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台灣史》(六):從驅逐外國資本到壟斷資本,日治時期米糖經濟與貿易活動發展

《典藏台灣史》(六):從驅逐外國資本到壟斷資本,日治時期米糖經濟與貿易活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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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台灣產業資本完全受到日本資本勢力之壟斷,這種「地方性」的獨佔,也進一步鞏固各企業在日本帝國中的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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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義麟

米糖經濟與貿易活動發展

如前所述,日治初期除了進行土地、人口與各種資源的大調查之外,同時也展開鐵路、公路、港口、郵電網絡等基礎建設與投資,這些都是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事業。接著,日本資本家在台灣總督府的協助下,驅逐外國資本,並逐步從商業資本、產業資本,進一步發展到壟斷資本的金融資本階段。而其中米糖經濟的發展,更是値得我們注意。因為,台灣糖業的發展過程,就是獨佔壟斷資本形成的最佳例子。此外,台灣對外貿易的擴展,也改變了台灣的經濟活動樣貌,特別是各種農產品的輸出,相當令人矚目。其中,糧食作物的稻米變成經濟作物,成為輸日的重要商品,也是一項値得注意的發展。

壹、糖業獨佔壟斷的成立

殖民母國在尙未資本主義化的殖民地,首先會促使其生產商品化,進而發展資本家企業。然而,要讓何種產物商品化呢?這不是殖民地內部可以決定的,而是取決於母國市場與母國資本的要求。因此,殖民地主要商品大多是輸出型商品,特別是輸往母國的消費商品,這類輸出商品大多採用單一耕作(Monoculture)的模式。然而,單一作物化之後,由於經常受到價格波動與資本家剝削之影響,結果往往讓殖民地人民更加貧困。以台灣為例,其主要的產業為砂糖,雖非單一耕作,但也佔了大約一半。

1898年上任的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開始規劃振興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首先是由政府推動設立新式製糖會社。台灣製糖株式會社股份的募集,官方出力甚多,而且每年還給予補助金。自1902-1928年6月底,新式製糖會社已由台灣製糖會社一家成長為11家,總資本額與產能也大幅度提高。在資本累積與企業膨脹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幾家有力的製糖會社,如果從資本與資金系統來看,主要會社為:三井系(台灣、沙轆製糖)、三菱系(明治、鹽水港製糖)、藤山系(大日本、新高製糖),這三大系統約佔製糖業3/4的產量。甚至也可以說,台灣全部會社資本的半數、耕地面積的一半、所有的農家戶數,都在這三大資本家的糖業壟斷控制之下。

1926年,台灣糖業中新式製糖會社的資本為2億6001萬日圓,約佔全台株式會社(股份公司)資本額的一半。全台種植甘蔗的耕地總面積達13萬甲,蔗農戶數約為12萬戶,佔農家總戶數的30%,如過再加上三年輪一次種植甘蔗的耕地,所佔的農家戶數比例更高。1926年台灣出口到國外和日本的產品總値約2億5000萬日圓,其中砂糖佔了1億日圓,出口砂糖中約有九成八的產量是來自新式製糖會社,由此可知其壟斷地位之穩固。

斗六糖廠創始於1909_年,次年由日人收買並改組為「斗六製糖株式會社」
Photo Credit: 玉山社提供
斗六糖廠創始於1909年,次年由日人收買並改組為「斗六製糖株式會社」,1914年合併於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改為「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斗六製糖所」

此外,1910年10月製糖業之卡特爾(Kartell)組織的「台灣糖業聯合會」正式成立。卡特爾是指為了達成市場壟斷而建立的一種機制,亦即透過內部成員的協議,共同控制價格或產量,或者是協議劃分市場範圍等。糖業聯合會就是典型的卡特爾組織,該會控制了販賣價格與原料生產,對外壟斷市場,而後內部逐漸由有力會社主導,故其獨佔地位日益穩固。新式製糖業在擴張事業時,必須投入巨額資金,需要財力雄厚會社投入,如此資金供給者即可控制企業,這是企業集中的必然公式。實際上,三井、三菱等日本金融家確實控制了製糖會社,使其成為日本金融資本主義之一環,所以台灣資本主義化的發展,也達到了金融資本壟斷的階段。

