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國族－極度現代主義：不曾消逝殆盡的社會科技想像

文：楊智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前言：沿著「發展」而行的自我認同，誰是先進國家／落後國家？

PTT常見的熱門文章中，有一類型就是在探討台灣到底算不是算是「先進國家／已開發國家」，還是只算一個「後進國家／開發中國家」。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告訴我們，這樣的爭論之所以常常會出現在大眾討論的版面上，正是在於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科技想像──沿著科技發展來衡量自己並且想像未來。

如果回顧科技政策與戰後台灣發展的文獻，一個非常鮮明的討論軸線會浮現出來：我們該如何做才能夠追趕上西方先進國家？該如何進一步的發展自身的社會、經濟與工業？簡單來說，我們該如何進行「現代化」的重要工作？可以說，關於現代化的追求與後進國家的自我認同，形成了我們在戰後五十年內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討論的基本調性。更具體的來說，在「科技發展」的議題上，更是居於主流論調的地位。

其實這樣的現象並不只限於台灣，韓國鄉民也很喜歡問相類似的問題。舉例來說，韓國在戰後發展的歷程，也喜歡將科技的發展等同於工業的進展與技術面的進步，追求一種以國家總體作為單位的「發展」與「進步」的觀點。瞿宛文將上面這種以「落後的羞辱感」所映襯出來「集體追趕的衝動」稱為「發展意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上，我們很能夠理解社會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y）的存在——它是那些渴求、嚮往的想像，經由科技而「經濟要發展、工業要現代化、社會文化要進步」，成為了跨越政黨組織與社會團體藩籬的共通語言。這是戰後台灣社會在進行討論與彼此對話的時候，不可或缺的語言要素，也是在進行政治宣傳時，往往能夠勾引民心的響亮口號。

然而，這樣對於發展與現代化的看法卻常常隱藏著一種誤解，在於將它們視為是理性與技術的全球性擴散，這樣的想法不僅預設著一種核心／邊陲的空間分類，還包含著科學與技術制度化的全球線性與同質化進展。由社會制度化後的科技表現的理性化，往往被認為是全球範圍線性發展軌跡的背後推手。更重要的是，經由這種合理性 [1] 擁護者的看法，科學與技術被認為是純粹工具性的、客觀的與政治上絕對公正的。

然而，當我們更細緻地考察科技同時做為一種想像、一種物質安排與文化，可以發現它在全世界各地展現出非常不一樣的面貌。舉例來說，Thomas Hughes 以電力系統為例，英國倫敦、德國柏林、美國紐約皆展現出它們在系統組成（如：單一發電機組輸出規模的偏好）、操作上不同的特色；而當談到「客觀」的時候，Theodore Porter 以英國精算師（菁英間的信任）、法國國家工兵（鋪設路線之公共利益的具現）與美國的陸軍工兵部隊（政府部門間的競爭關係）為案例，發現他們在作業中所實際操作的「客觀標準」也完全不同 [2]。簡單說起來，在社會中的科技，遠非它表面上的與政治無關、無涉於利益而又機械式的公正無私，恰恰好相反，它是關於信念、價值與文化的，也與歷史、政治牽扯在一起。

戰後的國族－極度現代主義：不曾消逝殆盡的社會科技想像

科技的操作中往往流露著集體渴望的想像，而想像的內涵也常包括科技的實做應用。我們可以採用Sheila Jasanoff和Sang-Hyun Kim在2009年所提出的「社會科技想像」一概念來理解科技實做、文化意涵與集體想像之間的關係：它是「那些較為隱而不顯、議題不特定、目標不明確、無法為政治上所問責、較不工具性，但卻散溢四處的意義。」它是「那些潛藏於科技與社會秩序內的願景，促使著行動者的特定考量、意旨與想望。那些經由科技而支持的，透過集體層次而擁有、展演促成的，對於特定渴求未來的憧憬。」然而，我們需要瞭解，想像的分殊差異不僅出現在不同國家之間，同一時間點、同一社會之內也可能存在著非常不一樣，甚至意涵相互衝突的想像。

正如Bruce Cumings所說，台灣，韓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被視為戰後發展型國家的成功典範，並且有著相似的發展策略。工業化是國家存在的終極目標，也是建設國族經濟的主要途徑，更重要的是，這通常藉由建立一個強大而廣泛的官僚機構和一個中央政府來達成。國族－極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是戰後台灣與韓國的主要社會和政治趨勢，「相信工業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的部署將確保國族經濟的擴張和國家的自主性」。

在此看法中，工業、科學和技術發展不僅能夠在戰後的破敗環境中重建國家經濟，而且還會恢復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極度現代主義由James Scott定義為「一種強大的，甚至可以說是近於炫耀科技〔銳〕實力那樣的，對於科學和技術進步的自信，這包含對於生產的擴展、對日益增長的人類需求之滿足、對自然（包括人類自己）掌控的自信。最重要的是，社會秩序的設計應該比照科學的自然法則一般，依照人類社會的法則來設計。」

在20世紀50年代，韓戰爆發。作為反共擴張的第一島鏈的一部分，國民黨政府獲得了鉅額的美國援助。在韓戰中台灣扮演了後勤供應基地的角色，然而，國民黨政府並沒有得到美國的充分信任。張國暉的研究指出，美援的運作主要是交由一群工程師來處理。這群工程師－技術官僚在此期間成為了政權的重要代理人、不可或缺的交流管道。對於國府政權來說，由工程師來處理美援而非軍事將領，也有實際的利益，這可以降低軍事政變的可能性發生，不管如何，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工程師意外地在戰後政治中扮演了至關重要但又「中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