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台灣史》(五):日本社會的「南方關與」肇始於1872年的「征台論」

《典藏台灣史》(五):日本社會的「南方關與」肇始於1872年的「征台論」
牡丹社事件石門戰役後,日軍指揮官西鄉(圖中坐者)從道與原住民頭目卓杞篤(圖中左坐)、一色(圖中右坐)會面|Photo Credit: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如明治時期的媒體人德富蘇峰所言,倘若把台灣交諸其他強權手中,就如同把南門鎖鑰置於他人之手一般,不僅成為日本國家安全上的隱憂,亦將阻斷今後日本朝往南方拓展的可能性。

文:林呈蓉

日本南進思考之源流

壹、「南進」的定義與脈絡

對「南進」問題之研究學有專精的日本學者矢野暢主張,日本社會之於「南方」的接觸,與其以「南進」稱之,勿寧以「南方關與」(be concerned in south region)表記,較為務實且客觀,畢竟「南進」這個語詞的背後經常是與國策思考連動;另外,戰前對於「南方」的認知多以「南洋」表記,但戰後日本社會則把「南洋」改以「東南亞」記之,其背後似乎意圖抹滅過去昭和時期「南進」給人的負面印象。

然而,若要記取歷史教訓,不再重蹈覆轍,就必須勇敢處理難以面對的「眞相」,因此有必要檢討「南進」的原點,即重新審視前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矢野暢(1936-1999)所謂「南方關與」的歷史脈絡。

提及日本歷史上「南方關與」的原點,自然會聯想到12世紀的古典名著《今昔物語集》,書中充滿對南方國度天竺的憧憬與嚮往,那個時代日本社會不乏夜光貝、象牙、孔雀等南方相關之文物留下。

然而,日本社會系統性地開始往南方進出,則莫過於「朱印船貿易」與「南洋日本町」等時代。「朱印船貿易」大約是在1592-1635年期間,始作俑者乃眾所周知的豐臣秀吉,這位憑著經濟與武力一統天下的人物,在階級社會中白手起家而成為天下共主,在強烈的國際觀思惟帶動下,他意圖擺脫傳統東亞華夷體制下的國際秩序,使日本成為新的東亞盟主,因此提及「南進」就不能不正視豐臣秀吉的「南方關與」。

回顧豐臣秀吉曾為征服明帝國而攻打朝鮮,並更試圖招降南方的高山國(台灣)、西班牙領下的馬尼拉(菲律賓)、葡萄牙領下的果阿(印度),這不禁讓人與近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思考聯想在一起。

豐臣秀吉為有效掌控對外貿易,1587年直接將天然良港長崎納入自己控制下,並在1586年、1588年接連兩次發出海賊取締令;1592年更規定貿易船須攜「朱印狀」才能出航。

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期間,在今中南半島(交趾、東京)、台灣(安平)、東南亞(呂宋)等地皆有日本船進出,短期移民的日本人聚落見諸南洋各地,結構出所謂的「南洋日本町」。此一時期,在荷蘭或西班牙人繪製的古地圖上,福爾摩沙島的安平附近亦可見到兩處日本人聚落。

西班牙人繪製的「福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圖_」
Photo Credit: 玉山社提供
西班牙人繪製的「福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圖」,圖中紅圈部分為日本人聚落

換言之,在織豐政權體制下,不同於過去織田信長時代,西人駕駛「南蠻船」來向日本社會叩關,豐臣秀吉的時代則是日本人駕駛「朱印船」直搗海外。朱印船貿易一直持續到江戶時期的1635年,其後日本社會則進入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寬永鎖國」時代。

事實上,江戶幕府成立初期,在德川家康「善鄰外交」的方針下,對外關係以和親通商為要,朱印船貿易在南洋各地依舊活絡,直到1609年以後因朱印船挾帶優勢資本進行貿易,導致同在南洋進行貿易的歐洲重商主義國家權益受損;而活躍於南洋日本町的日裔移民介入當地政局,引發日本與海外之間的國際紛爭。換言之,此一時期日本朱印船在海外的囂張行徑,帶給幕府不少困擾。

以西班牙為首,1609年馬尼拉當局向幕府要求禁止朱印船過去;同年,葡萄牙的澳門當局亦委請幕府不要讓朱印船停靠該地。德川家康雖沒有接受西班牙的請求,但為避免發生國際紛爭,還是在朱印狀上註記禁止前往澳門。