企業集中的過程不僅只在同一生產階段擴張,同時也會向各生產階段發展,形成混合企業。以糖業為例,從甘蔗原料栽種開始,再到製糖、運輸、販賣、糖果生產等過程中,製糖資本投入不同階段事業之經營,逐漸成為複合企業之型態,控制糖業的各種生產階段。此外,對於財力雄厚的資本家而言,其投資項目也不限於糖業,甚至會往其他產業擴張。例如,三井物產除了經營製糖業之外,在茶、米、鴉片、樟腦、礦業等各種產業,也都佔有一席之地,掌握了這些產業從生產到貿易的壟斷地位。由此可知,台灣產業資本完全受到日本資本勢力之壟斷,這種「地方性」的獨佔,也進一步鞏固各企業在日本帝國中的壟斷地位。

日本統治前,台灣屬於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直到1895年以後,近代銀行與近代公司、工廠才逐漸設立,使台灣走上資本主義化之路。例如,1902年成立的台灣製糖會社的橋仔頭工廠,可算是第一家近代化工廠。而後台灣資本家企業激增,如此急速的發展,其根源不外乎日本資本與政府的力量所賜。

台灣主要產物茶、樟腦、米、糖,以及新興的鳳梨、香蕉產業等,都是以供給日本或外國市場為主的出口商品。由於外部市場的存在,再加上前述各項基礎建設完成、金融機構成立,資本家企業化才得以達成,這就是台灣資本主義化之過程。獨佔壟斷是由大資本的力量達成,但不少情況是來自國家權力直接或間接的援助。資本與權力相結合,才能達成眞正的獨佔之目標。在殖民地台灣,官方權力與政策創造資本家獨佔壟斷情況特別顯著。

就台灣5大農產品來看,除了茶葉主要是銷往外國之外;砂糖與香蕉主要是輸向日本,其增加率最大;而台灣人經常食用的米與甘薯,其產量增加的速度也相當驚人,主要也是輸往日本。然而,進一步分析後可以發現,米與甘薯的出口量超過增產之數量。由此可知,台灣農民並非先滿足自己的消費後,再將剩餘輸出,而是將自己生產價格較高的蓬萊米賣到日本,然後再買外來或本地生產的在來米甚是甘藷來補充,藉以滿足島內的糧食需求。

貳、驅逐外國資本勢力

台灣自1858年開港以來,就被納入英美德等外國資本的勢力範圍內,他們以廈門為據點,掌握台灣與大陸的貿易與金融之利益。直到日本統治之後,商業活動之權益才轉入日本資本家手中,貿易對象也轉為日本。從各產業的發展,即可看出日資排除外國資本勢力之過程。

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台灣砂糖貿易由德記、怡記等多家洋行掌握,他們利用買辦制度,將資金貸放給製糖業者並簽訂收購契約,藉此壟斷砂糖生產與貿易利益。加上英商道格拉斯(Douglas)汽船公司控制當時台灣海運,以致砂糖業利潤幾乎為外國商人所獨佔。日本統治後,日本商行在台設立支店,並且打破買辦制度,改由產地交貨,直接與生產者進行交易。此外,在總督府協助下,台灣海運也由大阪商船會社所掌握。由於外國人收購裝運砂糖的管道被切斷,日本糖商才得以迅速擴張,1910之後外國商人完全撤出糖業貿易。

台灣茶業也是被以廈門為據點的洋行所壟斷,他們以匯豐銀行資金為後盾,將資金借貸給媽振館後再轉貸給茶館,茶館再貸給茶農並進行收購,因此茶的買賣價格與砂糖相同,都是由洋行決定與包辦。1907年起,三井物產進入台灣經營茶業貿易,隨後更直接生產茶,將生產與商業資本結合,結果外國資本逐漸受到打壓,但因台茶的貿易對象仍以西方國家為主,所以外國資本並未被完全消滅。

