亞的人口結構中的族群定義,是民族性大於宗教。除了越南外,也沒有其他地方的共產活動如此盛行。這些運動絕大多數由中國人組成,這群人在日軍侵占時曾遭受格外嚴厲的對待,因此也在抵抗中變得激進。

一九四七年馬來亞共產黨(MKP)轉型為武裝起義之際,英國也全副武裝抗暴(counter-insurgency),並將上百萬中國人遷移到安全的「新村」。一九五○年年中,緊急對策(emergency)成效顯著,馬來亞共產黨最後的戰士在叢林裡銷聲匿跡。獨立既耗時又費力,等到三個族群代表準備好妥協後,協商才開始,長期以來模糊承諾的獨立,終於在一九五七年實現。獨立的馬來亞(一九六三年改制後稱馬來西亞),在保障馬來人某些優先權的前提下,有意識地建構成多民族(multiracial)國家,並與大英國協維持良好關係。

新加坡

早在二十五年前,新加坡成為要塞失敗後,英國便在亞洲開始走下坡。新加坡在繞了不少遠路後,最終也於一九六五年自治,雖然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這個都市國家成了後殖民世界最成功的經濟楷模、前殖民強權在東南亞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主義的末日:去殖民的風潮吹過亞洲與非洲,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世界版圖》,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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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揚森(Jan C. Jansen)
譯者:傅熙理

目前世界上有兩百個國家,都是百年來去殖民風潮下的新生兒。

帝國主義的殖民活動五百年來影響全世界。
台灣也曾是這段歷程中的一部分,
經歷舊帝國主義(荷蘭、西班牙)和新帝國主義(日本)兩次統治。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脫離帝國統治。
本書以清晰筆調描繪這段去殖民的歷程與後續,
希望提供讀者認識現代歷史、理解國際關係的思辨基礎。

本書重點

二戰至今新建立的國家高達一百三十多個。
這反映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去殖民過程,直到今日深深影響你我與周遭世界:

  • 台灣和韓國對日本殖民的視角為何總是不同?
  • 菲律賓總統為了去殖民化要改國名?
  • 澳洲、加拿大等國組成的大英國協又從何而起?
  • 為何有人說歐盟是歐洲歷史退回十五世紀殖民以前的結果?

帝國末日的警鐘

十五世紀以來的殖民活動,到了二十世紀初,發展為從摩洛哥到台灣亞非兩洲處處可見殖民政權。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座警鐘敲響了全世界,那是象徵帝國末日的鐘聲,也是殖民統治的倒數計時。1919年的民族自決與兩次大戰之間蓄積的動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去殖民過程打下了基礎。

世界版圖重新洗牌

去殖民表現在各殖民紛紛以不同的形式脫離殖民母國的統治或改變從屬形式。其次,也讓版圖擴及全世界的歐洲殖民帝國,將領地限縮回歐洲,1970年的歐洲共同體與現代的歐盟,有人說,正是體現了這股潮流。

沒有一個殖民記憶是相同的

去殖民是一個30年間急遽產生的過程,亞洲大多發生於1945-50年之間,非洲則是始於1960年代。過程牽涉甚廣:政權的轉移形式、仰賴殖民母國的經濟建設如何自立、以及在歷史教育中如何處理殖民政權的痕跡。

今日我們清楚看見,即使共有的殖民記憶看起來十分相似,但殖民歷史的詮釋總是搖擺不定。例如回顧日本在東亞殖民統治的「記憶」與評價,南韓將之歸咎為「殖民主義」,台灣則視其為助益良多的「現代化」。況且今日牽涉到政治外交議題,過往的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總會浮上檯面,成為要挾或控訴的利器。

本書以時間為序,系統化描述去殖民過程與在二十世紀中的演化,並提供殖民地、帝國與全球的解釋觀點,追問去殖民為世界經濟、國際體系與思想史帶來的影響,探究去殖民在前殖民地、前殖民母國所遺留之多元且長遠的後果。希望藉此引領讀者思索何謂國族與認同,以及以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來思索現實的社會政治國際議題。

「兩位歷史學家巧妙建構體系,即使非專家也能充分理解這個專業的題材。」——德國時代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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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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