接著,因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設置據點,而引發1627年濱田彌兵衛的「台灣事件」;同年,又有朱印船在暹羅被西班牙艦隊挾持,朱印狀亦遭沒收,因當時的西班牙國王亦兼葡萄牙國王,因此幕府乃禁止停靠長崎的葡萄牙船出港,同時嚴禁與西歐諸國貿易,情勢一度緊張;同一時期,安南發生內訌,因日本的朱印船乘勢為南北兩方運送武器,導致幕府遭受安南當局抗議;接著,1630年活躍於暹羅日本町的山田長政,則因介入暹羅宮廷內鬥而被毒殺致死,當地的日本町亦遭祝融燒毀。換言之,1630年代德川幕府的對外方針面臨重新檢討的局面,也開始有了一連串鎖國體制之相關法規出現。

濱田彌兵衛事件,日治時期「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石碑
Photo Credit: 玉山社提供
日治時期「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石碑

然而,檢視鎖國體制相關法規,鎖國體制並非全面「鎖國」,而是將對外關係轉向有效管理處之。整體而言,這一連串的法規可歸納出三項重點,其一是儘可能地隔離日本社會與海外人士間的接觸,以避免引發國際紛爭;其二則是嚴禁日本民眾的西教信仰,以避免動搖幕府的財政基盤;其三是整頓海外貿易的管理與統制細目,幕府意圖壟斷對外貿易利權。

曾旅居日本的美國學者Ronald P Tobby(1942-)在其大作"State &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中,以將軍是「用望遠鏡看世界」,淸楚說明鎖國體制以及幕府之於日本國家安全的實質問題。

在江戶時期200多年的鎖國體制下,除了朱印船貿易所引發的糾紛外,有一些對外關係的元素是不容忽視的,包括「奉書船制度」、「絲割符仕法」、「長崎聞役」的角色扮演,以及攸關海防安全的「遠國奉行」如長崎奉行與新潟奉行等。江戶社會因這些對外關係的元素存在,而為日後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之於西學的關心留下伏筆,進而造就日本社會與近代文明有效連結的「蘭學」研究。

然而,關心海外情事者並非只限於將軍,地方武士亦關心海外的情勢發展。位在九州南端的薩摩藩島津氏乃江戶時期距離幕府權力中心最遠的藩國,其第11代藩主島津齊彬(1809-1858),則強烈保有傳統日本社會之於海外的憧憬與幻想。他曾以流放之名,派遣日後人稱為「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前往台灣踏查,而留有「西鄉曾在台灣南澳留下私生子」等逸話。在主君的潛移默化下,明治開國以後對南方島嶼最感興趣的,亦非舊薩摩藩人莫屬。

江戶時代後期,為了有效解決幕府的財政困境,曾考慮以「空國開業」解決困頓的社會經濟,而這個思惟也成為近代日本南進思考的原點。

貳、空國開業: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

明治初期,日本社會的「南方關與」肇始於1872年的「征台論」。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之後,從1879至1895年「乙未割台」為止,日本政府的軍方與外交人員、日本社會的實業界人士,以及以媒體記者為主的知識界人士等,陸續赴台踏查。他們之所以對台灣感興趣,理由林林總總,可能是基於國家安全考量,抑或是為了尋找海外商機,或出於對海外珍奇異聞的好奇使然,但何以選擇蠻荒未開的台灣呢?所謂「南移容易、北轉困難」,礙於北方氣候寒冽,以及台灣位處日本「南方關與」的第一站,不無關聯。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並無法有效撫平江戶時期留下的經濟破綻,新舊體制帶來社會經濟混亂,促使新政府在民眾的不滿聲浪中苟延殘喘。明治時期不少的經世思想家如福澤諭吉、中江兆民、神田孝平、田口卯吉等,開始透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人口論」,而注意到西方的移殖民思想。但這樣的思考亦非突發奇想,而是承繼自幕末「空國開業」之概念,即透過族群移殖、物產交易與土人教化等作為,在列島北方蝦夷地與南方諸島開拓新地。當然,這一切的思考動機則源自於社會經濟壓力。事實上,當時日本社會的蘭學者與國學者等皆認為,朝往「空國」地區,「開業」拓墾,是解決幕末經濟破綻的不二法門。

雖然幕末開國前後,「殖民移住」被各方思想家認為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之一,但是否需要政府介入「指導獎勵」,則各家說法不一。但作為大和民族的移殖適地,一直以來菲律賓都是重要的選項之一。過去,豐臣秀吉時代曾派原田孫七郎試圖攻略菲律賓呂宋島上的馬尼拉;德川家光時代又有長崎奉行榊原職直、抑或是島原領主松倉重政醖釀遠征馬尼拉計畫;而明治時期日本南進論者如田口卯吉(1855-1905)等人,亦多視菲律賓為世界最後的移民適地,畢竟菲律賓地大物博,離日本又不遠。但不容置疑地,佔領台灣則是落實南方經營的第一步。