在樟腦方面,英商怡和與德記曾勾結淸廷官員走私出口樟腦,獲得巨利。淸末台灣官員曾經一度想要將樟腦收為專賣,但因外國商人的抗議而未實現。日本統治開始後,1895年頒佈「樟腦製造取締規則」,隔年課徵樟腦稅,引起了外國資本家抗議。1899年實施樟腦專賣制度,由得標者承包專賣,結果英商薩密爾(Samuel)商會得標;1908年總督府先將樟腦改由官方直接經營,再委託三井物產會社販賣,樟腦的商權才歸於日本資本家。像這樣,經由官方的強制收回,再移轉至日商手中,完全是著靠政府強權之保護。鴉片的經營權也是透過專賣制度,日本資本家才得以取代原有的外國勢力。

有關稻米的經營,三井物產從1901年起才開始著手,1904年日俄戰爭後,總督府曾委託三井物產代購三十萬石的台灣米,這件事具有獎勵日商開拓稻米銷售管道之政策意涵。由於台灣米品種在未改良之前,主要以島內交易為主,所以台灣人在稻米交易上擁有一定的勢力。但是隨著蓬萊米生產的普及,台灣米成為輸出日本的貿易品之後,日本商人也開始介入稻米貿易,結果台灣人勢力衰退,稻米買賣部分落入日商之掌控。

1907年前後大部分台灣產業的貿易與海運都已轉入日本資本家之手中,這項貿易權轉移的原因,日商比外商或本島商人更具雄厚的資本實力。日本資本是以產業資本為基礎,再結合商業資本,故遠比只有商業資本的外商更具實力。例如,糖業方面從生產、銷售到融資都有相關企業的奧援。台灣銀行給予日本資本家密切的援助。國家專賣制度的實施,將商權轉移至日本資本家。國家直接給予日本資本家保護與輔助。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稅取消,促使貿易路線由原本的台灣與中國轉為台灣與日本。總體而言,在台灣的日本資本之所以能夠驅逐西方各國資本,除了靠著自身的實力之外,還因為獲得了國家直接或間接的支援。

參、對外貿易活動的擴張

歷史上資本的最初型態為商業資本,而且是外國貿易資本。日本統治台灣前後,台灣的經濟僅單純地與外國商業資本有所接觸,內部並未資本主義化,屬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型態。然而,總督府建立各種基礎事業後,各種資本型態開始發展,社會內部的生產關係也趨向資本主義化。台灣的資本型態大致上是以殖民地貿易為開端來發展,接著商業資本家為了輸出,必然要大量生產殖民地某些商品,另外為了開拓進口商品的銷售,也必須在殖民地設立公司。由於殖民地沒有充裕的資本,為了擴大利潤,這些商業資本家往往就變成產業資本家。

換言之,當資本家獲利之後,大多會再投入生產,生產獲利之後又再從事商業活動,這就是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互相結合之型態。例如:台灣製糖會社的最大股東是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兩者從生產到銷售有密切的關聯。此外,由於產業資本的發展與集中,依賴金融機構的支援更為明顯,結果銀行資本直接與產業、商業資本結合起來,進而發展為金融資本型態。

台灣的貿易過去是以中國與香港為主要對象,日本統治台灣後,透過投資、金融、海運、總督府政策及日本人的往來,台灣貿易逐漸轉向日本。這項改變的最重要因素是關稅制度導入,日本將關稅制度適用於台灣之初,還是根據不平等的協定稅率。明治初年以來,日本外交最重視的目標,就是修改這類不平等條約。以甲午戰爭為契機,透過對外交涉才在1899年提高進口稅率,平均增加了三倍,同時也廢除輸出稅。

台灣的對外貿易雖然也適用新稅率,但輸出稅則繼續徵收,對於銷往日本國內的產品則徵收出港稅。徵收出港稅的商品都是台灣輸往外國的特產,如茶、乾魚和鹹魚、龍眼、麻線、籐等,其稅率與輸出稅相同,只有茶的出港稅較低。不僅稅率不同,基本上台灣對外貿易(進出口)稱之為「輸出入」,與母國的貿易則稱為「移出入」。

