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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提倡人人必須「和移工成為家人」,不如讓主雇關系「正常化」來得實際

與其提倡人人必須「和移工成為家人」,不如讓主雇關系「正常化」來得實際
伊卡全家人和媽媽(最右邊)Photo Credit:李牧宜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身為3位移工的雇主方,我和媽媽唯一給大家的心得就是:關起家門,平常心思考如何不受別人影響,並把和移工的關係正常化、平靜化。

2016年台灣過年,我和媽媽到了印尼中爪哇的Layansari村,探望剛返鄉的移工妹妹安妮,以及接下她工作的朋友伊卡的家人。今年6月,我們再度啟程,約在同一個村莊重逢,過他們的新年。印尼開齋假期的交通真不是蓋的,我們在下午4點半準時跳上車,從雅加達機場出發,開到深夜3點半才抵達小村。從白天開到深夜,也從城市開到了熟悉的偏鄉。

媽媽理解安妮作為媳婦無法在開齋節期間遠行,因此我們約定幾天後,在安妮的婆家見面。我們穿上3年前她從印尼寄來、親手設計的Batik洋裝,在伊卡的陪伴下抵達。車子緩緩開進田野間,看到包著鵝黃色頭巾的安妮,抱著女兒在遠方的院子揮手。我們4個人大擁抱時一度說不出話來,安妮嘴上說「見面是開心的事,不准哭」,雙頰卻已經濕了。

3年前以雇主和雇主女兒的身份首次到Layansari,是那種身為台灣客人,到印尼什麼都沒看過的、什麼都很新鮮的感覺。這次回來同一個地方,因為更被以家人角色迎接,才有機會靜下心來深入他們的生活。

除了安妮和伊卡的家人,我們也去了第3位移工賈娜的家中。賈娜是安妮的親姐姐,接著伊卡之後來到我們家。我們帶著禮物,和她的丈夫及4歲的女兒見面。

我和媽媽坐在院子,和她的丈夫聊著天。透過伊卡一字一句翻譯,漸漸了解為什麼這對夫妻決定忍痛讓妻子來台灣工作、讓丈夫留在當地照顧女兒。而聽丈夫形容,女兒從4歲開始就要開始經歷和母親分離兩地的日子,已經有自己被拋棄的感覺,據說已經好幾個月都拒絕和母親視訊。他們的難言之隱,使我和媽媽心中有些刺痛,我們漸漸瞭解到自己能做的並不多,只能抱抱可愛的胖女孩跟她說,「你知道嗎?媽媽很愛妳,她每天都在想妳」。

賈娜女兒和丈夫的背影
Photo Credit:李牧宜
賈娜的女兒和丈夫,一起牽手散步

我們和前後3位移工有了難得的緣分,漸漸摸索出最舒服的方式和彼此相處,也對自己證明了血緣不一定是親情唯一的根據。隨著時間過去,這似乎已經成為人人稱羨的絕佳案例。好多人希望我能多為她們記錄下更多故事,甚至寫得越深刻越好、越辛苦越好,讓台灣社會知道更多移工背後的辛酸,好讓大家調整自己對待他們的方式。

然而當我對她們的人生了解得越細,就變得越安靜。雖然我很願意記錄下她們在台灣的快樂,但並不願意散播她們苦楚的細節。憑什麼他們的苦痛要成為我們的感動,甚至成為台灣社會拿來自我反省的工具?

而雖然很多人看見我們情同家人的故事,對我們比起了大拇指,但經過這麼多年我思考的是,對台灣所有聘雇移工的家庭來說,成為「家人」真的是必要的嗎?成為家人,是好雇主的唯一典範嗎?難道不像家人,就無法建立美好的主雇關係嗎?如果我們是人人稱羨的絕佳案例,那把一個極端案例分享給大家,到底可以改變些什麼?

「家人」兩個字

對我來說一段好的主雇關係,不一定要是以家人形式呈現,而是實踐彼此的真心尊重和理解。其實家人是世上最難以經營的關係,當雇主為移工考量的事情到了家人的層次,附帶的是更多的期待,很多時候是沒必要的期待。

舉例來說,媽媽過去卯盡全力教安妮和伊卡中文,並像對女兒般地灌輸她們「中文對妳的未來很有幫助」,就如同她小時候教育我的那種「我是為你好」的方式,進行中文教學。

她的方法放在安妮和伊卡身上,有著全然不同的結果。伊卡回印尼後用了一口流利的中文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反觀選擇回鄉下成為全職媽咪的安妮,已經3年沒有用到中文,而且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再有機會使用。一開始媽媽看到安妮中文退步有夠惋惜,像是得知女兒考試成績一落千丈的那種失望。這種匱乏感還持續了非常久,她甚至在想是不是對賈娜的中文教學,也不需要這麼用力了。

我的想法則不同,我認為就是因為安妮學了一口好中文,在台灣的那3年才能過得這麼自信和自在,這多具意義啊。和媽媽慢慢溝通後,她才漸漸成功地把心情調適回來。想想,和我的媽媽已經已經情同女兒、此時此刻正抱著小孩的安妮,如果知道遠在台灣的媽媽有這麼大的失落感,壓力會有多大?

說白了,不要一直倡議每個人都需要「和移工成為家人」了,家人才沒有這麼好當。

和伊卡、安妮重逢的合照
Photo Credit:李牧宜
和伊卡(左)、安妮(右)重逢的合照

細想,為什麼我們急著想模仿?

我們正處在一個很生氣的社會,也可能是這個社會讓我們不得不生氣,使得大家非得把指頭向外指,非得找到一個可以罵的對象,才可以讓自己心情好一點。當雇主、移工相關的負面新聞在電視、網路上散播,民眾開始七嘴八舌,對雙方貼上標籤的雙手從沒停過。直到有一個超美好的例子出現了,大家心中才感到安慰,覺得在這個險惡的世界中,還存在一絲希望。但漸漸地,民眾眼神都移向了極端,因為用一種極端才能抿去另一種極端,和移工成為家人的雇主也逐漸成為大家認為該模仿的「唯一典範」。

寫到這裡我想起,我們當年在安妮回鄉前一天,帶她一起到台北101上看台北市,拍了一些溫馨的照片,做最後的留念。過了一陣子,身邊有朋友告訴我,我們的照片引發了她的「學習之心」,便殷勤地邀約家中的移工,也一起到101上喝咖啡。不料,移工突然看到沒看過的美景,一時只興奮地拿起手機、和家鄉朋友視訊、分享風景畫面,把她晾在一邊。這讓一心想和移工成為家人的她有點失落,她氣餒地說,「早知道不要這麼熱心了,如果連坐下來好好理會她的心都沒有,遑論成為家人,真是好笑」。