參、清法戰爭的啟示與「南方關與」

繼1874年的「台灣出兵」(牡丹社事件)後,再次吸引日本社會將目光焦點轉移至台灣的另一關鍵,莫過於1885年的淸法戰爭。1885 年法軍對北台灣的侵擾,主要是源自於淸、法之於安南的宗主權之爭;而同一時期,日、淸之間則針對各自於朝鮮的影響力,互別苗頭。換言之,淸廷成為日、法在亞洲問題上共同的交涉對象。

原本立場一致的日、法兩國,因法國之於北台灣的侵擾而有延宕趨勢,並引發日本之於法軍行動的不信任感。事實上,在其後的淸、法議和交涉過程中,台灣問題一直都是兩造談判的攻防核心。倘若法國對台灣潛藏領土野心的話,從國家防衛線的角度觀之,日本則難以坐視南島之危而不顧。

日、法之於台灣的競合關係,造就了明治時期的名將東鄉平八郎、黑田淸隆等人來台視察,附帶一提的是東鄉、黑田等都是擁有「島嶼情結」的舊薩摩人。而淸法戰役中滬尾、雞籠的實戰狀況是他們觀摩的目的,但與其說是戰技觀摩,勿寧說是戰況監視,則更為適切。當法軍意圖以封鎖台灣,促使淸廷放棄其之於安南的宗主權時,當時世界強權已淸楚意識到台灣海峽之於區域安全的重要性。

換言之,台灣之於東亞、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從淸法戰爭中已可看出端倪。一如明治時期的媒體人德富蘇峰(1863-1957)所言,倘若把台灣交諸其他強權手中,就如同把南門鎖鑰置於他人之手一般,不僅成為日本國家安全上的隱憂,亦將阻斷今後日本朝往南方拓展的可能性。

從國防、移民、經濟等各種層面考量,對深陷半殖民地桎梏的明治日本而言,唯有佔領台灣,才能看到東洋和平的曙光,先不談「圖南飛石」的問題,至少是「南方鎖鑰」的存在。而回顧過去,自16世紀以來日本之於「南方關與」的思考,與日本社會的生存自衛息息相關,而此亦可謂是「南進」思考的源流。

但不容諱言地,明治時期日本社會之於「南方」的概念,並非針對包括中南半島在內的「南洋」地區。對當時的有識者而言,所謂的「南方」,與其說是南洋,勿寧說是「南淸」則較為貼切,例如甲午戰後之翌年(1896)10月,為響應「乙未割台」之後的南進論,川上操六(甲午戰役總參謀長)、荒尾精(上海貿易研究所兼東亞同文書院院長)、奈良原繁(沖繩縣知事)等3人,一起連袂赴台,共商經營南淸之大策。事實上,自甲午戰爭以後,日本社會之於南方的認識,有時甚至天馬行空地遠赴中南美洲,例如曾經是媒體人的竹越與三郎在其《南國記》中的「南方關與」,更試以中南美洲取代南洋,而主張日本的浮沉興廢、國家之進運等,皆關乎太平洋海權的取得與否!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典藏台灣史(五)19世紀強權競逐下的台灣》,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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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呈蓉

一般認為,台灣是在清國與英、法聯軍的戰爭後,宣布開港通商,外國商人才再度來到台灣。實際上,在此之前,活躍於亞洲的各國強權,包含英國與美國等,便注意到地緣相近的台灣與澎湖。

台灣不僅可能是打開清國貿易的門戶,也是銜接東北亞、東南亞的戰略據點,因而被捲入世界局勢。隨後,來往於台灣海峽的各國船隻,或是意圖掌控台灣的各國勢力,都來到這座島嶼。

澎湖群島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覷。擁有許多天然良港的澎湖,地理位置十分關鍵,可說是週邊海域的鎖鑰。歷史上,無論是「倭寇」、荷蘭人,抑或是國姓爺鄭成功,皆曾據地於此。根據史料,不僅是淸國、日本,連法國都深知澎湖群島之於台灣的樞紐地位。

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研究人文科學博士、現任教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的林呈蓉教授,利用包括報紙、雜誌、回憶錄等資料紀錄,講述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對於台灣的認識與企圖,並細膩刻畫19世紀台灣島上發生的重要事件。除此之外,她更從各強權國家在亞洲的爭奪與競爭,以及1896年日軍登台後所發生的事件與環境,看到19世紀台灣當時面對的複雜局勢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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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玉山社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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