透過這項進出口的特殊稅制,產生如下的效果。第一,日本與台灣的商品同樣受到關稅保護,過去日本商品轉由香港進口的現象消失,因為直接從日本國內進口較便宜。第二,必須徵收輸出稅而無出港稅的台灣商品,都被日本國內市場吸收,特別是米、砂糖等重要商品,其影響層面相當大。第三,與歐美修改新稅率時,還簽定最惠國條款,但這類條款都不適用於中國,結果中國的商品受到嚴重的打擊。

到了1910年,隨著糖業的發展,產量與輸出量激增,輸出稅與出港稅才被廢除。1911年以後,完全廢止與歐美的協定關稅,日本與台灣兩地市場都受到更完善的關稅保護。台灣與日本的貿易,原本只佔台灣與外國貿易額的四分之ㄧ而已,日本統治30年後,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貿易,變成是台灣與其他各國的3倍,這項變化的社會意義就是,切斷台灣與中國的紐帶,使其經濟貿易與日本結合。

藉此所達成的目標是,讓外國特別是中國的商業資本家勢力衰微,並使日本資本家容易進入,極端不利於在中國擁有據點的一些台灣資產。其次,台灣人日常生活也受到影響,因為台灣人都是福建與廣東的移民,其生活原本就屬漢人第三節模式,平時必須從中國進口金銀紙、爆竹、食材等特殊的商品,進口稅率若提高,當然會增加台灣人日常生活的負擔。

相反地,從日本輸入的商品便宜,台灣人生活中當然逐漸取用日本商品。殖民地與母國的生活方式、生活條件不同,但卻被統合在關稅同化的制度之下,如此對殖民地原住者的生活與消費,往往會造成一些不利的影響。直到1907年,考量習慣上台灣人日常生活之所需,才針對14種中國商品採特別輸入稅以降底稅率。1911年稅率修改時,也對這類商品以免稅或低稅率的方式處理,這些都是考量台灣人特殊情況而採取的辦法。

透過總督府的刻意的操作,台灣的對外貿易金額確實大幅的增加,但是同時也形成兩種新的樣貌。第一,外貿活動主要都被日商所掌握;第二,台灣的貿易活動,主要是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移出入」為主,台灣與中國或世界各國的貿易比重日益降低。或許這樣的外貿活動,也是殖民地經濟的特色之一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典藏台灣史(六)台灣人的日本時代》,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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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義麟、蔡錦堂

1895年後,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無可否認,這50年的殖民統治與經營,對台灣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統治初期,日本政府曾受到台灣人激烈的抵抗,但很快建立了以總督府為中心的統治體制,並積極推動許多建設與開發。在日本的殖民統治與經營下,台灣社會走上近代化發展之路,台灣人的生活與思想亦隨之改變。

近年來,關於日本時代的研究越來越多,評價也更趨複雜。這不僅是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更連結到「歷史認識」、「歷史教育」的相關爭辯。特別是台灣民主化之後,悠關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益發受到關注,也引起許多討論。

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的何義麟,與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的蔡錦堂,從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主題著手,以持平的態度,提出鳥瞰日治時期這段歷史過程之全景圖像。

他們將重點放在殖民統治體制之建立,以及台灣社會的變遷等兩種層面,並討論日本的對台政策、台灣社會的發展與變化,以及台灣人在反抗殖民和接受近代化之間的掙扎,希望讓讀者更淸楚掌握日本時代的歷史脈動。

《典藏台灣史》套書介紹

全套共七冊的《典藏台灣史》是以全面性觀點,論述史前到當代的一套台灣史鉅作。

張炎憲教授生前推動台灣史普及化,主張由台灣人自己書寫具有主體性觀點的台灣史。因此,思考這套書的內容時,便希望導進晚進的研究成果,促進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瞭解、提升台灣意識。

我們常說:「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然而,立足台灣,除了看見當下與未來,更要回溯過去,瞭解前人如何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汲取多元文化養分,而以拼勁和不服輸的精神,一起成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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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玉山社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